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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迅速，故而有必要对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异作细致探讨，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构建提供理论依据。现有的主流理论多从金融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状态做评估与剖析。本文将以此为主要方法，佐以论证和引述，以湖南为例，浅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地区差异；金融排斥；湖南
湖南省各县、市、自治州的金融情况差异主要可分为经济整体发展、信贷信用状况以及由此部分决定的金融生态状况三个方面。
经济整体发展一项可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2008年湖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中，最高的为长沙市（45765元），最低的为邵阳市（8332元），二县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差高达37433元。单就县域而言，这样的差距则更加骇人。例如长沙市雨花区人均GDP与邵阳市隆回县相较，差距就十分巨大，甚至有18.87倍之多。当年雨花区人均GDP突破十万大关，邵阳市隆回县却仍然徘徊在五千元左右。二者的差距已经达到了当年全国地区两级绝对差一倍之多（9.56倍）。其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数据大起大落，长沙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超八千元，然而一贯经济发展乏力的湘西地区仅一两千元的收入，停留在长沙地区四分之一的水平。若进一步缩小比较样本的范围，查阅县域数据，这个差异的上升趋势仍旧非常明显。长沙雨花区的农民十分富足，人均纯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元，令刚刚突破一千五百元关隘的郴州市汝城县相形见绌，仅仅是一省之内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差距竟可以达到十倍之多。
其次，农村信用环境和法制環境也面临着强弱差异过于夸张的窘境。在一份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对湖南金融生态数据的分析中还指出，除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两项指标外，其余所有和金融信贷相关的指标指数无一项稳定，诸如农业贷款不良率、农村社会安全满意度、农民信用意识程度等多项金融信用指标在十四个地级市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别。信用最好的县域的不良贷款率仅为排名末位的县域的不良贷款率的十分之一。长株潭经济区、泛湘南经济区、大湘西经济区和环洞庭湖经济区的信贷资产质量依序剧烈降低。
故由上述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湖南省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基本轮廓。长沙市、湘潭市地区总体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强劲，相应农村金融生态土壤优良，更加适合于金融信贷行业的生长和完善；湘西州、怀化市地区则掣肘于孱弱低迷的经济水平和实力，难以为金融信贷行业的发展提供宽松适宜的空间。因此，这样的评价结果也显然反映出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之间实在的正相关性。
对于这样呈现巨大差异性的结果，可以主要分为差别区位条件、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农和城镇化进程差异和整体客观经济情况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第一点，一个地区的潜在经济机会显然与其区位和交通条件有很强的关系（例如旅游服务行业，投资商的用度考量等），就湖南来讲，长株潭地区受长沙高速发展的带动作用强；泛湘南经济区毗邻野珠三角冶，这就直接导致其在承接野珠产业转移方面具有难以抗衡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区域更早地接受了发达城市和沿海地区的辐射作用，在一个较其他地区早得多的时期就形成了市场机制和现代金融信用意识。环洞庭湖经济区和大湘西经济区地理位置太过偏远，这就直接决定了他们接受带动时要面临巨大的阻碍。而环洞庭湖经济区同时还肩负全省的主要农区重任，故尚未走出农业经济的范畴。
第二点，在湖南省实行的（乃至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造成金融生态环境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湖南省政府积极打造长株潭经济区，推动实行长株潭政治经济一体化战略，并且从投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向长株潭经济区重点倾斜。长株潭经济区的投资水平和产业布局所占比重远远领先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最终导致在2004年的统计数据中，大湘西经济区的平均经济水平估值甚至只达到了长株潭经济区的七分之一。
第三点，在湖南省各个县域的非农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他们各自的区位因素、经济因素等条件限制，各大经济区进程的路线和方式都产生了较大差异。长株潭经济区非农业化进程起步较早（具体见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讨论），到2004年末，长株潭经济区的第二产业的贡献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接近40%。正当长株潭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快速的城镇化和非农化正轨之时，其他各大经济区中第二产业的贡献率甚至仍然低于20%。各地依托区位资源等特点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进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来走向非农化，这些不同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对市场体系的形成以及信贷信用意识的构建都在一点点的积累中将差异放大。例如城郊型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这些外向型经济模式更易于促进市场体系完善；而传统小农经济则会制约这种进程的萌芽和生长。
第四点，整体客观经济情况对金融状况也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首先，湖南省拥有着极其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和令人咋舌的贫困人口占比。截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村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四千万的农村人口中有两千万是贫困人口，二者计算得出湖南全省界内贫困人口占比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全国扶贫办给出的统计数据中，全国的贫困人口占比也仅有百分之三，这就成为了湖南省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主要包袱。其二，湖南省最大的产业仍然是农业，但是技术依旧低下。湖南省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农业景况却难以让人乐观，农产品品种结构未经优化，极少引进优良品种，生产设备落后低下，基础设施薄弱不堪。再加上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使投入产出比代价极其高昂，千疮百孔的农民赖以生存的市场体系更是雪上加霜，这都决定着湖南省经济目前难以发生长足进步的悲观定局。
综上所述，湖南省各地区由于自身所处的大环境经济状况不甚优良，再加上各地区初始发展条件互有差异，催生了各有侧重、参差不齐的发展战略与政策。这些战略政策又反过来加速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甚至两极化，最终导致了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经济模式不一而同的复杂局面。这又直接影响了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并进而对信贷信用、金融状况造成了拉裂式的两极化影响，致使产生了巨大的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周妮笛.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李静.农村金融发展情况[J].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
[3]周妮笛.基于AHPDEA模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J].中国农村观察，2010.
