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历史很多时候是默默无闻的人推动的”
起初，张悦然的父亲并不知道女儿将自己未发表的一个故事，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当女儿的《茧》需要送给朋友们阅读时，他帮着寄出去一些。“他大概会翻一下，也许知道了里面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带有“伤痕文学”气息的故事，只不过是中文系出身的父亲向女儿显示自己也曾写过小说的证明。他已找不到底稿，甚至记不得当年是向上海哪家文学杂志投的稿。他的小说没有发表，过了些年，他自己都忘了小说的具体内容。
《茧》先是发表在了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上，随后出版单行本。在各场新书交流会上，张悦然几乎都会把父亲的故事讲一遍。大家知道了，这位女作家的父亲在读大学之前是粮食局的卡车司机，做过文学梦。
我爸爸是1977年考上的山东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读的是中文系。他在1978年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钉子》。故事发生在他当时住的医院大院里。他大概十三四岁。大院里的一个叔叔，遭人迫害，变成了植物人。凶手一直没有抓到。对我爸来说，这是他童年里触动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当他在1978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他的小说投到上海那家文学杂志后，编辑回信说很好，决定采用。爸爸很高兴，然后跟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不久，编辑又给他寄了一封信说，上面的人觉得这篇小说调子太灰，可能没有办法发表了。爸爸听了很失望。他后来又写过几篇小说，好像都是类似的理由，最后都没有发表。
张悦然的父亲从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结婚生女，写作这件事情慢慢就淡了。当这个故事反复通过父亲的讲述出现在女儿面前时，她心里对这个故事生发出了某种难以道明的感情，仿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馈赠。她决定把这个故事重新写成小说。
医院大院也是张悦然长大的地方。医院的环境似乎是反童年的，那是一个离开世界的通道。医生身上那种理性的对待生死的态度，带给孩童一种坚硬的冲击。为了写小说，她回到医院，通过工作人员找到一份植物人的档案。档案里记录着他出生、参军、退伍、工作的时间，直到他被人朝脑袋里摁入钉子，成了植物人。“他一直在医院里躺着，被照顾得很好，从来没有生过褥疮，一直躺到19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这份植物人的档案，就像种子一样掉在了张悦然的电脑键盘里，生根发芽，长成了眼前这部《茧》。
张悦然坐在台上，语速平缓地说话。好几场活动，她都穿黑裙子，上身是波点衬衣，淡妆。这和她十多年前浓艳的形象打有区别。她已经10年没出版小说了。大家好像觉得没这么久，浮世中忙碌的人们对于时间产生了钝感。
在进入这个会场之前，张悦然在院子里的树下拍照。我在一旁看着，觉得这是奇妙的一幕。8年前，她、摄影记者姜晓明和我曾经同处一个空间，但却并不知晓。
“你说的是不是头上破了一个洞的小女孩。”张悦然对我说，“我照顾过她。”
这个小女孩叫申小玉。2008年5月12日，地震把这个4岁的女孩压在了北川幼儿园的废墟下边。她被救出并送到了绵阳中心医院。我和摄影记者姜晓明从北京飞到绵阳，在医院里见到了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志愿者张悦然正在那里。“你们可能没有看到，之前她（申小玉）的旁边还有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断了几根手指头，伤情不是很重，因此成了无人问津的对象。其他人不大管她，她特别孤独，我当时给她买了玩具，跟她交流了很长时间。后来，志愿者越来越多，所有的人也才有了人管。”
我是从北京坐飞机去的绵阳，因为经济舱没有座位了，买了头等舱。当时想着和朋友去绵阳中心医院帮忙。我们和两位去北川找家人的人一起拼车到了北川。我和许多志愿者一样，想去震区做点事情，但去了之后发现，自己更多时候是添乱，能做的事情不多，满山跑，同时在消耗食物。许多志愿者都是80后，到处想找事情做。后来，别人问我，你在北川做了什么？我说，我救了一只鸽子。因为鸽子笼被砸了，笼子是关着的，鸽子快死了。我就把笼子打开，鸽子飞走了。
学习驾驶割草机
她把震区的经历写到了短篇小说《家》里。小说的女主人公叫裘洛，男主人公叫井宇。他们想要逃离原来的生活，来到了四川震区。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每天听到最多的词，就是‘生命迹象’。这个词总是能够让我兴奋，仿佛抓住了生活的意义。说起来真好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可是在这里，每天到处奔忙，随时处于一种要帮忙的状态里，就觉得浑身都有力气。”
张悦然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同事杨庆祥评论这篇小说时写道：“同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们和裘洛、井宇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们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日益‘规定化’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选择逃离——而不是更具有冲突感的反抗、抗争——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更无害的方式来有限度地调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像是一个娜拉出走的故事。