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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作为首个完整中译本，至今仍具丰富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陈望道怀着“救亡启蒙”的初心在艰苦条件下专心致译，时刻铭记时代使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并以勇于担当的作为，为民族和人民谋幸福。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坚守信仰，不忘初心”“开放求新，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专心致译”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格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历史典范，也为无数译者和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翻译精神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008-03
一、引言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作为首个完整中译本，该译本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的系统传播，彰显了《共产党宣言》在当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不仅是他进修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其“坚守信仰，不忘初心”“开放求新，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专心致译”的翻译精神完美体现的过程。他怀着“救亡启蒙”的初心在艰苦条件下专心致译，时刻铭记时代的使命，是当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历史典范。并且，他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骨感染和启迪着无数译者和后来者。
二、历史的选择：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语境
1920年，李大钊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共产党宣言》的译介提供了便利。雖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传播基础，但国人了解的只是某些片段。随着其接受度的日益加深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有识之士认为其可作为革命的指导文件，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筹建自己的政党，彼时，《共产党宣言》完整中译本的推出已势在必行。
首个筹划中译《共产主义》的是戴季陶，但“觉得翻译此书的难度很高，便打消了这个念头”[1]，于是就打算请人翻译。邵力子便推荐了陈望道，且说：“能担此重任者，非陈望道莫属”[2]。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且常给《民国日报》撰稿，故文学功底很不错。因此，无论是个人经历、思想认识，还是语言能力，陈望道都是最佳人选。也可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共产党宣言》呼唤着陈望道的翻译，陈译本既有偶然性，也是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于是，陈望道就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色起点”。
三、真理的味道：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经过
（一）留学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
1915年，陈望道东渡日本留学。在四年多时间里，他便完成了物理、经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学习，除了攻读各科专业知识外，还非常关注时事政治，积极参与各种爱国活动。在《从法科的人生往文科的人生》一文中他直言道：“法科万能的时代，法科的人生尽快过去，文科的人生尽快过来吧。”[3]于是，他在广泛涉猎社会、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逐渐转向以中文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成为民族独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4]。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陈望道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人士河上肇和山川均，从他们翻译的文章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还与他们一起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受到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影响的陈望道逐渐认识到要想救国于危难之中，不能仅依靠实业，还要进行非常彻底的社会革命。留日期间是陈望道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国内辛亥革命惨败的沉痛教训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深深地教育了他，让他抛弃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开始向往中国也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二）“一师风潮”，转向译书进行文化启蒙运动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于是，陈望道立即回国，前往“一师”担任语文教员，且以该校为据点，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师风潮”实乃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斗争，它让政府当局震惊，甚至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3]。“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界新旧力量的对比悬殊，“一师”校长经亨颐不得不离开了学校，陈望道也因无法再继续留任而选择离去。“一师风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一切改良都是徒劳，必须有更高的判断标准，即马克思主义新学说。于是，陈望道回到老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并尝试着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三）柴房译书，点燃革命火种
“一师风潮”过后，陈望道成了国内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为此，《星期评论》特邀他试译《共产党宣言》，加上他自己也有此打算，所以，翻译该书乃水到渠成之事。于是，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在参考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此书，当时他只能参照日文版来试译，在翻译过程中克服了众多困难，夜以继日地翻译，终于在1920年4月底前完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的翻译，从此在自己家乡点燃了革命的圣火。
陈译本一问世，就被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作为理论武器来运用，重新审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运用紧密相连。沈玄庐在“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中写道：“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将《共产党宣言》用最精炼有力、最通俗易懂的中国文字全部译了出来，号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渴望光明和解放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5]《共产党宣言》陈译本出版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成立了，从此开启了民族复兴新纪元。
四、永远的初心：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精神
（一）“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的精神
留日期间，怀着伟大抱负的陈望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和书籍，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且终身不变，为日后翻译《共产党宣言》打下了基础。陈望道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实现了救亡启蒙的初心。 从洋务派的兵工科技翻译开始，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的目的就被定位在救亡与启蒙。这一时期翻译家对翻译著作的选择主要是以国家命运及社会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其翻译目的就是“关注现实”，即鲁迅所说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6]“翻译界先驱们也秉承着‘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托命而从事翻译活动。”[7]“五四时期所有浙籍翻译家也秉承救亡启蒙的翻译目的和理念来进行翻译与创作。”[8]作为浙籍翻译家之一的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也继承了这一翻译传统，他响应时代呼唤，紧扣时代脉搏，发出救亡启蒙的时代最强音。
