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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过去意味着失去未来
甫一到希腊阿尔巴尼亚边境，这盏中国人民曾经耳熟能详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就让人感觉非同寻常。
“你的簽证到期了，不能进阿尔巴尼亚。”大巴司机拿着车上所有人的护照从边防检查站回来，指着我的申根签证用磕巴的英语说。
我把美国签证翻出来给他看，他立刻连连点头：“没问题，没问题。”他没看姓名、照片和有效期，也不带着护照去找边检人员，直接回到驾驶室。我还在茫然，他已经把车开出了边检站。
车向雄伟的阿尔巴尼亚山区奔驰而去。半小时后，大概是边检官员打电话来质问，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她有美国签证！”
我就这样被一个气势过人的大巴司机偷渡进了阿尔巴尼亚。
去往首都地拉那的路上经过了一个个忙碌的小镇，车窗外闪过建设中的工地、货车司机聚集的路边饭馆，还有无数旅行社和中介公司的广告：去美国和欧洲的机票服务、工作介绍、签证办理……偶尔也有戴白帽、棉衣里穿衬衫和马甲的农民赶着马车，如同走在两个世纪的交会处。
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H档案》虚构了两个美国学者1930年代来阿尔巴尼亚采集民歌的故事。无论在地拉那还是偏远山区，官僚们对他俩实行24小时监视，想找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官僚的太太则厌倦了一潭死水的生活，幻想和外国人发展一段艳遇。总之，他们的到来好像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事实上，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比这更严重。据悉，1944年至1990年间，共有1.4万人尝试越境离开阿尔巴尼亚，988人因此丧命。
带着这样的印象来到地拉那，会被大红、大绿、明黄和桃粉色的建筑物强烈冲击。想出这个主意的是现任总理埃迪·拉马。这位建筑师出身的总理曾经担任地拉那市市长，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党主席。社会主义党的前身正是曾经统治阿尔巴尼亚半个世纪的劳动党。霍查死后，该党宣布放弃一党制，抛弃马列主义纲领，实施议会民主。它奇迹般地维持了影响力，2013年再一次赢得议会选举。
拉马显然希望地拉那也焕发这样的生机。这座奥斯曼人1614年建起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还像个小村庄。阿尔巴尼亚独立后，它历经奥地利和意大利建筑师的开拓、社会主义时期的转向和1990年代的私搭乱建，呈现如地下岩层一样的景象。
在鲜艳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物中间，地拉那的大街如此宽阔，大概可以并排行驶十辆车。1920年代，一个意大利建筑师曾经感叹：见过没有大街的城市，没见过没有城市的大街。
今天不会有人再这么说了。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它都算得上气派的首都。干净整洁的街道上有新修的自行车道和共享单车站点，街心花园精致可人，各种建筑井井有条。
在美国大使馆旁边的新街区，崭新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建筑的玻璃幕墙晶莹剔透，时装店橱窗的主题是“从意大利到地拉那”，时髦的酒吧和咖啡馆人声鼎沸。年轻的服务生们个个英语流利，而且颇有意大利侍者的专业风范。霍查时代似乎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在中央大街上，“地堡艺术”的广告牌吸引着游客，其彩虹般的标识仿佛指向一个儿童乐园。实际上这是巴尔干最大的冷战遗迹之一，也是近年来博物馆界炙手可热的新星。
1964年，阿尔巴尼亚军方访问朝鲜，对其地下防空设施大为赞赏，决定在本国复制。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可谓深陷重围，不但与西方国家势如水火，和社会主义邻居们也断绝了来往。实行宽松政策的南斯拉夫被霍查斥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让他火冒三丈。到霍查去世，17万个地堡遍布全国，成了一道超现实主义的风景。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地堡化”。