我觉得我们这些80后挺有意思的，看起来是去做志愿者，其实是在自救。很多人都陷入了生活的无意义，突然发生了地震，就来到了震区。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帮助其他人。我们会不停地去问解放军，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状态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参与者完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我在北京家里的保姆是四川广元人，广元离绵阳很近，地震发生后，她打电话回去，得知家里房子塌了，但是家里人都没事，于是，她觉得自己这时候应该留在北京继续赚钱，而不是回家。当我跟她说，我要去四川做志愿者，她感到非常吃惊，她觉得，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张悦然把《家》视作自己写作上的重要转折：从耽于幻想转向关注现实。“我之前的小说里很少有现实事件。”2009年，她开始从“钉子”的故事，进入过去的“现实”。
摄影记者姜晓明在会场入口处与作家许知远打了招呼。他们也在北川的山道上遇到过。许知远曾沿着黑河至腾冲的“胡焕庸线”旅行，到过北川。这位推崇奈保尔的年轻知识分子喜欢感受个人与巨变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不能忍受“新概念一代”对于自己小世界的“肤浅感受”，“他们夸大了自我的情感，并认为这样的情感多么重要。”
张悦然对于许知远来说，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坐到台子上，跟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谈她这本在历史中自我探寻的书——《茧》。
此前一个月，张悦然在博尔德见到李泽厚，她拍了照片，发给了自己的父亲。“我爸爸很开心，因为李泽厚是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偶像，都看过他写的书。”
在大学里，那是一个人人读哲学的年代。“也许那个年代过于理想，反而容易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张悦然说。
许知远对于父辈的历史不感兴趣 。“父辈真的这么重要吗？追寻祖先的历史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和义务一样。”他在许多场合谈到过他与父辈的关系并不和谐。
对张悦然的《茧》提出过写作建议的学者止庵则认为，“这个小说写的是80后的成长，他们的成长与父辈的价值观没有多少关系，父辈对他们影响有限，但是，他们是父辈的见证者。”
在张悦然看来，父亲是历史的“旁观者”，她是“旁观者”的旁观者，于是有了《茧》。
梁文道欣赏她试图进入历史的旁观者角度，认为这解决了自己长久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张悦然这本书出现了，简直像命运一样，寄到我的信箱里。
我们在谈今天中国问题的时候，常常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怎样虚无，精神空虚。每次一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我们会往上追溯，发现可能是历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问题的形成。
张悦然在《茧》里所写的题材，在80后作家里是罕见的。而在上一辈作家中，他们在相似的主题里不断投入自己的思考和深掘之力。
“上一辈作家，写过许多类似的题材，这会对你产生影响吗？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你会有吗？”我问张悦然。
“我们这一代人挺自由的，我们的生长环境和上一代人是如此不同，很难和他们构成某种比较。比如我们同样去写历史题材，视角会很不一样。他们那代人会有一种宏大叙事，会先从一个省，至少是村庄，一点点定位一个人，把人放在整个环境里写。我们这代人是从个体出发，从里向外感知周围的环境。本质的原因大概是上一代人和集体的关系更密切，他们和集体之间既有更强的使命感也有更强的归属感。我们这代人更个人化，处理同样的题材也会很不一样。我不太有‘影响的焦虑’，但有时候也会想，像余华那样的作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这会对自己产生激励。我认为现在对于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各方面都更成熟，应该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张悦然的新书发布会，很少露面的作家余华出现在了讲台上。一位头一天晚上就把问题想好了的观众问他：“我把自己的小说稿子投给文学杂志，他们也说我写的东西太消极太灰暗，这该怎么办？”余华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是1983年，当时文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你的结尾太灰暗了，能不能改成光明的？我说，只要你保证给我发表，从头到尾光明都可以。出名以前，先听编辑的。出名以后，再跟编辑讨价还价。”
在张悦然刚出道的那些年，她是听编辑的。她是被当作青春文学作家来培养的。她和韩寒、郭敬明，被视作“新概念”作家中的“三驾马车”，知名度很高。
“这些年，我已经不在公众的视野里了，我的生活很自由，完全是正常人的生活。这样生活，比青春文学偶像的生活，获得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些年里，她主编杂志《鲤》，到人民大学教书，体验到以往不曾有的经历。
20岁的时候，我没有文学能力写《茧》，但我怀着一样的野心，一样的文学标准。这是没有太大改变的。只不过我们经历了一个商业潮流，经历了一个出版忽然之间爆炸的时代，我们被外界想象和塑造成了某种人，让很多人知道了自己。最早的那几届“新概念”真的是造星运动，像文学界的选秀节目。那时候的年轻人能阅读的东西比较少，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会觉得，这些孩子的想法多好啊，天马行空，多叛逆。当时的读者需要这样一代作家。他们和读者有着许多共鸣。现在，文学被大家知道越来越难，各种声音更分散，很难再有当年的热潮。
