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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战胜种种艰难险阻而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瑰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精神支撑。保存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总的来说，这项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曲艺艺术因口传心授的主要传承模式和以方言为基础的艺术特点，总体呈现出广而散、多而杂的存世特点，尤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整理保护。
对曲艺艺术资料的整体保护工作开展较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期，部分有条件的省市陆续开展了挖掘、抢救、整理传统曲艺艺术资料的工作，在曲词的搜集整理、曲目的恢复重排、音乐的记录研究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注重对老艺人从艺经历和艺术成就的收束规整。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技术、器材、保存条件的不足，以及人为因素和社会大环境的限制，整理成果有相当部分未能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实在令人扼腕。当前，随着老一辈曲艺工作者的逐渐离世，相当数量只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艺术珍宝有彻底湮灭的危险，为此，曲艺界和对曲艺艺术有浓厚兴趣的研究者们争分夺秒，以口述史的形式留存了大量资料。
近年来，曲艺重镇天津组织起了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用多种形式开展口述史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我目前所知，参与类型工作的大多为青年人，缺乏对曲艺艺术史的综合了解和整体把握，部分访问提纲缺少针对性，不利于引导受访者进行深度回忆。而在记叙整理资料时，不能领会受访者意图或者明了专业知识的情况也间有发生。类似种种，导致最后成型的资料白玉有瑕。所以我建议，当前对曲艺资料的整理，参与者一方面要和时间抢速度，一方面也不能贪大求全，萝卜快了不洗泥，还是应对所为之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整理资料过程中，相关人员如果发现一些表述不详尽、解释不清晰的地方，或是只能存疑的情节，仍然应该保存在记录中，留待他日探讨处置，切不可为了追求资料的完整、顺畅而随意舍弃。即使是在一定时间内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也要如实保留，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续发展的负责。
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
天津是我国北方评书重镇之一，书目丰富，名家云集，陈士和先生演说的《聊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士和先生自1925年携技来到天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让得自张智兰先生亲传的《聊斋》火遍津沽，茶社、杂耍场和商业广播电台中，都有他说《聊斋》的声音。他在演说《聊斋》时，必要结合情节，对相关的行业特点进行详细考证，力求精细刻画社会背景、时代环境和人物形象，50多个“志目”皆是如此。正因如此，他的《聊斋》评说透彻，细腻精当，享誉津门30年，影响深远。
1954年，天津市曲艺工作团记录老艺人口述传统曲词的工作顺利完成，天津市文化局旋即与天津文史馆协作，着手抢救评书《聊斋》。有关方面敦请68岁的陈士和先生遴选、确定书目，之后就聘请多位熟谙戏曲曲艺艺术的专家学者，成立专题小组，并选定天津南市的通海茶楼作为实况演出录音地点，此外，天津文史馆也安排了录音场地，两处的工作错落开展。一切就绪，录制工作于当年8月中旬郑重启动。
通海茶楼是清末以来的著名书馆，众多评书名家都曾在此演出。当时的经营者杨恩荣也全力配合此项工作。主办方张贴了大红纸横幅：“天津市文化局特邀评书艺员陈士和每晚七点灯下开书”。听众踊跃，座无虚席。至11月中旬，已经有13个回目完成录制，但第14个回目录制到一半时，因陈士和先生患病，无奈终止。后来陈士和先生一病不起，于1955年辞世，他的弟子补录了第14个回目的另一半内容，至此，陈氏《聊斋》共留下14个书目的演出实况录音。这些资料的珍贵之处在于真实、完整地记下了陈士和老先生的讲述和现场听众的反应。
随后，将录音转为文字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有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天津市文化局创作室等单位的华粹深、何迟、吴同宾、张国贤、张奇墀、林彦、江虹、丁元等多位精英。但在文字陆续出版之后，当年亲历老先生现场演出的听众或有“记录不全”的反映。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尽力收集到一些资料，也接触了当年参与整理工作的几位老先生，得到的几个数字，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