其中，最著名的地堡位于地拉那近郊的山脚下，耗时六年建成。它占地2600平方米，分为5层，设有106个办公室——包括霍查本人的办公室和卧室，可谓地堡中的巨无霸。
1978年地堡落成时，劳动党欢欣鼓舞：从此哪怕遭遇核攻击也能照常办公了。1985年，霍查去世。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以及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剧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地堡没有抵御过一次攻击，更别说核攻击。
2014年，在意大利策展人的帮助下，这里被改造成历史阐释与装置艺术相结合的“地堡艺术”博物馆。总理拉马为博物馆揭幕，他说，今天，我们一起见证集体记忆宝藏的开启。原来的地下世界，变成了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
从阴暗的入口走下台阶，墙上的告示提醒游客们不要惊慌：“地堡由发电机供电，如有中断请呼叫工作人员。”大门是三道沉重无比的石门，号称能将核物质和化学武器阻隔在外。过了石门是淋浴间，以前进入地堡的人要先在这里消毒。走廊狭窄，阴暗潮湿。
地堡里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空气再生装置、武器说明书和通信装置。“文革”结束后，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宣告终结。霍查宣布，中国也步上了“苏修”的后尘，只有阿尔巴尼亚要革命到底。
“地堡艺术”开放后，好评如潮。2016年，“地堡艺术二号”开张，名为内政部警察博物馆，用的是位于市中心的原内政部地堡。它如同一本精心编撰的历史著作，海量证据和诗意并存。这里展出了外套夹层中的录音机、藏在扫把杆中的录音机、线人的报告和接头地点手绘图、全国几百所秘密羁押地点的示意图……最后则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6000个死难者的姓名。在血红的灯光下，四周围绕着他们生前的衣物，袖口被镣铐绞紧。墙上印着“肉体已经因死亡得到了自由”。以及“忘记过去意味着失去未来”。
反对者们批评“地堡艺术”将历史转化为旅游卖点，是对集体记忆的消费。但拉马强调，这两个博物馆是献给受害者的纪念碑，也是给年轻一代的遗产。真相本身自有力量，终将推动社会的和解。但反思不会结束，“地堡艺术”存在的意义便是使它永远拥有一席之地。
霍查和其他高官曾经居住的波洛库区成了最时髦的商业区。灰暗的颜色被时髦的装修遮盖，曾经三步一岗、军警遍地的神秘角落无处寻觅。
落日时分，这里人头攒动，经典的娱乐项目是逛精品店，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再到有宽大露台的酒吧喝上一杯，听阿尔巴尼亚和欧洲各地的乐队演奏。入夜，年轻男女在开放的露天舞池狂欢，街上流光溢彩。过去，这一普通公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区域象征着特权，今天则象征着时尚——时尚是平等，是大众化。
2017年2月，阿尔巴尼亚总统宣布授予“4000团”成员的家属英雄奖章。1950年，由美国中情局训练的350名阿尔巴尼亚人跳伞潜入祖国，目的是推翻霍查政权。由于英国著名双重间谍菲尔比的通风报信，几乎全军覆没。除了个别人侥幸逃到南斯拉夫，余下的不是被处决，就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地拉那的霍查雕像
今天，阿尔巴尼亚社会对这些人的看法依然复杂：有人认为他们是反抗暴政的英雄，有人认为他们是叛徒和恐怖分子。
这和2003年发生的一件事形成鲜明对照。
2003年，德国籍黎巴嫩裔游客马斯里在马其顿失踪，四个月后突然出现在阿尔巴尼亚荒野。经过调查，原来马其顿和美国认定马斯里与基地组织有关，将其逮捕后运到阿富汗基地严刑拷打四个月，最后却发现抓错了人。因为不愿与德国政府发生冲突，马其顿拒绝将马斯里带回，但阿尔巴尼亚同意为中情局收拾烂摊子。最终，马斯里在阿尔巴尼亚靠近马其顿边境处被释放，边检官员声称他是因为非法越境被抓的。马斯里后来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美国，获得胜诉，中情局被认定实施了“酷刑”。
在过去的阿尔巴尼亚，与美国合作是天方夜谭，现在却似乎比传统盟友更亲。