作者简介：
李木子，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关键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地区差异；金融排斥；湖南
湖南省各县、市、自治州的金融情况差异主要可分为经济整体发展、信贷信用状况以及由此部分决定的金融生态状况三个方面。
经济整体发展一项可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一，2008年湖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中，最高的为长沙市（45765元），最低的为邵阳市（8332元），二县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差高达37433元。单就县域而言，这样的差距则更加骇人。例如长沙市雨花区人均GDP与邵阳市隆回县相较，差距就十分巨大，甚至有18.87倍之多。当年雨花区人均GDP突破十万大关，邵阳市隆回县却仍然徘徊在五千元左右。二者的差距已经达到了当年全国地区两级绝对差一倍之多（9.56倍）。其二，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数据大起大落，长沙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超八千元，然而一贯经济发展乏力的湘西地区仅一两千元的收入，停留在长沙地区四分之一的水平。若进一步缩小比较样本的范围，查阅县域数据，这个差异的上升趋势仍旧非常明显。长沙雨花区的农民十分富足，人均纯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元，令刚刚突破一千五百元关隘的郴州市汝城县相形见绌，仅仅是一省之内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差距竟可以达到十倍之多。
其次，农村信用环境和法制環境也面临着强弱差异过于夸张的窘境。在一份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对湖南金融生态数据的分析中还指出，除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两项指标外，其余所有和金融信贷相关的指标指数无一项稳定，诸如农业贷款不良率、农村社会安全满意度、农民信用意识程度等多项金融信用指标在十四个地级市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别。信用最好的县域的不良贷款率仅为排名末位的县域的不良贷款率的十分之一。长株潭经济区、泛湘南经济区、大湘西经济区和环洞庭湖经济区的信贷资产质量依序剧烈降低。
故由上述论述，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湖南省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基本轮廓。长沙市、湘潭市地区总体经济实力雄厚，发展强劲，相应农村金融生态土壤优良，更加适合于金融信贷行业的生长和完善；湘西州、怀化市地区则掣肘于孱弱低迷的经济水平和实力，难以为金融信贷行业的发展提供宽松适宜的空间。因此，这样的评价结果也显然反映出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之间实在的正相关性。
对于这样呈现巨大差异性的结果，可以主要分为差别区位条件、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农和城镇化进程差异和整体客观经济情况四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第一点，一个地区的潜在经济机会显然与其区位和交通条件有很强的关系（例如旅游服务行业，投资商的用度考量等），就湖南来讲，长株潭地区受长沙高速发展的带动作用强；泛湘南经济区毗邻野珠三角冶，这就直接导致其在承接野珠产业转移方面具有难以抗衡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区域更早地接受了发达城市和沿海地区的辐射作用，在一个较其他地区早得多的时期就形成了市场机制和现代金融信用意识。环洞庭湖经济区和大湘西经济区地理位置太过偏远，这就直接决定了他们接受带动时要面临巨大的阻碍。而环洞庭湖经济区同时还肩负全省的主要农区重任，故尚未走出农业经济的范畴。
第二点，在湖南省实行的（乃至全国范围内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造成金融生态环境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湖南省政府积极打造长株潭经济区，推动实行长株潭政治经济一体化战略，并且从投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向长株潭经济区重点倾斜。长株潭经济区的投资水平和产业布局所占比重远远领先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最终导致在2004年的统计数据中，大湘西经济区的平均经济水平估值甚至只达到了长株潭经济区的七分之一。
第三点，在湖南省各个县域的非农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他们各自的区位因素、经济因素等条件限制，各大经济区进程的路线和方式都产生了较大差异。长株潭经济区非农业化进程起步较早（具体见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讨论），到2004年末，长株潭经济区的第二产业的贡献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经接近40%。正当长株潭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快速的城镇化和非农化正轨之时，其他各大经济区中第二产业的贡献率甚至仍然低于20%。各地依托区位资源等特点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进而采取不同的发展模式来走向非农化，这些不同的非农化城镇化进程对市场体系的形成以及信贷信用意识的构建都在一点点的积累中将差异放大。例如城郊型经济、民营经济、园区经济这些外向型经济模式更易于促进市场体系完善；而传统小农经济则会制约这种进程的萌芽和生长。
第四点，整体客观经济情况对金融状况也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首先，湖南省拥有着极其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和令人咋舌的贫困人口占比。截至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省农村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四千万的农村人口中有两千万是贫困人口，二者计算得出湖南全省界内贫困人口占比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全国扶贫办给出的统计数据中，全国的贫困人口占比也仅有百分之三，这就成为了湖南省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主要包袱。其二，湖南省最大的产业仍然是农业，但是技术依旧低下。湖南省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农业景况却难以让人乐观，农产品品种结构未经优化，极少引进优良品种，生产设备落后低下，基础设施薄弱不堪。再加上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使投入产出比代价极其高昂，千疮百孔的农民赖以生存的市场体系更是雪上加霜，这都决定着湖南省经济目前难以发生长足进步的悲观定局。
综上所述，湖南省各地区由于自身所处的大环境经济状况不甚优良，再加上各地区初始发展条件互有差异，催生了各有侧重、参差不齐的发展战略与政策。这些战略政策又反过来加速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甚至两极化，最终导致了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经济模式不一而同的复杂局面。这又直接影响了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并进而对信贷信用、金融状况造成了拉裂式的两极化影响，致使产生了巨大的区域差异。
参考文献：
[1]周妮笛.湖南省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李静.农村金融发展情况[J].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
[3]周妮笛.基于AHPDEA模型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J].中国农村观察，2010.
作者简介：
李木子，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