在陈望道之后，《共产党宣言》也出了多个完整中译本，且译本质量越来越高，但陈望道首个中译本的基调作用是其他译本所不能替代的，尤其陈译本诞生的时代背景及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所展现的“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的翻译精神是独一无二的。他怀着“救亡启蒙”的初心砥砺前行，自觉地将翻译放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来考量，把握社会现实的需要，铭记时代使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勇于担当的作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专心致译，展现了“初心”的力量。
（二）“开放求新，奋发图强”的精神
陈译《共产党宣言》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旧思想旧道德的禁锢、旧制度的僵化、封建统治的黑暗及社会的封闭，这也决定了“五四运动”最根本的诉求。“若想打破禁锢、走出封闭和黑暗，就必须走出‘自我’，向他者敞开自身，寻找新出路”，这一切都要依靠翻译的力量才能实现。“翻译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敞开自身，借助他者之镜，从而改造自己，翻译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见闻与启迪，让他们得以从狭窄的地域走向辽阔的世界。”
通过翻译，西方思想开始以不同形式涌进中国，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望道以其开放求新的精神，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让国内的有识之士了解到了域外新思潮，为民族复兴开辟了一条新的思想解放之路;他还通过编辑一些进步刊物，开办夜校与发表演说，启蒙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真正走上了一条“开放求新，救国图强”的道路，让马克思主义新学说与中国社会革命产生了紧密联系。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还在于其启迪了无数民众追寻科学民主，引领新思潮，更在于其直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新实践模式，彰显了开放求新的时代精神。
（三）“艰苦奋斗，专心致译”的精神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把自己吃苦耐劳、专心致译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没有任何中译本供参考，之前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他只能参照日文版和英文版来试译。除参考资料不足外，陈望道还面对着社会形势严峻、居住条件恶劣的困难。当时的浙江处于军阀卢永祥的统治之下，民生不安，时常有警察乡长之类的人到农村乱闯捞油水，所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务必保密。于是为了掩人耳目，陈望道将翻译地点设在宅旁年久失修的柴房里，屋内除了两条长凳和一块铺板，什么设备也没有，陈望道就将木板铺在长凳上当作桌子，在上面译书。白天靠从窗口照进来的光线默默翻译，到了晚上为了不被人发现，则将窗口严实地封闭起来，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陈望道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翻译，几天下来就消瘦了不少。加之南方山里的春天深夜寒氣依旧逼人，一旦坐久了，手脚就会变得冰冷甚至麻木酸疼，但这些困难陈望道丝毫不在意，为了让译文能够准确达意，始终都是在聚精会神地斟词酌句，心无旁骛地专心致译。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墨汁当红糖蘸着吃”的感人佳话。陈望道是在环境险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才秘密地完成《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鲁迅曾称赞道：“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为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五、陈望道翻译精神的当下意义
陈译《共产党宣言》是首个完整中译本，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与陈译《共产党宣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及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仍不断强调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忘初心、开放求新、艰苦奋斗”的翻译精神和不同凡响的译者风骨和魅力给予人以深刻的启迪。
首先，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历史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对于身处五四时期的陈望道来说，由于深受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实现救亡启蒙的目的，他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正是胸怀“救亡与启蒙”，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敏锐地把握社会现实需要，才让他抛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向往中国也能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于是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译介。他时刻铭记时代的使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并以勇于担当的作为展现了“初心”的力量。
其次，为无数译者和后进者树立了榜样。陈望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专心致译，以其不同凡响的译者风骨和人格魅力——一颗炙热的救国心，孜孜不倦的敬业心，感染和启迪着无数译者和后进者，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对于现在的译者来说，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更要具有开放求新的精神和国际视野及胸怀，这种精神和视野要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协调，与民族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与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契合。在当前中外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译者不仅是语言翻译者，更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要时刻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不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还要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更要有“唯其艰难更知勇毅”的坚定进取之心。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坐标中，译者只有将个人的成长融入到民族发展和国家富强中去，敢于直面风险和挑战，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方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不忘初心的优秀译者。
结语
纵观陈望道早年的革命生涯和求学经历，他始终站在进步思想和时代浪潮的最前线，追求进步与真理。陈译《共产党宣言》作为首个完整中译本，从出版之日起就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高尚的精神品格、坚定的信念及“初心”，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98.
[2] 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J].中国翻译，2012（3）.
[3] 陆珠希，王长金.陈望道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观察与思考，2015（5）.
[4] 金普森.陈望道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浙江学刊，1991（4）.
[5] 陈振新，周晔.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J].中国高等教育，2016（Z2）.
[6]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2卷1920—19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7.
[7]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58.
[8] 贺爱军.浙江翻译传统及其对当下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启示[J].中国翻译，2018（2）.
