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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泽姆·希克梅特到阿齐兹·奈辛，从艾丽芙·沙法克到赫兰特·丁克，众多土耳其作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奥尔罕·帕慕克远非受害最深的一个，却因他的国际声望而最受关注
土耳其大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终于因言获罪。
在最高上诉法院连续推翻此前下级法院的无罪判决，并将个人的爱国感情解释为不容侵犯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后，伊斯坦布尔西什里区民事法院终于在不久前对帕慕克做出有罪判决，裁定他必须为自己关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遭到屠杀的言论，向6名原告每人赔付1000土耳其新里拉(1土耳其新里拉约合4.3184人民币），共6000新里拉。
历经6年获刑
帕慕克此言出自，2005年2月，他在接受瑞士周刊《杂志》的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
“100万”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等国指认，此乃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屠杀。土耳其历届政府均激烈否认种族屠杀的指控，声称亚美尼亚人系死于奥斯曼土耳其崩溃时的内战，且死亡数字被夸大了。“3万”则出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展开的不道德战争。
帕慕克接受采访时在遣词造句上极其谨慎，回避了所有的敏感词。在句子里没有动作的施加者，更没有使用“种族屠杀”一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因为这句话，在过去六年内，时刻遭受着指责、谩骂，不论法律的明枪还是黑帮的暗箭。由于受到明确的生命威胁，在国内的时候，他不得不雇了多名贴身保镖。他曾告诉埃及作家塞马尔·加亚尼：“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在接受采访之后4个月，土耳其颁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条款设立“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如罪名成立，被告最高可获刑三年。五位反恐官兵的烈属，遂在律师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凯末尔·克林西兹带领下，援引该条款，集体将帕慕克告上法庭。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但因司法部拒绝出具“以新法办旧罪”的追诉公函，此案遂以技术原因被撤销。众原告随即转往西什里区第三初审民事法院再诉，向帕慕克索赔3.6万新里拉。2007年1月，法院判定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是“土耳其国民的一员”，而声称“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并要求赔偿，因此不予受理。原告不服继续上诉。
2008年1月，最高上诉法院第四庭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内，原告符合索赔条件，即只要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法律皆可适用。最高上诉法院援引宪法第66条，“以公民身份与土耳其国家联结的所有人皆为土耳其人”，因而，正如个人拥有名誉权一样，对国家的归属感亦为个人价值的一部分。该裁定认为：“法律规定个人权利的范围包括身体、感情及社会价值、职业尊严、名誉、自由、精神权利、健康及公民权。由此出发，公民权当被视作一项必须受保护的权利，而由于（帕慕克的）言论针对全体国民，故个人有权对此起诉。”
而初审法院再度坚持原判，驳回原告诉求，后者则继续上诉。案件被提交至最高上诉法院全体审议。2009年5月中旬，上诉院二度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伊斯坦布尔终于在今年3月，以帕慕克的言论伤害他人爱国感情为由，对他做出有罪判决。
《孤独星球》中的土耳其当代文学
2005年受审前后，帕慕克刊文于《纽约客》。“看到对我的审判被过分放大，多少有些令人困窘。”他写道，“我也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2008年10月，作为主宾国土耳其的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帕慕克一起出席了第60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式。帕慕克在演讲中说，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这种种做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然而，“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在政治上一向谨慎的帕慕克，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不仅文学史如此记载，就连旅行手册上也有同样的描述。《孤独星球2008年》版的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在介绍土耳其当代文学的一节文字中这样写道：“20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出现了大量广受欢迎的本土作家。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直言不讳批评政府的人，他们曾长期并反复受到监禁。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当属诗人和小说家纳泽姆·希克梅特。希克梅特的诗歌享有国际盛名，却因所谓的共产党活动，在监狱中进进出出，长达30年。”
希克梅特被比作洛尔伽、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在土耳其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正是他将现代诗歌，乃至现代文学的精神带入了土耳其。人民热爱他，但政府历来不喜欢他。他一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美援朝期间曾经访华，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主导、土耳其参与的联合国军在朝作战。在北京期间写下的多首诗作中，有一首《聪明又强悍》是这样写的：“万寿山到处有精雕的大理石、象牙和黑檀，/它们在匠师的手里变得柔如锦缎。/我看见穿着蓝制服的北京女郎，/也有同样的手，聪明又强悍。”
