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