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邹韬奋先生的一篇文章《无所不专的专家》，他说得真好：“天下无万能的人，……但在我国往往产生许多无所不能的专家。试略想从前的政界，有人今日做司法部长，隔几时可以做教育总长，再隔几时又可以做内务总长……各部的什么长，在名称上似乎各有所专，在别国是要选各得其所的专门人才充任，在我国则凡是做了大官的人就无长不可做，这是无所不专的官僚专家，到现在此种风气还是不免。”
　　他说，“此种风气”到他生活的“现在”“还是不免”。那么，在他过世后，又经过了两代人，如果你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种风气，不仅“不免”，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在北大听过康生的一次报告，别的都忘记了，只记得他讲他对一位医生说：“你只懂得作为生理的人，而我懂得作为社会的人。”意思是，你要听我的。后来结合口号“要关心政治”“要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等等，我才悟出，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听他的，听从政治家的摆布，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他们说的这些，后来经过大力发挥引申，得出什么“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之类的谬论。为此他们说：“梅兰芳只能演旦角，可是京剧有生、末、净、丑各个行当，所以他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原来他们说的这些，就是为邹韬奋所说的“官僚专家”制造理论根据。其目的无非要使“官僚专家”通行无阻。在“反右”后，中国的知识界已经被整得服服帖帖，没有人对这些谬论说半个不字。也只有把知识分子整服帖了，才能使大多数人服帖，“外行领导内行”才能通行无阻。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官僚专家”的风气有增无减的原因之一。
　　“文革”后我们知道康生是“文革”发动者之一，又知道，他制造的整“内人党”冤案。据检察院起诉书列举，这个案子，有346000多位干部和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有16222人被迫害致死。而民间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
　　可见康生的所谓“懂得社会的人”，无非是懂得如何整人，如何祸害人。医生的天职是救人，而他的天职是害人。他的所做所行表明，其实他对现代的社会学和社会知识，一无所知、背道而行。
　　如今，康生已经盖棺定论了，但是，“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的说法，似乎还是对的。例如，我们的教委主任，可以望文生义地认为属下的重点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是专搞“交通”專业的。一个不懂教育的人可以出任教育部长，还可以出任辞海的主编等等，不一而足。陈希同当了北京市长，就好像什么都懂。据说，当年北京西客站建设方案设计好后，请他看，本来是一座西式建筑，他一定要在顶上添加两座中式亭子，建成后，被人讥为“穿西服戴瓜皮帽”的不伦不类的建筑。陈希同并不是建筑专家，可是建筑方面的事却要他最后拍板，而无视真正专家的意见。
　　真正严重的远不只此。我们的领导不懂工业，又不听工业专家的意见，结果用小土群炼钢炼出了大量的废渣；不懂农业，也不听农业专家的意见，认为亩产可以有几十万斤，结果饿死几千万人；不懂医学，也不听医学专家的意见，而且领导人的医疗方案还要由他批准，结果可想而知。不懂城市建设，又不尊重像梁思成这些专家的意见，使北京城一些建筑拆了又盖（如永定门），在全国毁掉了许多应该保存的古建筑；不懂水利，又不听真正懂水利的专家的意见，结果是，建成的三门峡把河南的水患上移到大好的关中平原。
　　1958年之后，人们给那些有权无知，又不听专家意见一意孤行的领导者的行为送了一个称呼，曰“瞎指挥”。这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众多的瞎指挥中过来的。其所以形成那么多的瞎指挥，一是当官的胆子太大、权太大；二是专家们被边缘化，或者说真正的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一句话，好像人一当了官，便什么都懂，什么都有最后拍板权。“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就是为“瞎指挥”鸣锣开道的口号。
　　当官的也是人，有的懂，有的不懂，不懂的就要尊重专家的意见。什么时候我们的领导和当官的学会尊重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和谐，我们的国家才会真正富强。否则，一部分人会盲目跟随像康生那样的野心家的指挥，去整另一部分人，置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群众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会三下两下被折腾掉，甚或落入那些“指挥者”的腰包。而要做到真正尊重专家意见，必须学会一要限制当官的权力，不懂的不许“瞎指挥”，如果瞎指挥了，要追究责任，包括那些拍马屁的专家的责任，而不能简单地以“交学费”的说法了事；二要尊重真正专家的意见（现在有许多假专家），要大力提升知识分子群体的主人翁意识，打掉知识分子的奴才意识（螺丝钉、驯服工具的意识），只有知识分子觉醒了，真正以主人对待一切，才能唤起全民的主人翁意识，限制当官的权力才不会流于空话，才会有科学决策，才会真正落实领导提倡的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