当年，我的一本小说卖几十万册是有的。但我还是觉得，更有价值的不是销量，而是写出好作品。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很忙，一直在签售，参加各种活动，甚至包括时尚活动。这种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它慢慢让你脱离了生活的本质。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一种坏的经验。每天都处于一种习惯性的流程里，没有任何让你觉得特别意外的事情发生。这对于一个人的创造是没有好处的。你进入了一个真空环境，只能按照这个逻辑来转，这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尤其是在二十多岁、最需要接触生活的时候你和生活隔绝……所以年少成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我当时有一个想法，现在觉得还蛮早熟的。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特别流行，或者特别红，变成一个流行标签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我不希望这样，所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出新书，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理解。按当时出版商的想法，希望我一年能出两三本书。
2006年出版《誓鸟》之后，她10年没出版长篇小说。“很多人都对我挺失望的吧，这些年，我需要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还写吗？我说，还在写啊，只不过写得慢一点。说的时候，自己也不是特别有底气。”
“《茧》和你以前的小说很不一样，这算是放弃了一部分读者了吗？” “写作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读者在不断离开和不断加入。这种感觉很好。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不就成了信众和教主的关系了吗？那多可怕。我觉得一定要敞开门，有人走来走去，这才是自由的。”
大家现在都在说IP。张悦然许多作品的影视改编权都卖了出去，但她觉得自己的东西很难改。“我现在也在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情绪的东西。《水仙已乘鲤鱼去》可能是我最明亮的一本书。正在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他们很希望我来导演。如果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表达的话，我挺愿意尝试的，因为像做老师、编杂志等等，很多经验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2004年写的，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喜欢那部小说，被里面的人物感动。小说里的人物叫璟，到现在还有人微博私信跟我说：我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璟。曾经写的东西深入到一些人的成长里，伴随他们长大，甚至影响到他们，挺好的，但也是一种压力。
我还想说，“新概念”出来的这批人，虽说当年写的青春文学挺幼稚，但有一点好，就是这些80后写的东西确实有种撕裂感，有种尖锐的东西，无论是对抗教育体制，或是对抗其他东西，有打破局面和不妥协的勇气。但是现在，80后作家的作品里，这样的东西少了，流行的东西里也没有那种尖锐了，流行文学的面目也在改变。
我对现在的流行文学感到失望的原因是，写的都是慰藉人心的东西。这个情况是愈演愈烈，出版社觉得读者需要这种东西，然后不停地做，市场上全是这种东西。我出《茧》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的书名不行，太短了，现在流行长书名。大家觉得长的名字都是有温度的，短的显得冷冰冰的。但我觉得，那些长名字就像作者伸出一只胳膊，硬抓着读者来读。非得有这样一种姿态吗？
《茧》这个意象从我开始写这部小说就长在里面了，实在不能拿掉。它是小说的中心，无论是植物人的意象还是一层一层的秘密。“茧”最重要的是一种隔绝的状态。这里面的每个人都被秘密和历史缠裹着，每个人都像一个茧。
《茧》的结尾，李佳栖和程恭经历了一个夜晚精神上的对话后，在冬天的早晨里，等待着锅里冒泡的甜面酱，和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他们最终回落到凡间，回落到世俗生活的美好之中。”在这一折磨人的漫长对话中，李佳栖的形象要比程恭更为鲜明，他们仿佛是对话，也是独白。
《茧》里的李佳栖有一种勇气或者说英雄的气质，因为她做了一件事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做的，就是她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个传记。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对父亲的历史、精神变化都很了解。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成功的诗人也不是成功的学者，也不是成功的商人，他父亲甚至是一个失败者，但她给一个失败者、一个普通人立了一个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历史中，在他们的青春里，也有过闪着光芒的时刻，也有过很多重要的转折，起起落落。我们从没产生书写他们历史的念头。我们会觉得他们就是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父母和再上一辈的人有这样脉络的梳理，其实很重要。
