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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心理学，奥尔波特著，刘水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几则谣言。
最初有人假借BBC之名，发布日本核泄漏可能到达中国的消息，消息中还详细介绍了提前防范核辐射的具体办法。随后，有人找出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预防和治疗大规模核辐射对人体造成损伤的方法，其中提到了碘。再之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抢盐事件”。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抢盐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超市里的盐被抢没了，各种含盐的调味品也被抢购一空，随之而来的是盐业股大涨，投机商大举囤盐……还好整个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由于政府紧急辟谣，食盐及时补货上架，人们在经历了抢盐的“热闹场面”后，开始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整个事件的荒唐，而伴随着盐业股的跌停，投机商美梦的破碎，社会又恢复了正常秩序，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吃不了的盐而已。
有人总结，人们抢盐大抵出于两种考虑：首先是民间盛传含碘食物可以防辐射，于是人们想到了多吃盐的办法；其次是人们担心海水受到污染，以后买不到无污染的食盐，所以纷纷抢购囤积。
可是，事后再看这两种考虑，都有逻辑上站不住脚的地方：如果含碘食物可以防辐射，吃碘片岂不是比食盐更直接有效?如果担心海水污染，那抢购尚未被污染的海鱼、海藻等只能生长在海中的食物岂不是更有必要?毕竟盐还可以从咸水湖中提取，实在没必要操之过急。总之，事后再看这件事，即便一些当时参与抢盐的人也会感觉到有些荒谬可笑，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有趣的是，最热火朝天的并不是抢盐的“盛况”，而是事后整个社会关于这个突发事件持久不息的讨论。街头巷尾、办公场所、新闻媒体、网上论坛、QQ群……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听到、看到人们在为这个事件“唇枪舌剑”、“慷慨激昂”地讨论、辩论。抢盐事件本身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但整个事件对中国人的内心冲击却绝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击碎了人们对“群体理性”的幻想，激起了人们对生存现状的反思。
事实上，由谣言引起集体恐慌，进而爆发群体事件，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度，不是第一次，也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几年，类似“瓮安事件”这类由谣言诱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造成的后果更加恶劣严重，也曾一时激起广泛讨论。但是，抢盐事件与这类事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自始至终都缺乏逻辑，最开始的造谣者也并非冲着经济利益而去，但却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引起了恐慌，并且引发了集体抢盐的“社会运动”，这让人们不禁要问，“人们的理性哪儿去了?为什么如此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谣言，却有如此多的人相信?”
没错，诱发这场全民大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不合理”与“相信”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词语竟然在这次抢盐事件中“共存”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已经出现在慕容雪村于2010年年末出版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之中。这本书讲了一个关于传销的故事。作者详细讲述了他伪装成“卧底”潜入传销组织内部所见到的一幕幕不合理与不可思议。这个组织并不销售任何商品，组织的领导者向他的“教徒们”宣传着一幅美好的生活画面，承诺只要他们肯努力，照着组织的规则去做，最终就会得到一种叫“成功”的东西。或许是成功的诱惑太过强烈，人们进入组织之后，就会慢慢放弃思考，即便他们进入组织之后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忍饥挨饿，无所事事以及拉亲人朋友入伙。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相信，未来会无限美好，自己不仅不是在拉亲人陷入迷途，反而是在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
作者以旁观者的心态潜入传销组织之后，发现整个传销组织所宣扬的发财理念毫无逻辑可言，有些甚至违背常识。比如“中国GDP正在下降，所以国家悄悄建设了这个组织”，再比如“组织不需要销售产品，只要足够人数就能赚到钱”，而最可悲的恐怕是即便最后警察端掉了这个传销据点，深陷其中的人们仍旧没有从一日暴富的黄粱美梦中醒来，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找组织的其他据点，继续他们的“事业”。
