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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面建党中，思想建党是灵魂；在全面治党中，制度治党最关键。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并构成其核心内容，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体现并形成其保障机制，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互动、相辅相成。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从思想上建党与制度上治党并把两者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中。
关键词：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1-0037-06
政党建设决定政党兴衰成败，政党治理关乎政党生死存亡。故此，全面建党与全面治党是立党、兴党、强党的两条重大举措。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自身建设与治理上比其他政党更为自觉和自信。共产党的建设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铁律，要求必须坚持全面建党与全面治党两手抓，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与制度上治党并把两者统一于党的建设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中。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
首先，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原则。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明确使用思想建党的概念，但他们关于共产党思想建设的观点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思想建党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依据。在改造正义者同盟和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重通过对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制定了科学的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此后，在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和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等著作，而且亲自为法国工人党领导人口授了党纲中最重要的理论部分，为思想建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不容“讨论”的，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种先进的理论原理并不是所谓改革家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和原则，而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晚年的恩格斯亦将思想建设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力量来源之一。他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列寧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首先在于其理论的先进性，“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由此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论述，其主要着力在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这种探索对于中国共产党准确领悟、实践和创新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发展的眼光和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思想建党命题，赋予了其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从特定的党情和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所做出的突破性创造。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个攸关生死与理想的问题鲜明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是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与叛徒的变节投降极大地破坏了党的组织，一批立场不坚定的党员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二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员的社会成分更为复杂，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产生了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据此，我们党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组织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后，思想入党成了对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再度强调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进一步整顿党的作风，“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为思想建党创造条件，为建成一个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奋斗。这种首先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又注重组织建设的做法，是我们党的历史性创造。思想建设同样是确保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领导核心的强大武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邓小平先后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多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胡锦涛强调将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一时期，我们党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建思想教育活动。这些理论论述和实际举措，无不证明思想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从源头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活力。
其次，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在党的纪律上有过论述。如马克思就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则将抛弃了纪律和集中的党组织形容为“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用组织建设保证思想建设的效果，“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列宁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革命中纪律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也强调了政党的纪律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制度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吸引力和战斗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纲领，要求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并对组织原则、党员入党、党的组织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定，是为制度治党的开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反省“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时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他提出了制度建党的要求，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突出强调要靠法制抓党员干部的廉政建设，认为“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深切告诫全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胡锦涛注重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尤为强调制度建设在党的先进性和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强调“要长期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所以，要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 再次，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从来不是割裂开来的，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二者始终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发挥了巨大威力。