1949年，毕加索和萨特等世界著名艺术家和作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要求土耳其政府释放希克梅特。为了要求释放他，在土耳其出过一种专门的刊物，这刊物的名称就叫作《那济姆·希克梅特》。尽管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一切进步民主运动，当诗人的70多岁的老母亲站在伊斯坦堡的大桥上，手拿一块标语：“要求释放我的儿子！”时，在仅仅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四千人签了名，而且都写下自己的住址。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但也无效。1950年他在狱中绝食后，老母亲塞丽勒也开始绝食，多位土耳其知名诗人第二天亦绝食响应，最终使他在当年以大赦获释。
301条款
希克梅特后经黑海从土耳其逃到罗马尼亚，并前往苏联，于是政府剥夺了他的国籍。1963年6月3日晨，他出门取报纸，突发心脏病而死，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希克梅特生前希望，能在死后下葬于故乡安纳托利亚任何一个村庄的任何一棵梧桐树下，但这一遗愿至今未能实现。而他被剥夺的公民身份，直到2009年才由埃尔多安政府恢复。
在帕慕克大放异彩之前，最著名的土耳其小说家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亚沙尔·凯末尔。他是库尔德裔，因关注底层人民和少数族裔的状况而长期受到敌视。该国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出版过100多本书的讽刺作家阿齐兹·奈辛，也曾被多次关入监狱。
2006年，因所著英文小说《伊斯坦布尔杂种》隐晦地涉及到了亚美尼亚人遭屠杀的历史，著名女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同样因301条款中“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受到起诉，最后因控方证据不足才被法庭宣判无罪。
第二年1月，素来直言不讳的亚美尼亚裔土耳其亚记者赫兰特·丁克遭17岁少年枪手奥甘·撒马斯特当街三弹射杀，曝尸伊斯坦布尔街头。帕慕克亲往丁克家中吊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要为他的死负责。”帕慕克说，“但最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仍然在捍卫土耳其刑法301条款的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把我们的这位同胞描绘成土耳其公敌的人，那些把他当成眼中钉的人，他们最该为此负责。而说到底，我们都有责任。”
从纳泽姆·希克梅特到阿齐兹·奈辛，从艾丽芙·沙法克到赫兰特·丁克，众多土耳其的作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奥尔罕·帕慕克远非受害最深的一个，却因他的国际声望而最受关注。他第一次受审前，土耳其《今日时代报》曾发表题为《我想让帕慕克坐牢》的署名文章指出，帕慕克进监狱也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非如此，便难以让该国法律上的严重问题引起世界的重视。
2006年4月，帕慕克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谈及作家与政治、表达与沉默、理想与内疚、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另一房间中的另一个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他说。★
土耳其大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终于因言获罪。
在最高上诉法院连续推翻此前下级法院的无罪判决，并将个人的爱国感情解释为不容侵犯的宪法基本权利之后，伊斯坦布尔西什里区民事法院终于在不久前对帕慕克做出有罪判决，裁定他必须为自己关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遭到屠杀的言论，向6名原告每人赔付1000土耳其新里拉(1土耳其新里拉约合4.3184人民币），共6000新里拉。
历经6年获刑
帕慕克此言出自，2005年2月，他在接受瑞士周刊《杂志》的采访时说：“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
“100万”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杀害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等国指认，此乃20世纪的第一场种族屠杀。土耳其历届政府均激烈否认种族屠杀的指控，声称亚美尼亚人系死于奥斯曼土耳其崩溃时的内战，且死亡数字被夸大了。“3万”则出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展开的不道德战争。
帕慕克接受采访时在遣词造句上极其谨慎，回避了所有的敏感词。在句子里没有动作的施加者，更没有使用“种族屠杀”一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因为这句话，在过去六年内，时刻遭受着指责、谩骂，不论法律的明枪还是黑帮的暗箭。由于受到明确的生命威胁，在国内的时候，他不得不雇了多名贴身保镖。他曾告诉埃及作家塞马尔·加亚尼：“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在接受采访之后4个月，土耳其颁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条款设立“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如罪名成立，被告最高可获刑三年。五位反恐官兵的烈属，遂在律师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凯末尔·克林西兹带领下，援引该条款，集体将帕慕克告上法庭。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但因司法部拒绝出具“以新法办旧罪”的追诉公函，此案遂以技术原因被撤销。众原告随即转往西什里区第三初审民事法院再诉，向帕慕克索赔3.6万新里拉。2007年1月，法院判定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是“土耳其国民的一员”，而声称“个人权利受到侵犯”并要求赔偿，因此不予受理。原告不服继续上诉。