走在地拉那街头，会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霍查向往永远革命，但永远别说“永远”。
地拉那一处街道上的地堡。
甫一到希腊阿尔巴尼亚边境，这盏中国人民曾经耳熟能详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就让人感觉非同寻常。
“你的簽证到期了，不能进阿尔巴尼亚。”大巴司机拿着车上所有人的护照从边防检查站回来，指着我的申根签证用磕巴的英语说。
我把美国签证翻出来给他看，他立刻连连点头：“没问题，没问题。”他没看姓名、照片和有效期，也不带着护照去找边检人员，直接回到驾驶室。我还在茫然，他已经把车开出了边检站。
车向雄伟的阿尔巴尼亚山区奔驰而去。半小时后，大概是边检官员打电话来质问，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她有美国签证！”
我就这样被一个气势过人的大巴司机偷渡进了阿尔巴尼亚。
去往首都地拉那的路上经过了一个个忙碌的小镇，车窗外闪过建设中的工地、货车司机聚集的路边饭馆，还有无数旅行社和中介公司的广告：去美国和欧洲的机票服务、工作介绍、签证办理……偶尔也有戴白帽、棉衣里穿衬衫和马甲的农民赶着马车，如同走在两个世纪的交会处。
阿尔巴尼亚最著名的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H档案》虚构了两个美国学者1930年代来阿尔巴尼亚采集民歌的故事。无论在地拉那还是偏远山区，官僚们对他俩实行24小时监视，想找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官僚的太太则厌倦了一潭死水的生活，幻想和外国人发展一段艳遇。总之，他们的到来好像外星人入侵了地球。
事实上，历史上的闭关锁国比这更严重。据悉，1944年至1990年间，共有1.4万人尝试越境离开阿尔巴尼亚，988人因此丧命。
带着这样的印象来到地拉那，会被大红、大绿、明黄和桃粉色的建筑物强烈冲击。想出这个主意的是现任总理埃迪·拉马。这位建筑师出身的总理曾经担任地拉那市市长，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党主席。社会主义党的前身正是曾经统治阿尔巴尼亚半个世纪的劳动党。霍查死后，该党宣布放弃一党制，抛弃马列主义纲领，实施议会民主。它奇迹般地维持了影响力，2013年再一次赢得议会选举。
拉马显然希望地拉那也焕发这样的生机。这座奥斯曼人1614年建起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还像个小村庄。阿尔巴尼亚独立后，它历经奥地利和意大利建筑师的开拓、社会主义时期的转向和1990年代的私搭乱建，呈现如地下岩层一样的景象。
在鲜艳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物中间，地拉那的大街如此宽阔，大概可以并排行驶十辆车。1920年代，一个意大利建筑师曾经感叹：见过没有大街的城市，没见过没有城市的大街。
今天不会有人再这么说了。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它都算得上气派的首都。干净整洁的街道上有新修的自行车道和共享单车站点，街心花园精致可人，各种建筑井井有条。
在美国大使馆旁边的新街区，崭新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建筑的玻璃幕墙晶莹剔透，时装店橱窗的主题是“从意大利到地拉那”，时髦的酒吧和咖啡馆人声鼎沸。年轻的服务生们个个英语流利，而且颇有意大利侍者的专业风范。霍查时代似乎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了。
在中央大街上，“地堡艺术”的广告牌吸引着游客，其彩虹般的标识仿佛指向一个儿童乐园。实际上这是巴尔干最大的冷战遗迹之一，也是近年来博物馆界炙手可热的新星。
1964年，阿尔巴尼亚军方访问朝鲜，对其地下防空设施大为赞赏，决定在本国复制。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可谓深陷重围，不但与西方国家势如水火，和社会主义邻居们也断绝了来往。实行宽松政策的南斯拉夫被霍查斥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让他火冒三丈。到霍查去世，17万个地堡遍布全国，成了一道超现实主义的风景。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地堡化”。