作者简介：付艳艳（1985—），女，汉族，河南开封人，在读博士，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研究方向为译介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翻译精神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4-0008-03
一、引言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作为首个完整中译本，该译本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的系统传播，彰显了《共产党宣言》在当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不仅是他进修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其“坚守信仰，不忘初心”“开放求新，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专心致译”的翻译精神完美体现的过程。他怀着“救亡启蒙”的初心在艰苦条件下专心致译，时刻铭记时代的使命，是当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历史典范。并且，他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的译者风骨感染和启迪着无数译者和后来者。
二、历史的选择：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语境
1920年，李大钊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共产党宣言》的译介提供了便利。雖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已有了一定的传播基础，但国人了解的只是某些片段。随着其接受度的日益加深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有识之士认为其可作为革命的指导文件，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筹建自己的政党，彼时，《共产党宣言》完整中译本的推出已势在必行。
首个筹划中译《共产主义》的是戴季陶，但“觉得翻译此书的难度很高，便打消了这个念头”[1]，于是就打算请人翻译。邵力子便推荐了陈望道，且说：“能担此重任者，非陈望道莫属”[2]。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且常给《民国日报》撰稿，故文学功底很不错。因此，无论是个人经历、思想认识，还是语言能力，陈望道都是最佳人选。也可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共产党宣言》呼唤着陈望道的翻译，陈译本既有偶然性，也是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于是，陈望道就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色起点”。
三、真理的味道：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前后经过
（一）留学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
1915年，陈望道东渡日本留学。在四年多时间里，他便完成了物理、经济、文学、哲学等学科的学习，除了攻读各科专业知识外，还非常关注时事政治，积极参与各种爱国活动。在《从法科的人生往文科的人生》一文中他直言道：“法科万能的时代，法科的人生尽快过去，文科的人生尽快过来吧。”[3]于是，他在广泛涉猎社会、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逐渐转向以中文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成为民族独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4]。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陈望道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人士河上肇和山川均，从他们翻译的文章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还与他们一起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受到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影响的陈望道逐渐认识到要想救国于危难之中，不能仅依靠实业，还要进行非常彻底的社会革命。留日期间是陈望道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国内辛亥革命惨败的沉痛教训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深深地教育了他，让他抛弃了“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开始向往中国也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二）“一师风潮”，转向译书进行文化启蒙运动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于是，陈望道立即回国，前往“一师”担任语文教员，且以该校为据点，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师风潮”实乃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斗争，它让政府当局震惊，甚至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3]。“一师风潮”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界新旧力量的对比悬殊，“一师”校长经亨颐不得不离开了学校，陈望道也因无法再继续留任而选择离去。“一师风潮”让陈望道认识到如果不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一切改良都是徒劳，必须有更高的判断标准，即马克思主义新学说。于是，陈望道回到老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并尝试着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
（三）柴房译书，点燃革命火种
“一师风潮”过后，陈望道成了国内文化教育界的风云人物。为此，《星期评论》特邀他试译《共产党宣言》，加上他自己也有此打算，所以，翻译该书乃水到渠成之事。于是，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在参考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开始翻译此书，当时他只能参照日文版来试译，在翻译过程中克服了众多困难，夜以继日地翻译，终于在1920年4月底前完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的翻译，从此在自己家乡点燃了革命的圣火。
陈译本一问世，就被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作为理论武器来运用，重新审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运用紧密相连。沈玄庐在“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中写道：“陈望道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将《共产党宣言》用最精炼有力、最通俗易懂的中国文字全部译了出来，号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渴望光明和解放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5]《共产党宣言》陈译本出版不到一年，中国共产党就正式成立了，从此开启了民族复兴新纪元。
四、永远的初心：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精神
（一）“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的精神
留日期间，怀着伟大抱负的陈望道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和书籍，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信仰，且终身不变，为日后翻译《共产党宣言》打下了基础。陈望道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实现了救亡启蒙的初心。 从洋务派的兵工科技翻译开始，中国近代翻译活动的目的就被定位在救亡与启蒙。这一时期翻译家对翻译著作的选择主要是以国家命运及社会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其翻译目的就是“关注现实”，即鲁迅所说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6]“翻译界先驱们也秉承着‘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托命而从事翻译活动。”[7]“五四时期所有浙籍翻译家也秉承救亡启蒙的翻译目的和理念来进行翻译与创作。”[8]作为浙籍翻译家之一的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也继承了这一翻译传统，他响应时代呼唤，紧扣时代脉搏，发出救亡启蒙的时代最强音。
