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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海的人”向南,去深圳,去海南。而他们,向东,跨过黄浦江,开发浦东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二十年前,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两个世界。浦西是繁华的十里洋场,而浦东只是外滩遥遥远眺的一片农田菜地,荒凉没有生机。
当1990年4月18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要开发开放浦东时,这片农田菜地在不少人眼里成为创业的梦想之地了。
渡江难
1990年10月,计算机工程师张浩到浦东开发办公室报到的时候,开发办大概有60多人。当时开发办没有审批权,只是个“空办”,一个协调机构,但办事效率非常高,协调能力特别强。“开发办设在浦东大道上的浦东文化馆,另外三个开发公司办公地点在浦东南路的由由饭店,由是田字出头,浦东的人希望浦东开发了,要出头了。”
渡江难。当时,黄浦江上没有桥,人流、物流的往来都依靠轮渡,效率很低,遇上恶劣天气交通就要阻断。1990年来开发办的人,大多住在浦西。张浩当时就住在浦西的曹杨新村,要坐一个半小时的223路、隧道五线等公交车到浦东上班,“挤得肋骨都要断了,新买的随身听的线都拉断了,特别心疼。”
1990年9月11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三个开发公司挂牌成立。“刚开始大家都很茫然,是去开发办工作,还是去三个企业?陆家嘴,是中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好像不错;外高桥,太远了,在芦苇荡边上;金桥根本就没听说过。”张浩还记得他当年带外宾去外高桥保税区,大片的芦苇把外宾的凯迪拉克汽车划得都是道道,司机心疼的不得了。
“那个时候在浦西感觉到‘洋气’,一到浦东就很‘乡气’。”当时,浦东最高的建筑,一是5层的救火观察楼,还有就是民国初年的一处旧居,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建筑。陆家嘴地区有条路叫烂泥渡路,每逢暴雨就“水漫金山”,积水到膝盖。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工作党委和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从不到100人变成800人,800壮士。”张浩笑着说。
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李佳能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了管委会挂牌的那一天,“有浦东的农民,自告奋勇说我家里有几亩地、几栋房子可以捐出来。还有小学生捐压岁钱,有捐党费的,家具厂送家具的。”
张浩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开发办的一位处长从东海舰队借直升机拍宣传片;来浦东参观的船,也可以得到海监局的特批,不一定按照规定的路线上岸。
“那是一个上下拧成一股绳搞开放的年代。每个人都真诚、激情、有信心。”张浩如此评价当年每个“过江的人”不辞劳苦、全身心地投入。
历风险
从1993年到1996年,浦东以基础开发为主。当时,浦东有3000个以上的工地在同时施工。到处是机器轰鸣,施工车辆穿梭往来,开发强度之大、速度之快让世界惊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东方明珠上看到浦东工地塔吊林立时,曾发出惊叹:世界上五分之三的塔吊在中国,中国的塔吊一半在上海,上海的塔吊绝大多数在浦东。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访问浦东时,也发出过同样的感慨。他说,自己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说上海的市鸟是“仙鹤”(Crane,同时有吊车和仙鹤之意)。
当时浦东新区与外国公司有项目融资的合作,在新区外办工作的张浩参加了外方专家组,在伦敦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做了6个多月的项目咨询。两年后,张浩拿到了1997～1998年的志奋领奖学金,赴英国学习。
也正是这一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金融贸易为主业的陆家嘴,还很稚嫩。“当时《参考消息》在头版报道,陆家嘴的商务楼只有20%的租售率,偌大的地方,灯亮不起来。”
时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姚锡棠给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写信,建议把以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迁往浦东,通过要素市场的转移发展浦东现代服务业,带动人气。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徐匡迪的批示。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当时很多设在浦西的要素市场,如商品交易所、粮油交易所、产权交易所以及上海市房地局等都随之东迁浦东。
据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回忆,他在陪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对方调侃说,陆家嘴的房子看起来造得太多了,空置得厉害。赵启正笑着回应,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
金融危机过后,陆家嘴的灯逐渐亮了起来。即使是当年做得大了不少的“裤子”,现在看起来也小了。为此,上海市规划把1.7平方公里的陆家嘴金融城,扩容到3.2平方公里,以容纳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
如今,已坐拥包括甲级写字楼、商业中心、高星级酒店、国际社区、都市科研等各类商业地产的陆家嘴,正逐步向外延伸。原来的荒地上,是492米高的中国第一大楼以及556家中外金融机构的华丽楼群。