思想建党原则需要以制度的形式确立并在全党推广施行，而制度治党方式同样需要用党的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统一全党思想的实践开端。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依托《古田会议决议》公告全党，并确定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明确提出要分别“从思想上肃清”“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主义，体现了鲜明的思想教育同政策制度共同作用的管党治党思路。邓小平亦赞同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来推动党的建设，他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江泽民也指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胡锦涛则在注重完善反腐倡廉制度的同时，还大力倡导廉政文化建设，以使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制度规定。
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早在1940年，陈云就曾指出：“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管党治党，不仅要依靠思想建设的引导和支持作用，还要发挥制度建设的规范和保障功能。
首先，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内核。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建设呈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其中思想建设是根本，处于统领地位。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一是思想建党决定制度治党的性质和方向。制度是一定群体其社会行为的约束集合，表达的是该群体对于社会行为的集体意识。制度的行为规范遵循一定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必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党的性质宗旨等一系列价值需求，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目的，以實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归宿。实践证明，制度的价值导向正确，制度建设就会得到发展；反之，制度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作为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制度建设不得不用正确的价值理念把好“总开关”。二是思想因素影响制度的执行与实施。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无论多么科学完善的制度，都需要敬畏意识和执行意识引导受其约束的人或群体自觉执行。制度管根本、管长远，但若失去思想之魂，其根本性、长久性也就无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无不证明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局外人”，党的制度执行才不会有“旁观者”。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但部分党员干部仍未绷紧法纪弦，违反党纪国法、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三是思想观念制约制度建设的发展。制度的制定需要正确的价值理念，制度的执行需要坚定的制度信仰，制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思想观念。党的制度建设要想处理好稳定性和时效性的关系，必须依靠全党上下敏锐把握社会发展变化、人民现实需求和党内在制度建设上出现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党内重大和利益关系的问题上，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党内共识，激励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自觉服从制度建设的改革和发展全局。
其次，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保证。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是党的一切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其重要程度上，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其作用发挥上，“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其与党的建设其它方面关系上，“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所以要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制度问题。制度构建起党在领导国家和自身建设中的整体意志体系，对党员干部进行有效引领、激励、禁止，形成管党治党强有力的机制。一是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载体。实践证明，单纯的教育和宣传并不能保证先进思想的实践与实现，思想教育的威力往往通过制度规定得到体现。党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军事上、政治上、宣传上的成功固然毋庸置疑，但党纪、军纪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在保障党的团结统一的同时，又彰显出党的旺盛的生命活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既凝聚了军心士气，也赢得了民意民心；“支部建在连上”更是决定了新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执政时期党的制度是党执政方略和自身建设理念的固化和表现，对党的思想建设起到独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党的价值理念和创新理论，只有依靠科学的制度支撑，才能保证发展无偏向、实践无偏差、落地无偏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制度治党影响思想建党成效。制度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力，对适用群体起到的是一种硬性约束作用。一方面，制度可以把对党的思想价值的理解认同和接受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党员干部的硬性要求固化下来；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对制度的认同与实践，本身就是对内含于制度的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的认同与实践，制度通过其强制、教育功能进一步使党员干部统一思想、规范行为。比如，和平时期用党的作风、传统开展思想教育，其给予党员干部的影响与效果比革命年代明显不同，这就需要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党员干部的行为边界，这对党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延续无疑具有巨大现实意义。因此，制度建设有机保证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制度愈健全，组织也就愈健全，在一定条件下，制度是组织的保护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健全将给组织带来生机与活力”。三是制度治党丰富思想建党内涵。党员干部在实践制度建设过程中亲身体会蕴含其中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有助于在全党形成共识。进一步而言，这种共识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升华到新的层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改、废、释了一批党内法规，贯穿了丰富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在规范党员行为、严惩违纪现象的同时，还倡导党员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人处事。事实证明，党内法规的完善规范，不仅从具体形式上改变了党的作风形象和服务群众的效率效能，而且还从根本内容上促使党内初步形成崇尚法治、敬畏法治的法治文化，从而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再次，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互动、相辅相成。