在陈望道之后，《共产党宣言》也出了多个完整中译本，且译本质量越来越高，但陈望道首个中译本的基调作用是其他译本所不能替代的，尤其陈译本诞生的时代背景及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所展现的“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的翻译精神是独一无二的。他怀着“救亡启蒙”的初心砥砺前行，自觉地将翻译放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来考量，把握社会现实的需要，铭记时代使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勇于担当的作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专心致译，展现了“初心”的力量。
（二）“开放求新，奋发图强”的精神
陈译《共产党宣言》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旧思想旧道德的禁锢、旧制度的僵化、封建统治的黑暗及社会的封闭，这也决定了“五四运动”最根本的诉求。“若想打破禁锢、走出封闭和黑暗，就必须走出‘自我’，向他者敞开自身，寻找新出路”，这一切都要依靠翻译的力量才能实现。“翻译的作用就在于通过敞开自身，借助他者之镜，从而改造自己，翻译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新的见闻与启迪，让他们得以从狭窄的地域走向辽阔的世界。”
通过翻译，西方思想开始以不同形式涌进中国，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望道以其开放求新的精神，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让国内的有识之士了解到了域外新思潮，为民族复兴开辟了一条新的思想解放之路;他还通过编辑一些进步刊物，开办夜校与发表演说，启蒙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真正走上了一条“开放求新，救国图强”的道路，让马克思主义新学说与中国社会革命产生了紧密联系。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还在于其启迪了无数民众追寻科学民主，引领新思潮，更在于其直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新实践模式，彰显了开放求新的时代精神。
（三）“艰苦奋斗，专心致译”的精神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把自己吃苦耐劳、专心致译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没有任何中译本供参考，之前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还不是很多，他只能参照日文版和英文版来试译。除参考资料不足外，陈望道还面对着社会形势严峻、居住条件恶劣的困难。当时的浙江处于军阀卢永祥的统治之下，民生不安，时常有警察乡长之类的人到农村乱闯捞油水，所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事务必保密。于是为了掩人耳目，陈望道将翻译地点设在宅旁年久失修的柴房里，屋内除了两条长凳和一块铺板，什么设备也没有，陈望道就将木板铺在长凳上当作桌子，在上面译书。白天靠从窗口照进来的光线默默翻译，到了晚上为了不被人发现，则将窗口严实地封闭起来，点上煤油灯继续翻译，陈望道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翻译，几天下来就消瘦了不少。加之南方山里的春天深夜寒氣依旧逼人，一旦坐久了，手脚就会变得冰冷甚至麻木酸疼，但这些困难陈望道丝毫不在意，为了让译文能够准确达意，始终都是在聚精会神地斟词酌句，心无旁骛地专心致译。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墨汁当红糖蘸着吃”的感人佳话。陈望道是在环境险恶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才秘密地完成《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鲁迅曾称赞道：“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为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五、陈望道翻译精神的当下意义
陈译《共产党宣言》是首个完整中译本，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与陈译《共产党宣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及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仍不断强调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忘初心、开放求新、艰苦奋斗”的翻译精神和不同凡响的译者风骨和魅力给予人以深刻的启迪。
首先，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历史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而对于身处五四时期的陈望道来说，由于深受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实现救亡启蒙的目的，他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正是胸怀“救亡与启蒙”，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敏锐地把握社会现实需要，才让他抛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向往中国也能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于是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译介。他时刻铭记时代的使命，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并以勇于担当的作为展现了“初心”的力量。
其次，为无数译者和后进者树立了榜样。陈望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专心致译，以其不同凡响的译者风骨和人格魅力——一颗炙热的救国心，孜孜不倦的敬业心，感染和启迪着无数译者和后进者，为他们树立了榜样。对于现在的译者来说，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更要具有开放求新的精神和国际视野及胸怀，这种精神和视野要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协调，与民族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与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契合。在当前中外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译者不仅是语言翻译者，更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要时刻以国家和民族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不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还要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更要有“唯其艰难更知勇毅”的坚定进取之心。在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坐标中，译者只有将个人的成长融入到民族发展和国家富强中去，敢于直面风险和挑战，勇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方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不忘初心的优秀译者。
结语
纵观陈望道早年的革命生涯和求学经历，他始终站在进步思想和时代浪潮的最前线，追求进步与真理。陈译《共产党宣言》作为首个完整中译本，从出版之日起就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高尚的精神品格、坚定的信念及“初心”，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 叶永烈.红色的起点[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98.
[2] 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J].中国翻译，2012（3）.
[3] 陆珠希，王长金.陈望道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观察与思考，2015（5）.
[4] 金普森.陈望道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浙江学刊，1991（4）.
[5] 陈振新，周晔.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J].中国高等教育，2016（Z2）.
[6] 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2卷1920—19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7.
[7]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58.
[8] 贺爱军.浙江翻译传统及其对当下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启示[J].中国翻译，2018（2）.
作者简介：付艳艳（1985—），女，汉族，河南开封人，在读博士，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研究方向为译介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
（责任编辑：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