“如今的陆家嘴,将要在方便生活、交通、消费等方面下功夫,让十几万金融白领的生活更便捷。”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杨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当年,不只陆家嘴,浦东的大部分建设都过于注重产业功能,而忽视了城市功能。“陆家嘴就像一个独立的孤岛,路看着就在眼皮底下,走过去却很麻烦。我们在陆家嘴报纸买不到,买包烟都很难,办公楼吃饭也难。”杨小明说,他的希望就是能使在陆家嘴工作的白领,15分钟以内有20处就餐地可以选择。
向上升
做好配套设施,把投资者留住的理念,一直贯穿杨小明在浦东的二十年。
1990年5月2日清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杨小明匆匆赶去外滩市府大楼参加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议程,就是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进程中第一批到浦东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在简短的名单中,毫无思想准备的杨小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这次会议,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被任命为浦东开发办信息处处长的杨小明也成为浦东开发办的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当时的信息处类似于公共关系部,后来改为对外联络处。那时工作分工还不像现在这么细致,除了对外宣传外,中外访问者接待、招商引资、信息管理等工作也都归信息处做。”
1995年4月,作为浦东新区第一个“主动下岗”的局级干部,杨小明赴任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两年后,刚刚在外高桥做出成绩的杨小明被调任至金桥开发区担任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国家级开发区,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当时已基本完成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基础建设初具规模。但在招商过程中,杨小明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美国公司要到金桥建工厂,他们的外籍高管要找一个环境好一些,孩子能就近上学的小区租房。可放眼浦东,竟然没有一个小区能满足这两项基本要求。如果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不管我们招商来的企业多么优秀,他们的员工都不会安心在上海工作。”为此,身为集团总经理的杨小明,曾亲自给外籍高管请过保姆,为他们的孩子找过家教。
经过细致认真的调研,杨小明决定在金桥建设一个各项服务功能完备的国际社区。
两年后,在金桥出口加工区西侧,参照国际标准和惯例建设的碧云国际社区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有亚洲最好的橄榄球场,有英国布莱尔首相的母校德威国际学校,还有两座外国人周末作礼拜的教堂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二十年前,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两个世界。浦西是繁华的十里洋场,而浦东只是外滩遥遥远眺的一片农田菜地,荒凉没有生机。
当1990年4月18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要开发开放浦东时,这片农田菜地在不少人眼里成为创业的梦想之地了。
渡江难
1990年10月,计算机工程师张浩到浦东开发办公室报到的时候,开发办大概有60多人。当时开发办没有审批权,只是个“空办”,一个协调机构,但办事效率非常高,协调能力特别强。“开发办设在浦东大道上的浦东文化馆,另外三个开发公司办公地点在浦东南路的由由饭店,由是田字出头,浦东的人希望浦东开发了,要出头了。”
渡江难。当时,黄浦江上没有桥,人流、物流的往来都依靠轮渡,效率很低,遇上恶劣天气交通就要阻断。1990年来开发办的人,大多住在浦西。张浩当时就住在浦西的曹杨新村,要坐一个半小时的223路、隧道五线等公交车到浦东上班,“挤得肋骨都要断了,新买的随身听的线都拉断了,特别心疼。”
1990年9月11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三个开发公司挂牌成立。“刚开始大家都很茫然,是去开发办工作,还是去三个企业?陆家嘴,是中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好像不错;外高桥,太远了,在芦苇荡边上;金桥根本就没听说过。”张浩还记得他当年带外宾去外高桥保税区,大片的芦苇把外宾的凯迪拉克汽车划得都是道道,司机心疼的不得了。
“那个时候在浦西感觉到‘洋气’,一到浦东就很‘乡气’。”当时,浦东最高的建筑,一是5层的救火观察楼,还有就是民国初年的一处旧居,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建筑。陆家嘴地区有条路叫烂泥渡路,每逢暴雨就“水漫金山”,积水到膝盖。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工作党委和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从不到100人变成800人,800壮士。”张浩笑着说。
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李佳能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了管委会挂牌的那一天,“有浦东的农民,自告奋勇说我家里有几亩地、几栋房子可以捐出来。还有小学生捐压岁钱,有捐党费的,家具厂送家具的。”
张浩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开发办的一位处长从东海舰队借直升机拍宣传片;来浦东参观的船,也可以得到海监局的特批,不一定按照规定的路线上岸。
“那是一个上下拧成一股绳搞开放的年代。每个人都真诚、激情、有信心。”张浩如此评价当年每个“过江的人”不辞劳苦、全身心地投入。
历风险
