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对客体的机械摹写。而是一种从客观物象到艺术形象的创造性活动。艺术家从现实生活和周围世界中汲取内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过程，这其中必然包含艺术家本人的好恶及情感选择。材料语言的选择。手法技巧的运用都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艺术的内容。“变形”作为创作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历来受到艺术家们的青睐。
　　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其匮乏的闭塞状态下。原始艺术家们的形象创造，全凭着直觉感受的记忆。如拉斯科洞窟中的《大公牛》气势雄壮，富有动感，充满粗犷的原始气息和野性的生命力。原始画家用粗壮而简练的黑线勾画出轮廓，并用红、褐、黑色渲染出动物的体积和结构。野牛的头和身体都刻画得很强壮有力，尤其眼睛似乎是有感情的表现。夸张与变形的手法强化了人们的直觉感受，更利于客观物象的神态传达。原始人也运用绘画形式去表达“情感”特征。而变形手法的运用正有助于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在欧洲许多国家出土的原始雕像中有一些被称为“原始的维纳斯”的女性雕像，这些雕像的共同特征都是夸张女性的生理特点，突出表现女性的乳房、腹部、大腿等特征。这既是原始艺术家们对客观物象最具特征的真实部分予以夸张、强调，更是原始时期人们对母性生殖崇拜的一种体现。
　　原始艺术家们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进行创作的，不管他们的创作动机是为了宗教心理，还是娱乐消遣，都是和其生存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创作行为一方面总要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人类整体思维发展的限制。这种种限制决定了他们还不足以运用高超的技巧去表现真实的世界。更不可能在他们的艺术里注入深奥的思想。这些如同孩子般天真的艺术家们并没有更多地去考虑形象的真实性，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变形。在创造。他们只是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在画面上表达自己纯真的愿望，他们自由、随意地安排自己的画面，不会受艺术技巧的种种戒律制约，他们使用最简洁的形象表现人和动物的活动，粗犷、有力，令我们耳目一新。
　　原始人的思维特点，决定了他们在艺术上的逻辑也是奇怪和混乱的，因而，反映他们思维方式的原始艺术，在变形上必定具有不自觉的性质。可见，原始艺术的变形是由于自然环境、物质条件或宗教心理以及原始民族的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造成的是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变形，而现代艺术的变形显然不同于此。
　　与原始思维相比，现代人的思维要复杂得多。思维的不断发展，也促使艺术经历了从不自觉变形到不变形。再到自觉变形的演绎过程。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迅猛发展，机器时代的到来，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给人们的观察和思维方法带来了变革。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尤其是东方艺术品涌入欧洲。给欧洲艺术家们带来许多启发。对学院派只注重技术的精湛而使艺术表现力贫乏的不满，导致艺术家们回归原始，以恢复艺术的活力。20世纪初欧洲各国艺术家纷纷从各国民间艺术、部落艺术、土著艺术中吸收养料。例如，高更就曾在塔希提岛生活多年。创作出一系列的优秀作品，对后来者影响至深。
　　现代艺术家们没有创作精确再现的幻象。也没有去显示铺张的技巧，而是直面心底更加深广、冥冥不可测的直觉，彻底放弃了艺术的实用性目的，而转为对理性精神的重视及情感的自由表达。从形式人手，以艺术的语言、画面的结构去寻求新的表现力，因而这一时期艺术的变形显然不同于不自觉的原始方式，而是通过思维的复杂活动自觉地寻找各种方式以彰显艺术家在个性，手法上的独特风格。一句话，现代艺术中的变形是主动变形、自觉变形。
　　变形作为现代艺术家们最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不再受到工具材料的制约而代之以艺术家自己的选择和创造，因而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模式。其关键在于现代艺术家把各自发现的新东西绝对化，如塞尚的形体简化与几何化，高更的装饰性线条与纯色运用，毕加索的形体分切等等，这些现代艺术大师把变形与主观的自我表现结合了起来。从而更有力地加强了变形自觉。
　　从不自觉变形到自觉变形反映了人类对艺术的认识有了极深刻的变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变形手法的运用终究是为了艺术更好的呈现，无论艺术形式经历怎样的演变，美的法则万变不离其宗，西方艺术传统就像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河，即使在号称颠覆一切传统的现代时期也未曾枯竭。伟大艺术的魅力是普遍的、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