“许多普通人的经历如果不记录下来，他们好像就根本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大量的人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说。
“历史很多时候是默默无闻的人推动的。”
“我们作为这些普通人的子女，难道没有义务去发现他们、确定他们存在过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李佳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我们能不能给普通人一个历史上的位置？至少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是占据位置的，是组成历史的一部分。我的兴趣是用小说的方式建构它，但把这些东西作为素材记录下来也已经很有意义了。”
张悦然以前写的小说，并不想让父亲看到。“里面有很多私人的情感不想让他知道。”但这一次，她觉得可以郑重地把《茧》送给父亲。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原本没这样的想法。写完后则觉得，这本书也许不仅仅是给80后或者90后看的，50后和60后也许也会很想知道他们的子女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之前的历史。
“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女儿看到的年代是我经历的那样吗？”张悦然说，“真实和虚构之间产生了我们周遭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张悦然：不太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张悦然：我不了解他们。但是写完《茧》，我觉得了解了他们一点。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未来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张悦然：我希望他们面对父辈的时候有反叛精神，但同时也怀有爱和理解。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张悦然：前景暗淡。不过文学这条道路，本来也不是需要艳阳在头顶高照的事。
人物周刊：同龄人中，你最欣赏哪些人？为什么？
张悦然：我喜欢那些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并且仍旧保有一些纯真天性的人。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张悦然：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张悦然：《契诃夫全集》。
人物周刊：你珍视自己的哪种品质？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张悦然：坚定。缺乏反省能力。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张悦然：最不愿意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忙碌上。最愿意花在阅读上。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张悦然：在写作中，我一直都会感到不安，充满对自己的怀疑。最大的担忧是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不知不觉失去自己的棱角。
钉子
起初，张悦然的父亲并不知道女儿将自己未发表的一个故事，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当女儿的《茧》需要送给朋友们阅读时，他帮着寄出去一些。“他大概会翻一下，也许知道了里面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带有“伤痕文学”气息的故事，只不过是中文系出身的父亲向女儿显示自己也曾写过小说的证明。他已找不到底稿，甚至记不得当年是向上海哪家文学杂志投的稿。他的小说没有发表，过了些年，他自己都忘了小说的具体内容。
《茧》先是发表在了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上，随后出版单行本。在各场新书交流会上，张悦然几乎都会把父亲的故事讲一遍。大家知道了，这位女作家的父亲在读大学之前是粮食局的卡车司机，做过文学梦。
我爸爸是1977年考上的山东大学，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读的是中文系。他在1978年写了一篇小说，名字叫《钉子》。故事发生在他当时住的医院大院里。他大概十三四岁。大院里的一个叔叔，遭人迫害，变成了植物人。凶手一直没有抓到。对我爸来说，这是他童年里触动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当他在1978年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想着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他的小说投到上海那家文学杂志后，编辑回信说很好，决定采用。爸爸很高兴，然后跟当时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不久，编辑又给他寄了一封信说，上面的人觉得这篇小说调子太灰，可能没有办法发表了。爸爸听了很失望。他后来又写过几篇小说，好像都是类似的理由，最后都没有发表。
张悦然的父亲从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结婚生女，写作这件事情慢慢就淡了。当这个故事反复通过父亲的讲述出现在女儿面前时，她心里对这个故事生发出了某种难以道明的感情，仿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馈赠。她决定把这个故事重新写成小说。