其中，最著名的地堡位于地拉那近郊的山脚下，耗时六年建成。它占地2600平方米，分为5层，设有106个办公室——包括霍查本人的办公室和卧室，可谓地堡中的巨无霸。
1978年地堡落成时，劳动党欢欣鼓舞：从此哪怕遭遇核攻击也能照常办公了。1985年，霍查去世。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以及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剧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地堡没有抵御过一次攻击，更别说核攻击。
2014年，在意大利策展人的帮助下，这里被改造成历史阐释与装置艺术相结合的“地堡艺术”博物馆。总理拉马为博物馆揭幕，他说，今天，我们一起见证集体记忆宝藏的开启。原来的地下世界，变成了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
从阴暗的入口走下台阶，墙上的告示提醒游客们不要惊慌：“地堡由发电机供电，如有中断请呼叫工作人员。”大门是三道沉重无比的石门，号称能将核物质和化学武器阻隔在外。过了石门是淋浴间，以前进入地堡的人要先在这里消毒。走廊狭窄，阴暗潮湿。
地堡里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空气再生装置、武器说明书和通信装置。“文革”结束后，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也宣告终结。霍查宣布，中国也步上了“苏修”的后尘，只有阿尔巴尼亚要革命到底。
“地堡艺术”开放后，好评如潮。2016年，“地堡艺术二号”开张，名为内政部警察博物馆，用的是位于市中心的原内政部地堡。它如同一本精心编撰的历史著作，海量证据和诗意并存。这里展出了外套夹层中的录音机、藏在扫把杆中的录音机、线人的报告和接头地点手绘图、全国几百所秘密羁押地点的示意图……最后则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6000个死难者的姓名。在血红的灯光下，四周围绕着他们生前的衣物，袖口被镣铐绞紧。墙上印着“肉体已经因死亡得到了自由”。以及“忘记过去意味着失去未来”。
反对者们批评“地堡艺术”将历史转化为旅游卖点，是对集体记忆的消费。但拉马强调，这两个博物馆是献给受害者的纪念碑，也是给年轻一代的遗产。真相本身自有力量，终将推动社会的和解。但反思不会结束，“地堡艺术”存在的意义便是使它永远拥有一席之地。
霍查和其他高官曾经居住的波洛库区成了最时髦的商业区。灰暗的颜色被时髦的装修遮盖，曾经三步一岗、军警遍地的神秘角落无处寻觅。
落日时分，这里人头攒动，经典的娱乐项目是逛精品店，去意大利餐厅吃饭，再到有宽大露台的酒吧喝上一杯，听阿尔巴尼亚和欧洲各地的乐队演奏。入夜，年轻男女在开放的露天舞池狂欢，街上流光溢彩。过去，这一普通公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区域象征着特权，今天则象征着时尚——时尚是平等，是大众化。
2017年2月，阿尔巴尼亚总统宣布授予“4000团”成员的家属英雄奖章。1950年，由美国中情局训练的350名阿尔巴尼亚人跳伞潜入祖国，目的是推翻霍查政权。由于英国著名双重间谍菲尔比的通风报信，几乎全军覆没。除了个别人侥幸逃到南斯拉夫，余下的不是被处决，就是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今天，阿尔巴尼亚社会对这些人的看法依然复杂：有人认为他们是反抗暴政的英雄，有人认为他们是叛徒和恐怖分子。
这和2003年发生的一件事形成鲜明对照。
2003年，德国籍黎巴嫩裔游客马斯里在马其顿失踪，四个月后突然出现在阿尔巴尼亚荒野。经过调查，原来马其顿和美国认定马斯里与基地组织有关，将其逮捕后运到阿富汗基地严刑拷打四个月，最后却发现抓错了人。因为不愿与德国政府发生冲突，马其顿拒绝将马斯里带回，但阿尔巴尼亚同意为中情局收拾烂摊子。最终，马斯里在阿尔巴尼亚靠近马其顿边境处被释放，边检官员声称他是因为非法越境被抓的。马斯里后来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美国，获得胜诉，中情局被认定实施了“酷刑”。
在过去的阿尔巴尼亚，与美国合作是天方夜谭，现在却似乎比传统盟友更亲。
走在地拉那街头，会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感慨。霍查向往永远革命，但永远别说“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