早在录制筹备阶段，有关方面曾嘱请陈士和先生对演说内容进行精简，老先生认真做了，但刊印的文字版本却又更“进了一步”。
1.《毛大福》。原始记录稿在50000字以上，整理后实得25000字。
2.《向杲》。记录稿字数不详，但整理后实得40000字。《中国曲艺志·天津卷》240页说，“（陈士和）经近五十年的加工，内容词句、语汇基本固定，又经逐字逐句推敲，语言典雅、规范，用词准确。”“原口述记录中有描述妓院的部分，是陈士和经过反复查访、加工，真实反映当时妓院内幕的记述。整理本将其完全删除。后原稿散失，已无从寻觅。”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删除的内容也不在少数。
3.《瑞云》。《聊斋》中此处原文约有895字，但陈士和先生在书馆可说3天，内容精简后仍有70000余字，最终刊发30000字。
4.《画皮》。《聊斋》中此处原文约有1214字。陈士和先生现场演出精简版本有50000字，最终刊发26000字。整理稿原始记录稿的主题将劝善及劝诫色改为提高警惕、不被假象蒙蔽。因此变化，记录稿中凡不合此意处均做了改动和删减。
5.《席方平》。《聊斋》中此处原文约有2000字。陈士和先生现场演出精简版本有160000字，最终刊发40000字，仅留存了四分之一。整理稿将原书目中人物的迂腐与憨直判作是粗鲁、光棍的江湖气，涉及内容均有删减。陈士和先生对书目中常见的“判词”都有极为细致、精当的解释，尤以典故的诠释被人称道，而在刊行稿中，判词都被删去。
陈士和先生25岁在北京拜《聊斋》名家张智兰先生为师，尽得真传，38岁来到天津，穷一生之心力，使《聊斋》名响曲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14段录音却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仅上文提及的5段书目，记录稿总字数应在40万字以上，但整理后的刊行稿字數只有16万1千字，删减总字数有24万之多。由此可见，其余9段的“效果”如何。无奈，年深日久，岁月更替，当时的音响、文字早就“散失，已无从寻觅”，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失去的再不能追回。一番辛劳，最终却只留下无尽的惋惜和遗憾。
当年参加记录整理的前辈，同样被惋惜和遗憾折磨了多年。据吴同宾先生生前转述，华粹深先生、何迟先生都不止一次提起自己不得已的“失误”。他们在记录的时候，都被陈士和精湛的评书艺术折服，甚至入迷。受到大环境影响，当时清除旧文艺糟粕的愿望普遍存在，但辩证的看待问题最终变成了“一刀切”，确实也怪不得从事具体工作的诸位前贤。
历史是对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个不该被抛弃的思想源泉。产生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社会背景的文艺作品，一定会有不合于今天的成分。但它们带有的当时的历史烙印，亦可让我们窥见文化发展的剪影与社会变革的瞬息。更重要的是，其中承载着在某个时期可供借鉴的东西。将之束之高阁以待来者，也比一剪了之要强。
圆泽广被，和而不同，应该是文化自信重要的底色。
（责任编辑/马瑜）
对曲艺艺术资料的整体保护工作开展较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前期，部分有条件的省市陆续开展了挖掘、抢救、整理传统曲艺艺术资料的工作，在曲词的搜集整理、曲目的恢复重排、音乐的记录研究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注重对老艺人从艺经历和艺术成就的收束规整。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技术、器材、保存条件的不足，以及人为因素和社会大环境的限制，整理成果有相当部分未能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实在令人扼腕。当前，随着老一辈曲艺工作者的逐渐离世，相当数量只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艺术珍宝有彻底湮灭的危险，为此，曲艺界和对曲艺艺术有浓厚兴趣的研究者们争分夺秒，以口述史的形式留存了大量资料。
近年来，曲艺重镇天津组织起了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用多种形式开展口述史整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我目前所知，参与类型工作的大多为青年人，缺乏对曲艺艺术史的综合了解和整体把握，部分访问提纲缺少针对性，不利于引导受访者进行深度回忆。而在记叙整理资料时，不能领会受访者意图或者明了专业知识的情况也间有发生。类似种种，导致最后成型的资料白玉有瑕。所以我建议，当前对曲艺资料的整理，参与者一方面要和时间抢速度，一方面也不能贪大求全，萝卜快了不洗泥，还是应对所为之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整理资料过程中，相关人员如果发现一些表述不详尽、解释不清晰的地方，或是只能存疑的情节，仍然应该保存在记录中，留待他日探讨处置，切不可为了追求资料的完整、顺畅而随意舍弃。即使是在一定时间内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也要如实保留，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续发展的负责。