政党政治的基本原理要求现代政党既要依靠政党意识形态支持、整合以形成集体认同，又要依靠政党制度范畴推动、实践以实现政党价值目标。正如学者所言：“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必然是以先进理念为内核、科学制度为支撑的良性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思想和制度的契合与互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既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又要用强有力的制度确保全体党员为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不懈奋斗。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思想建党追求理想信念，体现内在约束，属于党建中的软件建设；制度治党强调党纪严明，规定外在约束，属于党建中的硬件建设。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互动，体现的是主观与客观、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对此，邓小平指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党的思想理论是党员干部内心的清规戒律，党规党纪是党员干部现实生活的行为准则，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一个将党的思想、价值、理论在党员干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整体过程，二者不但不容偏废，更要互动互补、形成合力。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擎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总纲。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召开座谈会时意味深长地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翌年，他又在福建古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随后，他又形成了以全面从严治黨为总抓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寻根和立规，旨在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达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彰显的是管党治党思路和实践的新突破，作为总纲，意在纲举目张，擎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浓墨重彩的画卷，“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提出了“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要求，“四铁”本身包含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高度统一；同年，党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前者坚持正面倡导，树立行为标准，后者开列负面清单，划定行为边界。两者在制度治党上互动互补，相得益彰。
其次，要把思想建党融入制度治党中去，也要在制度治党中彰显其思想教育功能。统一的思想才有统一的行动。近年来，党内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思想迷茫、信仰动摇，迷恋西方自由观和经济模式；有的追求享乐、互相攀比，服务人民的意识淡薄；有的漠视法纪、我行我素，做事利益为先，不守章程、不计后果。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与制度制定过程中的漏洞有关，但更多的是在制度执行的环节上出了偏差，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建设中思想教育没有跟上。理想信念的执着才能使行为清醒、坚定。制度建设中的思想教育，既要有一般的法制教育，树立制度权威，更要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和道德伦理要求贯穿其中，帮助党员干部提高认识制度中蕴含的党的思想理论、价值理念和制度法度的内在逻辑，借助提高党员干部个人的精神素质并以此带动制度制定和执行环节的自觉落实。在制度建设中融入思想教育还能教育广大党员正确认识和理解制度在管党治党中的地位和功能，防止“制度万能论”或“制度无用论”。有的单位领导干部盲目推崇制度的约束和惩戒功能，却忽视了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总感觉现有制度的约束力还不够强，一味推出新制度，不顾制度建设应有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忽视了制度体系内在价值理念的宣传和教育，反而迟滞了制度建设发展水平。就当今制度建设中的思想教育而言，一方面要注意强化党员的法治教育，既包括传统的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也包括对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的制度表达以及法规制度精神实质的解读，还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扬制度本身的教育功能，形成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和制度体系，把制度之中的理想信念、党性和人民性充分彰显出来。
再次，要善用思想建党促进制度治党，也要善用制度治党巩固思想建党。一方面，要善于把思想建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制度治党的物质力量，真正把思想建党是拉动制度治党火车头的引擎作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以制度治党巩固思想建党，使思想建党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对此，有学者指出：“只讲理想信念、道德自律，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法律惩戒，对少数人也许可以，多数人肯定不行；短时间也许可能，长时期一定不能。”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手段，背离信仰、道德沦丧的代价就会降低，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就失去了价值方向和具体要求，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本无从谈起。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有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党员干部需要制度规范作为抵御风险和诱惑的“防火墙”。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既有西方价值观念和多元文化的外因，也有自身腐化堕落和蜕化变质的内因，还有制度制定不完善和执行不力的重要因素。制度建设对思想建设的保障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党内建立了一整套党员干部教育和学习制度，规范了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时间、内容、方式、考核等，确保思想教育的有序运转；另一方面要在制定党的各项制度时，体现出思想建设的导向，把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取向蕴含其中，如反腐倡廉制度中就要内含务实、为民、清廉的精神实质；再一方面是要把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固化为制度，一些普通群众可以做但党员干部不适合做的事情，也应该形成规范确定下来。目前，党在应用制度手段于思想建设中已卓有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打造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将制度反腐与思想防腐相结合构建完整反腐链条，在形成高压震慑和防治腐败条件的基础上，促使党员干部内化形成公心用权、远离腐败的思想防线，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土壤。
习近平强调指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不再是各自为战的独立个体，或是简单的效用叠加，而是要紧紧围绕党的建设主题主线，真正实现功能加成、优势互补。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都具备相同的导向和约束功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能够有效放大相互的功能和实现机制，促进彼此功能彼此叠加，更好实现。同时，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二者紧密结合形成互补效应。思想教育具备的铸魂、励志、动员等功能，可以统一党员思想于制度的认同和执行中；而制度规范具备的严防、制约、禁止等功能，也可以硬性约束党员于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的践行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先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活动等，成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生动样板，净化了党员心灵，改进了党的作风，促进了党群关系，改善了党的形象，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