在与这些参与传销的普通人共同生活了一段之后，慕容雪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单纯善良的人，从未想过自己被骗了，更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也是在欺骗别人，他们可怜到“被别人骗了还在帮别人数钱”的地步。和作者接触最多的一个女孩儿叫小琳，在作者眼中“她本来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妈妈很早过世，父亲再娶，和继母相处得不太好。她们家开了个经营烟酒糖茶的小店，她从六岁开始就帮着料理一切，很坚强，从不在别人面前流泪。”她告诉作者“她只想多赚点钱，给妹妹交学费，给弟弟买新衣服，让父亲不至于那么累。”小琳只有二十岁，其实还只是个孩子，她的形象和我们刻板印象中传销分子狡猾奸诈的形象大相径庭。而事实上，在这本书中，还详细描写了很多参与传销的善良的人，他们拿出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积蓄，卖房子卖田，不顾脸面向周围一切认识的人借钱，带着至亲投身到传销“事业”中。或许若不是他们的单纯和善良，也不会成就这样庞大的一个个传销集团，也不会成就集团中极少数操纵者的利益。
但是，善良的人心、单纯的目的，同样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悲惨的结局。这是因为人们一旦深陷到“群体”之中，就会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直接用群体的行为代替自己的想法，这使得任何不合理的事情都可能变得合理。就像这次的抢盐事件，即便一个人从没有听说或思考过“盐”和“核辐射”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他看到商场调味品柜台前排起的长队，人们疯狂的抢购景象时，再理智的人恐怕也会“心虚”，也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加入抢购大潮中，这就是群体行为所带来的盲从。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这些年由谣言而引发的群体事件看，网络、手机这些新媒体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像涉及民族问题的“七五事件”就是由网络煽动而起。但这次抢盐事件却有所不同，网络上还未见波澜，超市里的盐已经被抢购一空。这让发生于2011年的这次谣言事件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人们依赖口口相传就能把一个谣言引向一场全国运动，这实在是令人始料未及。如果仔细分析，口口相传其实是一种效率低下的传播方式，所以谣言传播的对象只能集中在了亲人、朋友这些亲密关系群体上，而传播的目的往往是出于关心。尽管传播的内容并不合逻辑，但是因为谣言内容涉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传播者自然会在听到这些消息的那一刻就将它们“自动加工”成了一种必须要和亲人分享的信息。
这类主要向有亲密关系的人传播的信息一般都与安全、健康以及私人利益有关。笔者曾经在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内，分析了网络中流传的几十条谣言，结果发现很多传播者在叙述时，都无形中在传达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往往是由谣言所传播的内容决定的。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是最早使用实验方法对谣言传播进行 研究的学者，他发现了一条谣言公式：
“谣言传播的强度＝事件的重要性×信息的模糊性”
这个公式的含义是，谣言所述的事件对人们越重要，谣言所述的信息越模糊，谣言被传播的强度就会越大。而当这二者中有一个为“零”时，谣言也就不会被传播。这个公式直到今天仍很具启发性，只不过，在我们的这次现实经历中，我们需要对“信息的模糊性”这个变量重新思考。当一则谣言中所叙述的内容确实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的时候，理性的做法是去寻找各种途径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澄清谣言中的模糊信息，因为只要否定了谣言的真实性，谣言所叙述的内容也就对我们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选择了“放弃思考”、“放弃澄清”，不论谣言内容多么离奇、多么不合逻辑，也宁愿相信谣言是真的，任由谣言摆布。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信”字。当一些评论者煞有介事地批评人们的盲从行为时，盲从背后的“不信”就变得发人深省。是什么让老百姓放弃相信权威的话、专家的话，放弃自己寻找答案的权利?结合这些年出现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张悟本”等事件，我们也不该全部怪罪老百姓所谓的“无知”。“相信”需要一定的土壤，需要一些正面的经验支持。相应的，负面经验也会为“不信”埋下伏笔。假使一个人不再相信媒体、相信专家以及相信科学精神，那么最让他觉得值得信的应该是亲人和朋友，至少他们的动机是单纯的。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有各式各样妻子拉丈夫，儿女拉父母进入传销组织的真人真事，在旁观者眼里，包括作者慕容雪村眼里，这些行为都是“骗”，骗的背后是邪恶。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些行为都是“信”，没有信就没有骗，有了信才有了被骗的可能。传销与传言，虽然形式后果不尽相同，但却都是向最亲近的人传递自己相信的消息，都怀有真诚的意愿，也同样都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在书的最后，作者为中国开出的一剂药方是“常识”。结合这次抢盐事件，不如再上升一个高度，将常识理解为“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也是一个“信”字，只不过信的对象是理性、逻辑以及不放弃独立思考的信念。只有当这种信念扎根于人们心中时，那些毫无逻辑、站不住脚的谬论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人们向最亲的人传达关心和期盼时，才会多一份理智，少一份盲从。
