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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不分国籍,也没有护照,它是无数个幽灵的分身,悄悄潜入我们的地球村。短短两周之内,国内疫情控制住了,海外疫情却暴发了。
这两天,华人回国成了热点,负面新闻也不少。例如,澳洲籍华人女子“返”京后拒绝隔离、在海外发烧的人隐瞒病情回国、留学生“硬闯小区”等。一时间,不理智的网民纷纷指责这些回国的人是“千里投毒”。
海外华人的真实处境到底是怎样的?他们又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和选择?回国“避难”的选项又真的有那么轻易吗?
回不来的人
橘子在英国工作,本身就是武汉人,1月初回国过年,在封城之前提前回到了英国。“我在英国有必须本人亲自处理的事,虽然当时的英国还算安全,但我心里一直在担心我的家人。”
武汉封城之前,并没有什么疫情新闻,橘子几乎每天都和家人在武汉市区到处跑。回到英国以后,橘子和公司说明情况后就开始自主居家隔离。既担心自己,也忧心远方的家人,而且死亡近在咫尺—朋友的家人被感染后去世、微博的肺炎求助超话里也有认识的人。
“我当时有一些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会不受控制地悲从中来。做饭做到一半就觉得世界崩塌了,我就蹲在地上开始哭。因为一星期没出门,我出去倒个垃圾,深呼吸一口,就又哭了。”
“我住的地方原本没什么人,很安静,你会觉得生活无限平静和美好。但当你打开手机,会发现屏幕另一端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感觉实在太分裂了。”
也正因为经过这些,当英国暴发疫情后,橘子比周围的英国人来得更为敏感。“我一开始和他们说,他们觉得我反应过度了,当地媒体上说这是流感,他们认为我危言耸听。”
而且橘子上班搭乘的地铁是从机场出来的,室友也都在机场、酒店、物流公司这些人流众多的地方工作,随着英国疫情的升级,橘子申请了在家工作,尽量不要外出。和一个多月前刚从武汉回来时的状态相比,橘子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佛系”了—不去参与讨论、保护好自己。
欧洲整体情况不容乐观,身处荷兰的李青目前也正在家办公。荷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在2月27日确诊,在意大利疫情暴发之际,荷兰还有900个学生去意大利北部滑雪。“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很担心,但也不能跟公司说要在家办公,荷兰人会不能理解。”
李青的公司在机场附近,她每天要坐火车去上班,在机场转公交。“我就想着,改成6点去上班,避开早高峰。上火车的时候就站在车门旁边,那里人少,还有空气流通。我每天还裹着厚厚的围巾,遮住口鼻,上下班都要窒息了。甚至都想在公司附近住旅馆了。”
她也挣扎过要不要戴口罩出门,但有韩国女生因为戴口罩被电车售票员要求下车,李青想想还是算了。“他们认为,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既然生病了,就不该出门而应该待在家里。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不是自己。我觉得这不算是歧视,而是观念问题。大部分荷兰人还是挺善良的,虽然也有华人因为戴口罩被打,后来查出来也是个移民打的。移民之间互相歧视吧。”
好在荷兰政府很快就呼吁大家在家办公,李青也终于安心了一些。华人超市早就被抢空,连网店也因为承担不起配送压力而关闭了;虽然荷兰人并未表现得太过担忧,但也出现了“抢购潮”,民生必需品也都被一扫而光。
“我们在当地有工作、有牵绊的,也不是说回国就能回的。”
回来的人
也有立刻辞职回国的。在意大利疫情开始暴发之际,张兵怕晚了回不去,加上父母催促,他就仓促离职了。“我3月1日提的离职,6日就走了。”