责任编辑 何成学
关键词：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1-0037-06
政党建设决定政党兴衰成败，政党治理关乎政党生死存亡。故此，全面建党与全面治党是立党、兴党、强党的两条重大举措。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自身建设与治理上比其他政党更为自觉和自信。共产党的建设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铁律，要求必须坚持全面建党与全面治党两手抓，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与制度上治党并把两者统一于党的建设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之中。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
首先，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原则。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明确使用思想建党的概念，但他们关于共产党思想建设的观点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思想建党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依据。在改造正义者同盟和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重通过对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制定了科学的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奠定思想基础。此后，在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和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批判》等著作，而且亲自为法国工人党领导人口授了党纲中最重要的理论部分，为思想建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不容“讨论”的，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种先进的理论原理并不是所谓改革家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和原则，而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晚年的恩格斯亦将思想建设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力量来源之一。他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列寧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首先在于其理论的先进性，“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由此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论述，其主要着力在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这种探索对于中国共产党准确领悟、实践和创新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发展的眼光和方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思想建党命题，赋予了其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思想建党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从特定的党情和国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所做出的突破性创造。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个攸关生死与理想的问题鲜明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是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与叛徒的变节投降极大地破坏了党的组织，一批立场不坚定的党员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二是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员的社会成分更为复杂，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产生了种种不正确的思想。据此，我们党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组织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后，思想入党成了对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再度强调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因此要通过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进一步整顿党的作风，“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为思想建党创造条件，为建成一个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奋斗。这种首先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又注重组织建设的做法，是我们党的历史性创造。思想建设同样是确保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领导核心的强大武器。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邓小平先后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多次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胡锦涛强调将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这一时期，我们党先后开展了“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党建思想教育活动。这些理论论述和实际举措，无不证明思想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重要内容，从源头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活力。
其次，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在党的纪律上有过论述。如马克思就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则将抛弃了纪律和集中的党组织形容为“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用组织建设保证思想建设的效果，“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列宁既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革命中纪律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也强调了政党的纪律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制度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吸引力和战斗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纲领，要求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并对组织原则、党员入党、党的组织等事项做出了明确规定，是为制度治党的开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反省“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时指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重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他提出了制度建党的要求，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突出强调要靠法制抓党员干部的廉政建设，认为“搞法制靠得住些”。江泽民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深切告诫全党“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驰，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胡锦涛注重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尤为强调制度建设在党的先进性和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强调“要长期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所以，要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 再次，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从来不是割裂开来的，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二者始终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发挥了巨大威力。