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
天津是我国北方评书重镇之一，书目丰富，名家云集，陈士和先生演说的《聊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士和先生自1925年携技来到天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让得自张智兰先生亲传的《聊斋》火遍津沽，茶社、杂耍场和商业广播电台中，都有他说《聊斋》的声音。他在演说《聊斋》时，必要结合情节，对相关的行业特点进行详细考证，力求精细刻画社会背景、时代环境和人物形象，50多个“志目”皆是如此。正因如此，他的《聊斋》评说透彻，细腻精当，享誉津门30年，影响深远。
1954年，天津市曲艺工作团记录老艺人口述传统曲词的工作顺利完成，天津市文化局旋即与天津文史馆协作，着手抢救评书《聊斋》。有关方面敦请68岁的陈士和先生遴选、确定书目，之后就聘请多位熟谙戏曲曲艺艺术的专家学者，成立专题小组，并选定天津南市的通海茶楼作为实况演出录音地点，此外，天津文史馆也安排了录音场地，两处的工作错落开展。一切就绪，录制工作于当年8月中旬郑重启动。
通海茶楼是清末以来的著名书馆，众多评书名家都曾在此演出。当时的经营者杨恩荣也全力配合此项工作。主办方张贴了大红纸横幅：“天津市文化局特邀评书艺员陈士和每晚七点灯下开书”。听众踊跃，座无虚席。至11月中旬，已经有13个回目完成录制，但第14个回目录制到一半时，因陈士和先生患病，无奈终止。后来陈士和先生一病不起，于1955年辞世，他的弟子补录了第14个回目的另一半内容，至此，陈氏《聊斋》共留下14个书目的演出实况录音。这些资料的珍贵之处在于真实、完整地记下了陈士和老先生的讲述和现场听众的反应。
随后，将录音转为文字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有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市曲艺工作团、天津市文化局创作室等单位的华粹深、何迟、吴同宾、张国贤、张奇墀、林彦、江虹、丁元等多位精英。但在文字陆续出版之后，当年亲历老先生现场演出的听众或有“记录不全”的反映。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尽力收集到一些资料，也接触了当年参与整理工作的几位老先生，得到的几个数字，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
早在录制筹备阶段，有关方面曾嘱请陈士和先生对演说内容进行精简，老先生认真做了，但刊印的文字版本却又更“进了一步”。
1.《毛大福》。原始记录稿在50000字以上，整理后实得25000字。
2.《向杲》。记录稿字数不详，但整理后实得40000字。《中国曲艺志·天津卷》240页说，“（陈士和）经近五十年的加工，内容词句、语汇基本固定，又经逐字逐句推敲，语言典雅、规范，用词准确。”“原口述记录中有描述妓院的部分，是陈士和经过反复查访、加工，真实反映当时妓院内幕的记述。整理本将其完全删除。后原稿散失，已无从寻觅。”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删除的内容也不在少数。
3.《瑞云》。《聊斋》中此处原文约有895字，但陈士和先生在书馆可说3天，内容精简后仍有70000余字，最终刊发30000字。
4.《画皮》。《聊斋》中此处原文约有1214字。陈士和先生现场演出精简版本有50000字，最终刊发26000字。整理稿原始记录稿的主题将劝善及劝诫色改为提高警惕、不被假象蒙蔽。因此变化，记录稿中凡不合此意处均做了改动和删减。
5.《席方平》。《聊斋》中此处原文约有2000字。陈士和先生现场演出精简版本有160000字，最终刊发40000字，仅留存了四分之一。整理稿将原书目中人物的迂腐与憨直判作是粗鲁、光棍的江湖气，涉及内容均有删减。陈士和先生对书目中常见的“判词”都有极为细致、精当的解释，尤以典故的诠释被人称道，而在刊行稿中，判词都被删去。
陈士和先生25岁在北京拜《聊斋》名家张智兰先生为师，尽得真传，38岁来到天津，穷一生之心力，使《聊斋》名响曲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14段录音却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仅上文提及的5段书目，记录稿总字数应在40万字以上，但整理后的刊行稿字數只有16万1千字，删减总字数有24万之多。由此可见，其余9段的“效果”如何。无奈，年深日久，岁月更替，当时的音响、文字早就“散失，已无从寻觅”，于是，“此曲只应天上有”，失去的再不能追回。一番辛劳，最终却只留下无尽的惋惜和遗憾。
当年参加记录整理的前辈，同样被惋惜和遗憾折磨了多年。据吴同宾先生生前转述，华粹深先生、何迟先生都不止一次提起自己不得已的“失误”。他们在记录的时候，都被陈士和精湛的评书艺术折服，甚至入迷。受到大环境影响，当时清除旧文艺糟粕的愿望普遍存在，但辩证的看待问题最终变成了“一刀切”，确实也怪不得从事具体工作的诸位前贤。
历史是对先前已逝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个不该被抛弃的思想源泉。产生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社会背景的文艺作品，一定会有不合于今天的成分。但它们带有的当时的历史烙印，亦可让我们窥见文化发展的剪影与社会变革的瞬息。更重要的是，其中承载着在某个时期可供借鉴的东西。将之束之高阁以待来者，也比一剪了之要强。
圆泽广被，和而不同，应该是文化自信重要的底色。
（责任编辑/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