(责任编辑 王倩)
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著，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几则谣言。
最初有人假借BBC之名，发布日本核泄漏可能到达中国的消息，消息中还详细介绍了提前防范核辐射的具体办法。随后，有人找出切尔诺贝利事件后，预防和治疗大规模核辐射对人体造成损伤的方法，其中提到了碘。再之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抢盐事件”。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抢盐风暴”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超市里的盐被抢没了，各种含盐的调味品也被抢购一空，随之而来的是盐业股大涨，投机商大举囤盐……还好整个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由于政府紧急辟谣，食盐及时补货上架，人们在经历了抢盐的“热闹场面”后，开始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整个事件的荒唐，而伴随着盐业股的跌停，投机商美梦的破碎，社会又恢复了正常秩序，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吃不了的盐而已。
有人总结，人们抢盐大抵出于两种考虑：首先是民间盛传含碘食物可以防辐射，于是人们想到了多吃盐的办法；其次是人们担心海水受到污染，以后买不到无污染的食盐，所以纷纷抢购囤积。
可是，事后再看这两种考虑，都有逻辑上站不住脚的地方：如果含碘食物可以防辐射，吃碘片岂不是比食盐更直接有效?如果担心海水污染，那抢购尚未被污染的海鱼、海藻等只能生长在海中的食物岂不是更有必要?毕竟盐还可以从咸水湖中提取，实在没必要操之过急。总之，事后再看这件事，即便一些当时参与抢盐的人也会感觉到有些荒谬可笑，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有趣的是，最热火朝天的并不是抢盐的“盛况”，而是事后整个社会关于这个突发事件持久不息的讨论。街头巷尾、办公场所、新闻媒体、网上论坛、QQ群……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听到、看到人们在为这个事件“唇枪舌剑”、“慷慨激昂”地讨论、辩论。抢盐事件本身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损失，但整个事件对中国人的内心冲击却绝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击碎了人们对“群体理性”的幻想，激起了人们对生存现状的反思。
事实上，由谣言引起集体恐慌，进而爆发群体事件，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度，不是第一次，也恐怕不会是最后一次。近几年，类似“瓮安事件”这类由谣言诱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造成的后果更加恶劣严重，也曾一时激起广泛讨论。但是，抢盐事件与这类事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自始至终都缺乏逻辑，最开始的造谣者也并非冲着经济利益而去，但却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引起了恐慌，并且引发了集体抢盐的“社会运动”，这让人们不禁要问，“人们的理性哪儿去了?为什么如此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谣言，却有如此多的人相信?”
没错，诱发这场全民大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不合理”与“相信”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词语竟然在这次抢盐事件中“共存”了。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已经出现在慕容雪村于2010年年末出版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之中。这本书讲了一个关于传销的故事。作者详细讲述了他伪装成“卧底”潜入传销组织内部所见到的一幕幕不合理与不可思议。这个组织并不销售任何商品，组织的领导者向他的“教徒们”宣传着一幅美好的生活画面，承诺只要他们肯努力，照着组织的规则去做，最终就会得到一种叫“成功”的东西。或许是成功的诱惑太过强烈，人们进入组织之后，就会慢慢放弃思考，即便他们进入组织之后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忍饥挨饿，无所事事以及拉亲人朋友入伙。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相信，未来会无限美好，自己不仅不是在拉亲人陷入迷途，反而是在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
作者以旁观者的心态潜入传销组织之后，发现整个传销组织所宣扬的发财理念毫无逻辑可言，有些甚至违背常识。比如“中国GDP正在下降，所以国家悄悄建设了这个组织”，再比如“组织不需要销售产品，只要足够人数就能赚到钱”，而最可悲的恐怕是即便最后警察端掉了这个传销据点，深陷其中的人们仍旧没有从一日暴富的黄粱美梦中醒来，还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找组织的其他据点，继续他们的“事业”。