思想建党原则需要以制度的形式确立并在全党推广施行，而制度治党方式同样需要用党的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统一全党思想的实践开端。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依托《古田会议决议》公告全党，并确定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毛泽东在会议上还明确提出要分别“从思想上肃清”“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主义，体现了鲜明的思想教育同政策制度共同作用的管党治党思路。邓小平亦赞同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来推动党的建设，他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江泽民也指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胡锦涛则在注重完善反腐倡廉制度的同时，还大力倡导廉政文化建设，以使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制度规定。
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早在1940年，陈云就曾指出：“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线和方针政策”。管党治党，不仅要依靠思想建设的引导和支持作用，还要发挥制度建设的规范和保障功能。
首先，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内核。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建设呈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其中思想建设是根本，处于统领地位。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一是思想建党决定制度治党的性质和方向。制度是一定群体其社会行为的约束集合，表达的是该群体对于社会行为的集体意识。制度的行为规范遵循一定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必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党的性质宗旨等一系列价值需求，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目的，以實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归宿。实践证明，制度的价值导向正确，制度建设就会得到发展；反之，制度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作为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制度建设不得不用正确的价值理念把好“总开关”。二是思想因素影响制度的执行与实施。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无论多么科学完善的制度，都需要敬畏意识和执行意识引导受其约束的人或群体自觉执行。制度管根本、管长远，但若失去思想之魂，其根本性、长久性也就无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无不证明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局外人”，党的制度执行才不会有“旁观者”。改革开放以来党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但部分党员干部仍未绷紧法纪弦，违反党纪国法、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三是思想观念制约制度建设的发展。制度的制定需要正确的价值理念，制度的执行需要坚定的制度信仰，制度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思想观念。党的制度建设要想处理好稳定性和时效性的关系，必须依靠全党上下敏锐把握社会发展变化、人民现实需求和党内在制度建设上出现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党内重大和利益关系的问题上，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党内共识，激励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自觉服从制度建设的改革和发展全局。
其次，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保证。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是党的一切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其重要程度上，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其作用发挥上，“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其与党的建设其它方面关系上，“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所以要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制度问题。制度构建起党在领导国家和自身建设中的整体意志体系，对党员干部进行有效引领、激励、禁止，形成管党治党强有力的机制。一是制度治党为思想建党提供载体。实践证明，单纯的教育和宣传并不能保证先进思想的实践与实现，思想教育的威力往往通过制度规定得到体现。党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军事上、政治上、宣传上的成功固然毋庸置疑，但党纪、军纪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和活动原则，在保障党的团结统一的同时，又彰显出党的旺盛的生命活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既凝聚了军心士气，也赢得了民意民心；“支部建在连上”更是决定了新旧军队的根本区别。执政时期党的制度是党执政方略和自身建设理念的固化和表现，对党的思想建设起到独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党的价值理念和创新理论，只有依靠科学的制度支撑，才能保证发展无偏向、实践无偏差、落地无偏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二是制度治党影响思想建党成效。制度作为一种外在约束力，对适用群体起到的是一种硬性约束作用。一方面，制度可以把对党的思想价值的理解认同和接受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党员干部的硬性要求固化下来；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对制度的认同与实践，本身就是对内含于制度的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的认同与实践，制度通过其强制、教育功能进一步使党员干部统一思想、规范行为。比如，和平时期用党的作风、传统开展思想教育，其给予党员干部的影响与效果比革命年代明显不同，这就需要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党员干部的行为边界，这对党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延续无疑具有巨大现实意义。因此，制度建设有机保证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制度愈健全，组织也就愈健全，在一定条件下，制度是组织的保护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健全将给组织带来生机与活力”。三是制度治党丰富思想建党内涵。党员干部在实践制度建设过程中亲身体会蕴含其中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有助于在全党形成共识。进一步而言，这种共识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推动党的思想建设升华到新的层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改、废、释了一批党内法规，贯穿了丰富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在规范党员行为、严惩违纪现象的同时，还倡导党员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人处事。事实证明，党内法规的完善规范，不仅从具体形式上改变了党的作风形象和服务群众的效率效能，而且还从根本内容上促使党内初步形成崇尚法治、敬畏法治的法治文化，从而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体系。 再次，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互动、相辅相成。政党政治的基本原理要求现代政党既要依靠政党意识形态支持、整合以形成集体认同，又要依靠政党制度范畴推动、实践以实现政党价值目标。