2008年1月，最高上诉法院第四庭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内，原告符合索赔条件，即只要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法律皆可适用。最高上诉法院援引宪法第66条，“以公民身份与土耳其国家联结的所有人皆为土耳其人”，因而，正如个人拥有名誉权一样，对国家的归属感亦为个人价值的一部分。该裁定认为：“法律规定个人权利的范围包括身体、感情及社会价值、职业尊严、名誉、自由、精神权利、健康及公民权。由此出发，公民权当被视作一项必须受保护的权利，而由于（帕慕克的）言论针对全体国民，故个人有权对此起诉。”
而初审法院再度坚持原判，驳回原告诉求，后者则继续上诉。案件被提交至最高上诉法院全体审议。2009年5月中旬，上诉院二度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伊斯坦布尔终于在今年3月，以帕慕克的言论伤害他人爱国感情为由，对他做出有罪判决。
《孤独星球》中的土耳其当代文学
2005年受审前后，帕慕克刊文于《纽约客》。“看到对我的审判被过分放大，多少有些令人困窘。”他写道，“我也知道，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2008年10月，作为主宾国土耳其的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帕慕克一起出席了第60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式。帕慕克在演讲中说，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这种种做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然而，“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在政治上一向谨慎的帕慕克，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不仅文学史如此记载，就连旅行手册上也有同样的描述。《孤独星球2008年》版的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在介绍土耳其当代文学的一节文字中这样写道：“20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出现了大量广受欢迎的本土作家。许多人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直言不讳批评政府的人，他们曾长期并反复受到监禁。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当属诗人和小说家纳泽姆·希克梅特。希克梅特的诗歌享有国际盛名，却因所谓的共产党活动，在监狱中进进出出，长达30年。”
希克梅特被比作洛尔伽、阿拉贡、马雅可夫斯基和聂鲁达，在土耳其现代诗歌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正是他将现代诗歌，乃至现代文学的精神带入了土耳其。人民热爱他，但政府历来不喜欢他。他一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抗美援朝期间曾经访华，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主导、土耳其参与的联合国军在朝作战。在北京期间写下的多首诗作中，有一首《聪明又强悍》是这样写的：“万寿山到处有精雕的大理石、象牙和黑檀，/它们在匠师的手里变得柔如锦缎。/我看见穿着蓝制服的北京女郎，/也有同样的手，聪明又强悍。”
1949年，毕加索和萨特等世界著名艺术家和作家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要求土耳其政府释放希克梅特。为了要求释放他，在土耳其出过一种专门的刊物，这刊物的名称就叫作《那济姆·希克梅特》。尽管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一切进步民主运动，当诗人的70多岁的老母亲站在伊斯坦堡的大桥上，手拿一块标语：“要求释放我的儿子！”时，在仅仅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四千人签了名，而且都写下自己的住址。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但也无效。1950年他在狱中绝食后，老母亲塞丽勒也开始绝食，多位土耳其知名诗人第二天亦绝食响应，最终使他在当年以大赦获释。
301条款
希克梅特后经黑海从土耳其逃到罗马尼亚，并前往苏联，于是政府剥夺了他的国籍。1963年6月3日晨，他出门取报纸，突发心脏病而死，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希克梅特生前希望，能在死后下葬于故乡安纳托利亚任何一个村庄的任何一棵梧桐树下，但这一遗愿至今未能实现。而他被剥夺的公民身份，直到2009年才由埃尔多安政府恢复。
在帕慕克大放异彩之前，最著名的土耳其小说家是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亚沙尔·凯末尔。他是库尔德裔，因关注底层人民和少数族裔的状况而长期受到敌视。该国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出版过100多本书的讽刺作家阿齐兹·奈辛，也曾被多次关入监狱。
2006年，因所著英文小说《伊斯坦布尔杂种》隐晦地涉及到了亚美尼亚人遭屠杀的历史，著名女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同样因301条款中“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受到起诉，最后因控方证据不足才被法庭宣判无罪。
第二年1月，素来直言不讳的亚美尼亚裔土耳其亚记者赫兰特·丁克遭17岁少年枪手奥甘·撒马斯特当街三弹射杀，曝尸伊斯坦布尔街头。帕慕克亲往丁克家中吊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要为他的死负责。”帕慕克说，“但最该为此负责的，是那些仍然在捍卫土耳其刑法301条款的人。那些攻击他的人，那些把我们的这位同胞描绘成土耳其公敌的人，那些把他当成眼中钉的人，他们最该为此负责。而说到底，我们都有责任。”
从纳泽姆·希克梅特到阿齐兹·奈辛，从艾丽芙·沙法克到赫兰特·丁克，众多土耳其的作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奥尔罕·帕慕克远非受害最深的一个，却因他的国际声望而最受关注。他第一次受审前，土耳其《今日时代报》曾发表题为《我想让帕慕克坐牢》的署名文章指出，帕慕克进监狱也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非如此，便难以让该国法律上的严重问题引起世界的重视。
2006年4月，帕慕克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谈及作家与政治、表达与沉默、理想与内疚、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另一房间中的另一个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