在与这些参与传销的普通人共同生活了一段之后，慕容雪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单纯善良的人，从未想过自己被骗了，更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也是在欺骗别人，他们可怜到“被别人骗了还在帮别人数钱”的地步。和作者接触最多的一个女孩儿叫小琳，在作者眼中“她本来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妈妈很早过世，父亲再娶，和继母相处得不太好。她们家开了个经营烟酒糖茶的小店，她从六岁开始就帮着料理一切，很坚强，从不在别人面前流泪。”她告诉作者“她只想多赚点钱，给妹妹交学费，给弟弟买新衣服，让父亲不至于那么累。”小琳只有二十岁，其实还只是个孩子，她的形象和我们刻板印象中传销分子狡猾奸诈的形象大相径庭。而事实上，在这本书中，还详细描写了很多参与传销的善良的人，他们拿出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积蓄，卖房子卖田，不顾脸面向周围一切认识的人借钱，带着至亲投身到传销“事业”中。或许若不是他们的单纯和善良，也不会成就这样庞大的一个个传销集团，也不会成就集团中极少数操纵者的利益。
但是，善良的人心、单纯的目的，同样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甚至悲惨的结局。这是因为人们一旦深陷到“群体”之中，就会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直接用群体的行为代替自己的想法，这使得任何不合理的事情都可能变得合理。就像这次的抢盐事件，即便一个人从没有听说或思考过“盐”和“核辐射”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他看到商场调味品柜台前排起的长队，人们疯狂的抢购景象时，再理智的人恐怕也会“心虚”，也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加入抢购大潮中，这就是群体行为所带来的盲从。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这些年由谣言而引发的群体事件看，网络、手机这些新媒体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像涉及民族问题的“七五事件”就是由网络煽动而起。但这次抢盐事件却有所不同，网络上还未见波澜，超市里的盐已经被抢购一空。这让发生于2011年的这次谣言事件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人们依赖口口相传就能把一个谣言引向一场全国运动，这实在是令人始料未及。如果仔细分析，口口相传其实是一种效率低下的传播方式，所以谣言传播的对象只能集中在了亲人、朋友这些亲密关系群体上，而传播的目的往往是出于关心。尽管传播的内容并不合逻辑，但是因为谣言内容涉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传播者自然会在听到这些消息的那一刻就将它们“自动加工”成了一种必须要和亲人分享的信息。
这类主要向有亲密关系的人传播的信息一般都与安全、健康以及私人利益有关。笔者曾经在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内，分析了网络中流传的几十条谣言，结果发现很多传播者在叙述时，都无形中在传达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往往是由谣言所传播的内容决定的。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是最早使用实验方法对谣言传播进行 研究的学者，他发现了一条谣言公式：
“谣言传播的强度＝事件的重要性×信息的模糊性”
这个公式的含义是，谣言所述的事件对人们越重要，谣言所述的信息越模糊，谣言被传播的强度就会越大。而当这二者中有一个为“零”时，谣言也就不会被传播。这个公式直到今天仍很具启发性，只不过，在我们的这次现实经历中，我们需要对“信息的模糊性”这个变量重新思考。当一则谣言中所叙述的内容确实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的时候，理性的做法是去寻找各种途径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澄清谣言中的模糊信息，因为只要否定了谣言的真实性，谣言所叙述的内容也就对我们没有意义了。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选择了“放弃思考”、“放弃澄清”，不论谣言内容多么离奇、多么不合逻辑，也宁愿相信谣言是真的，任由谣言摆布。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信”字。当一些评论者煞有介事地批评人们的盲从行为时，盲从背后的“不信”就变得发人深省。是什么让老百姓放弃相信权威的话、专家的话，放弃自己寻找答案的权利?结合这些年出现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张悟本”等事件，我们也不该全部怪罪老百姓所谓的“无知”。“相信”需要一定的土壤，需要一些正面的经验支持。相应的，负面经验也会为“不信”埋下伏笔。假使一个人不再相信媒体、相信专家以及相信科学精神，那么最让他觉得值得信的应该是亲人和朋友，至少他们的动机是单纯的。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有各式各样妻子拉丈夫，儿女拉父母进入传销组织的真人真事，在旁观者眼里，包括作者慕容雪村眼里，这些行为都是“骗”，骗的背后是邪恶。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些行为都是“信”，没有信就没有骗，有了信才有了被骗的可能。传销与传言，虽然形式后果不尽相同，但却都是向最亲近的人传递自己相信的消息，都怀有真诚的意愿，也同样都放弃了思考的权利。
在书的最后，作者为中国开出的一剂药方是“常识”。结合这次抢盐事件，不如再上升一个高度，将常识理解为“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核心，也是一个“信”字，只不过信的对象是理性、逻辑以及不放弃独立思考的信念。只有当这种信念扎根于人们心中时，那些毫无逻辑、站不住脚的谬论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人们向最亲的人传达关心和期盼时，才会多一份理智，少一份盲从。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