从1993年到1996年,浦东以基础开发为主。当时,浦东有3000个以上的工地在同时施工。到处是机器轰鸣,施工车辆穿梭往来,开发强度之大、速度之快让世界惊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东方明珠上看到浦东工地塔吊林立时,曾发出惊叹:世界上五分之三的塔吊在中国,中国的塔吊一半在上海,上海的塔吊绝大多数在浦东。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访问浦东时,也发出过同样的感慨。他说,自己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有人说上海的市鸟是“仙鹤”(Crane,同时有吊车和仙鹤之意)。
当时浦东新区与外国公司有项目融资的合作,在新区外办工作的张浩参加了外方专家组,在伦敦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做了6个多月的项目咨询。两年后,张浩拿到了1997～1998年的志奋领奖学金,赴英国学习。
也正是这一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以金融贸易为主业的陆家嘴,还很稚嫩。“当时《参考消息》在头版报道,陆家嘴的商务楼只有20%的租售率,偌大的地方,灯亮不起来。”
时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姚锡棠给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写信,建议把以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迁往浦东,通过要素市场的转移发展浦东现代服务业,带动人气。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徐匡迪的批示。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当时很多设在浦西的要素市场,如商品交易所、粮油交易所、产权交易所以及上海市房地局等都随之东迁浦东。
据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回忆,他在陪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对方调侃说,陆家嘴的房子看起来造得太多了,空置得厉害。赵启正笑着回应,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
金融危机过后,陆家嘴的灯逐渐亮了起来。即使是当年做得大了不少的“裤子”,现在看起来也小了。为此,上海市规划把1.7平方公里的陆家嘴金融城,扩容到3.2平方公里,以容纳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
如今,已坐拥包括甲级写字楼、商业中心、高星级酒店、国际社区、都市科研等各类商业地产的陆家嘴,正逐步向外延伸。原来的荒地上,是492米高的中国第一大楼以及556家中外金融机构的华丽楼群。
“如今的陆家嘴,将要在方便生活、交通、消费等方面下功夫,让十几万金融白领的生活更便捷。”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杨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当年,不只陆家嘴,浦东的大部分建设都过于注重产业功能,而忽视了城市功能。“陆家嘴就像一个独立的孤岛,路看着就在眼皮底下,走过去却很麻烦。我们在陆家嘴报纸买不到,买包烟都很难,办公楼吃饭也难。”杨小明说,他的希望就是能使在陆家嘴工作的白领,15分钟以内有20处就餐地可以选择。
向上升
做好配套设施,把投资者留住的理念,一直贯穿杨小明在浦东的二十年。
1990年5月2日清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杨小明匆匆赶去外滩市府大楼参加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议程,就是宣布开发开放浦东进程中第一批到浦东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在简短的名单中,毫无思想准备的杨小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这次会议,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
被任命为浦东开发办信息处处长的杨小明也成为浦东开发办的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当时的信息处类似于公共关系部,后来改为对外联络处。那时工作分工还不像现在这么细致,除了对外宣传外,中外访问者接待、招商引资、信息管理等工作也都归信息处做。”
1995年4月,作为浦东新区第一个“主动下岗”的局级干部,杨小明赴任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两年后,刚刚在外高桥做出成绩的杨小明被调任至金桥开发区担任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为国家级开发区,成立于1990年的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当时已基本完成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基础建设初具规模。但在招商过程中,杨小明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美国公司要到金桥建工厂,他们的外籍高管要找一个环境好一些,孩子能就近上学的小区租房。可放眼浦东,竟然没有一个小区能满足这两项基本要求。如果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不管我们招商来的企业多么优秀,他们的员工都不会安心在上海工作。”为此,身为集团总经理的杨小明,曾亲自给外籍高管请过保姆,为他们的孩子找过家教。
经过细致认真的调研,杨小明决定在金桥建设一个各项服务功能完备的国际社区。
两年后,在金桥出口加工区西侧,参照国际标准和惯例建设的碧云国际社区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有亚洲最好的橄榄球场,有英国布莱尔首相的母校德威国际学校,还有两座外国人周末作礼拜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