正如学者所言：“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必然是以先进理念为内核、科学制度为支撑的良性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思想和制度的契合与互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既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又要用强有力的制度确保全体党员为实现党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不懈奋斗。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符合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思想建党追求理想信念，体现内在约束，属于党建中的软件建设；制度治党强调党纪严明，规定外在约束，属于党建中的硬件建设。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互动，体现的是主观与客观、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对此，邓小平指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党的思想理论是党员干部内心的清规戒律，党规党纪是党员干部现实生活的行为准则，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一个将党的思想、价值、理论在党员干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整体过程，二者不但不容偏废，更要互动互补、形成合力。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擎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总纲。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召开座谈会时意味深长地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翌年，他又在福建古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目的是寻根溯源，深入思考我们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随后，他又形成了以全面从严治黨为总抓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寻根和立规，旨在通过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达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彰显的是管党治党思路和实践的新突破，作为总纲，意在纲举目张，擎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浓墨重彩的画卷，“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提出了“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要求，“四铁”本身包含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高度统一；同年，党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前者坚持正面倡导，树立行为标准，后者开列负面清单，划定行为边界。两者在制度治党上互动互补，相得益彰。
其次，要把思想建党融入制度治党中去，也要在制度治党中彰显其思想教育功能。统一的思想才有统一的行动。近年来，党内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思想迷茫、信仰动摇，迷恋西方自由观和经济模式；有的追求享乐、互相攀比，服务人民的意识淡薄；有的漠视法纪、我行我素，做事利益为先，不守章程、不计后果。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与制度制定过程中的漏洞有关，但更多的是在制度执行的环节上出了偏差，从根本上看是制度建设中思想教育没有跟上。理想信念的执着才能使行为清醒、坚定。制度建设中的思想教育，既要有一般的法制教育，树立制度权威，更要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和道德伦理要求贯穿其中，帮助党员干部提高认识制度中蕴含的党的思想理论、价值理念和制度法度的内在逻辑，借助提高党员干部个人的精神素质并以此带动制度制定和执行环节的自觉落实。在制度建设中融入思想教育还能教育广大党员正确认识和理解制度在管党治党中的地位和功能，防止“制度万能论”或“制度无用论”。有的单位领导干部盲目推崇制度的约束和惩戒功能，却忽视了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总感觉现有制度的约束力还不够强，一味推出新制度，不顾制度建设应有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忽视了制度体系内在价值理念的宣传和教育，反而迟滞了制度建设发展水平。就当今制度建设中的思想教育而言，一方面要注意强化党员的法治教育，既包括传统的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也包括对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的制度表达以及法规制度精神实质的解读，还要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扬制度本身的教育功能，形成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和制度体系，把制度之中的理想信念、党性和人民性充分彰显出来。
再次，要善用思想建党促进制度治党，也要善用制度治党巩固思想建党。一方面，要善于把思想建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制度治党的物质力量，真正把思想建党是拉动制度治党火车头的引擎作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以制度治党巩固思想建党，使思想建党建立在牢固的“物质”基础之上。对此，有学者指出：“只讲理想信念、道德自律，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法律惩戒，对少数人也许可以，多数人肯定不行；短时间也许可能，长时期一定不能。”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手段，背离信仰、道德沦丧的代价就会降低，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就失去了价值方向和具体要求，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根本无从谈起。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有制度建设作为保障，党员干部需要制度规范作为抵御风险和诱惑的“防火墙”。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滑坡，既有西方价值观念和多元文化的外因，也有自身腐化堕落和蜕化变质的内因，还有制度制定不完善和执行不力的重要因素。制度建设对思想建设的保障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党内建立了一整套党员干部教育和学习制度，规范了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的时间、内容、方式、考核等，确保思想教育的有序运转；另一方面要在制定党的各项制度时，体现出思想建设的导向，把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取向蕴含其中，如反腐倡廉制度中就要内含务实、为民、清廉的精神实质；再一方面是要把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固化为制度，一些普通群众可以做但党员干部不适合做的事情，也应该形成规范确定下来。目前，党在应用制度手段于思想建设中已卓有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着力打造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将制度反腐与思想防腐相结合构建完整反腐链条，在形成高压震慑和防治腐败条件的基础上，促使党员干部内化形成公心用权、远离腐败的思想防线，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土壤。
习近平强调指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不再是各自为战的独立个体，或是简单的效用叠加，而是要紧紧围绕党的建设主题主线，真正实现功能加成、优势互补。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都具备相同的导向和约束功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能够有效放大相互的功能和实现机制，促进彼此功能彼此叠加，更好实现。同时，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二者紧密结合形成互补效应。思想教育具备的铸魂、励志、动员等功能，可以统一党员思想于制度的认同和执行中；而制度规范具备的严防、制约、禁止等功能，也可以硬性约束党员于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的践行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先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活动等，成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生动样板，净化了党员心灵，改进了党的作风，促进了党群关系，改善了党的形象，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