但张兵也坦言,自己本就不打算在意大利扎根,疫情只是加速了他回国的时间。目前他还在宾馆隔离,“一人一间,环境挺好的”。
在英国工作的王敏恩也准备回来了,提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她一直说自己“气死了”。“英国现在轻症不检测,就算检测了也不给治。”
英国本地还是一切如常,而且外面戴口罩的人很少,政府也不提倡健康的人戴口罩,因为生病的人才会戴口罩。加上媒体报道的一些“华人戴口罩被打”事件,于是王敏恩和公司申请在家办公。
有韩国女生因为戴口罩被电车售票员要求下车。“他们认为,生病的人才戴口罩,既然生病了,就不该出门而应该待在家里。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不是自己。”
有一次必須出门,她决定戴着口罩,在地铁上的时候感到非常紧张。“我怕有人打我,结果没人看我。”后来回家的时候,和她坐在同一排的人总是侧身看她,她瞪回去后,那人就瞥开,隔了一会儿又侧身看她。对面的英国老爷爷直接对着那人翻了个大白眼,很多人都看到了,接着对她抛个媚眼说“不要理他”。
之前王敏恩也在背后被人嘲笑过她是个“冠状病毒”,但她认为“整体还是好人多”。
王敏恩原本就打算在3月底回国续签,随着英国疫情的暴发,她和公司申请提前回来。“机票每天都在涨,回国的航班有一半都会被临时取消,我每天拿着本子算,哪个航班比较稳。正常情况下来回一万元左右,现在单程都要两三万元。”
“一方面,回国比较安心,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在路上交叉感染,但至少国内会给你治疗。”
在这波“回国潮”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留学生。欧美学校都陆续停课改上网课了,对他们来说,回到熟悉的家人身边更安全,也更安心。
赵秋琪是一名美国学校的大三学生,但这学期她来到法国交换,趁着春假去意大利玩了两周,没想到意大利疫情突然暴发。回到法国上了两天课后,法国的学校建议他们自我隔离一周。隔离完以后,赵秋琪就收到美国学校劝返的消息。
“当时法国确诊的人数只有300多个,我想再等等,没想到过了两三天就破千了。我家人都希望我回去。” 不同社会对疫情的反应不同,赵秋琪对此感受颇深。当中国发生疫情、华语报道铺天盖地地袭来时,在法国的报道里这是“出现在中国的危机”。所以当赵秋琪每天忧心忡忡地滑手机更新国内疫情时,法国人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
当赵秋琪被学校要求在家隔离时,她按照学校建议,立刻去买了消毒水、口罩,并告诉同住的人将不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作为中国人很认真在执行这件事,但可能有点吓到我的法国住家。”
赵秋琪也和周围的法国人聊过这件事,但法国人会认为这只是“更严重一点的流感”,年轻人得了没关系,日常生活仍然照旧。“我知道这个病在国内很严重,也认可就像个大流感,但国内报道经常会形容拍了CT后人们的肺变白了,像是磨玻璃,这一点和大流感给我的印象很不同。”
“我在美国本部的学校已经停课了,但停课第一天,大家都在学校的草坪上开派对、吃野餐、晒太阳。中国人会觉得匪夷所思,但的确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或者和我们的观念相差甚远。”
随着法国确诊病例的暴增,赵秋琪决定回国。
“下飞机后回家隔离,各种登记,非常严格。虽然很严,但很放心,因为就算确诊了,我也能被照顾好。但在法国,出了什么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有一堆在美国的同学回国,还有人想组团包机回来。”
正从英国回国途中的毕业生Kevin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机场有很多穿着全套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人,基本上都是华人。
想回来的人
孙雨薇是在美国念书的大一学生,她想回国,却“失败”了。很多大一学生的家长建了一个群,希望包机将孩子接回国,已经有八十几个人报名了,但因为航班被大面积取消,包机失败。
因为家住“风暴中心”的武汉,经历过那些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孙雨薇的父母也更为焦虑。也想过给孩子买张机票自己回来,又担心在飞机上交叉感染。而且现在武汉还没解封,回国也要隔离,回来的路上会遇到什么也还是未知。
孙雨薇自己也在左右摇摆中。“我周围很多人都回去了,也有很多人在考虑中。留学生在美国挺尴尬的,医疗资源也许不会优先用在留学生身上。学生反正在上网课,和家人一起会更有安全感。”
和孙雨薇同一个学校的唐小嫄也对要不要回国举棋不定。“平时就很想家,现在更想回到一个安全、熟悉的地方。然后也怕得了病,医疗资源不会向我们公平开放,我们买的保险不一定能报销一些内容,这也是挺大一笔数目的。”
但何米就持不同态度。“学校说在可见的未来是上网课,但也没说整个学期都上网课,万一到时候疫情控制住了,总不能再打飞的回去吧。而且我在上直播课,回国意味着每天凌晨两点要爬起来上一个半小时的课。”
美国给出的建议是让大家勤洗手、少聚集,口罩是安慰剂,可以防止自己把病毒传染出去,却不能保护自己不受病毒感染,而且周围人都不戴的话,自己戴了也没用。不同的中国留学生对此抱持不同态度,有人相信所以安心了,也有人不信所以更担心了。
在美国大学教书的董俊表示,回国还牵涉到临时更改课表、退宿、更换选课导师等一系列问题,短时间内收拾行李、找直飞航班等,着实不容易。近期他才送一个大二的学生去机场,从美国印第安纳州开3小时车去机场,再护送她飞2个半小时到纽约(芝加哥已经没有直飞国内的航班了),学生再独自搭14个小时左右的飞机到上海。“我现在每天要跟5、6个学生沟通,大家都很紧张。”
在英国工作的王敏恩也准备回来了,提起英国的“群体免疫”,她一直说自己“气死了”。“英国现在轻症不检测,就算检测了也不给治。”
在德国工作的王芳原本希望和先生一起回国,她的先生是英国人,去中国需要签证。都准备递签了,大使馆告诉他们,现在不会审批任何签证,可以递交,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审批下来,建议现在不要递交,不然护照也不一定拿得回来。
“我这几年免疫系统、心肺功能都不太好,而且德国比较严,还不能在家办公,我每天上班的路上会有很多感染风险。我原本把回国当作万不得已的选项,已经和先生做好了辞掉工作的准备。但现在也回不去了,我不能抛下我先生一个人回去。”
在公司里,王芳也是被视为“反应过度”的那个人。“他们有关病毒的事会来问我,但不会完全相信我,会看看我的反应,他们真的很淡定。”公司里有同事从威尼斯去迪拜,回德国后发烧了也没做檢查,因为在迪拜机场做过检测呈阴性,就默认自己没有生病。“我们公司基本上就在裸奔吧。”
但公司里也有意大利同事主动向她询问买口罩的事。国内疫情暴发的时候,王芳在网上订了600个口罩,结果不发货了。后来她在德国药店陆续买了200多个高价口罩,寄回去给国内的家人。等德国确诊人数开始上升时,德国基本也买不到口罩了,她偶然间买到了二十几个很贵的简单口罩。
不过,王芳现在出门也不敢戴口罩,一来怕引起侧目和关注,二来怕之后德国大暴发,自己还要出门买菜,口罩不够用。“如果德国暴发,我会和经理商量休年假,要是不让我休,我就选择辞职。”
虽然德国人看上去很淡定,但超市也都被抢购一空了。王芳说卫生纸、鸡蛋基本都空了,两周前就买不到米和意大利面了。“恐慌还是存在的,有一派人认为尽量别出门,一派人认为没事。”
在海外的华人,大部分是留学生,还有已经在当地工作、组建家庭的人,疫情当前,他们面临着不同的困境和选择。在异国他乡生活并非易事,因为人是在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条件下生存的。
而面对不同的国情、抗疫政策、文化差异,海外华人在“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上都是极为纠结和矛盾的,那么在做出“是否回国”的决定时,也必然面临内心的挣扎。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