医院大院也是张悦然长大的地方。医院的环境似乎是反童年的，那是一个离开世界的通道。医生身上那种理性的对待生死的态度，带给孩童一种坚硬的冲击。为了写小说，她回到医院，通过工作人员找到一份植物人的档案。档案里记录着他出生、参军、退伍、工作的时间，直到他被人朝脑袋里摁入钉子，成了植物人。“他一直在医院里躺着，被照顾得很好，从来没有生过褥疮，一直躺到1980年代末，呼吸衰竭死亡。”
这份植物人的档案，就像种子一样掉在了张悦然的电脑键盘里，生根发芽，长成了眼前这部《茧》。
地震
张悦然坐在台上，语速平缓地说话。好几场活动，她都穿黑裙子，上身是波点衬衣，淡妆。这和她十多年前浓艳的形象打有区别。她已经10年没出版小说了。大家好像觉得没这么久，浮世中忙碌的人们对于时间产生了钝感。
在进入这个会场之前，张悦然在院子里的树下拍照。我在一旁看着，觉得这是奇妙的一幕。8年前，她、摄影记者姜晓明和我曾经同处一个空间，但却并不知晓。
“你说的是不是头上破了一个洞的小女孩。”张悦然对我说，“我照顾过她。”
这个小女孩叫申小玉。2008年5月12日，地震把这个4岁的女孩压在了北川幼儿园的废墟下边。她被救出并送到了绵阳中心医院。我和摄影记者姜晓明从北京飞到绵阳，在医院里见到了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志愿者张悦然正在那里。“你们可能没有看到，之前她（申小玉）的旁边还有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断了几根手指头，伤情不是很重，因此成了无人问津的对象。其他人不大管她，她特别孤独，我当时给她买了玩具，跟她交流了很长时间。后来，志愿者越来越多，所有的人也才有了人管。”
我是从北京坐飞机去的绵阳，因为经济舱没有座位了，买了头等舱。当时想着和朋友去绵阳中心医院帮忙。我们和两位去北川找家人的人一起拼车到了北川。我和许多志愿者一样，想去震区做点事情，但去了之后发现，自己更多时候是添乱，能做的事情不多，满山跑，同时在消耗食物。许多志愿者都是80后，到处想找事情做。后来，别人问我，你在北川做了什么？我说，我救了一只鸽子。因为鸽子笼被砸了，笼子是关着的，鸽子快死了。我就把笼子打开，鸽子飞走了。
她把震区的经历写到了短篇小说《家》里。小说的女主人公叫裘洛，男主人公叫井宇。他们想要逃离原来的生活，来到了四川震区。小说里有这么一段：“每天听到最多的词，就是‘生命迹象’。这个词总是能够让我兴奋，仿佛抓住了生活的意义。说起来真好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可是在这里，每天到处奔忙，随时处于一种要帮忙的状态里，就觉得浑身都有力气。”
张悦然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同事杨庆祥评论这篇小说时写道：“同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们和裘洛、井宇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们用何种方式来处理个人与日益‘规定化’生活情境之间的关系？选择逃离——而不是更具有冲突感的反抗、抗争——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更无害的方式来有限度地调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像是一个娜拉出走的故事。我觉得我们这些80后挺有意思的，看起来是去做志愿者，其实是在自救。很多人都陷入了生活的无意义，突然发生了地震，就来到了震区。这里所有的人都想帮助其他人。我们会不停地去问解放军，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的状态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参与者完成了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
我在北京家里的保姆是四川广元人，广元离绵阳很近，地震发生后，她打电话回去，得知家里房子塌了，但是家里人都没事，于是，她觉得自己这时候应该留在北京继续赚钱，而不是回家。当我跟她说，我要去四川做志愿者，她感到非常吃惊，她觉得，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张悦然把《家》视作自己写作上的重要转折：从耽于幻想转向关注现实。“我之前的小说里很少有现实事件。”2009年，她开始从“钉子”的故事，进入过去的“现实”。
父辈
摄影记者姜晓明在会场入口处与作家许知远打了招呼。他们也在北川的山道上遇到过。许知远曾沿着黑河至腾冲的“胡焕庸线”旅行，到过北川。这位推崇奈保尔的年轻知识分子喜欢感受个人与巨变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不能忍受“新概念一代”对于自己小世界的“肤浅感受”，“他们夸大了自我的情感，并认为这样的情感多么重要。”
张悦然对于许知远来说，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坐到台子上，跟这个“见过世面的姑娘”谈她这本在历史中自我探寻的书——《茧》。
此前一个月，张悦然在博尔德见到李泽厚，她拍了照片，发给了自己的父亲。“我爸爸很开心，因为李泽厚是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的偶像，都看过他写的书。”
在大学里，那是一个人人读哲学的年代。“也许那个年代过于理想，反而容易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张悦然说。
许知远对于父辈的历史不感兴趣 。“父辈真的这么重要吗？追寻祖先的历史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和义务一样。”他在许多场合谈到过他与父辈的关系并不和谐。
对张悦然的《茧》提出过写作建议的学者止庵则认为，“这个小说写的是80后的成长，他们的成长与父辈的价值观没有多少关系，父辈对他们影响有限，但是，他们是父辈的见证者。”
在张悦然看来，父亲是历史的“旁观者”，她是“旁观者”的旁观者，于是有了《茧》。
梁文道欣赏她试图进入历史的旁观者角度，认为这解决了自己长久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张悦然这本书出现了，简直像命运一样，寄到我的信箱里。
我们在谈今天中国问题的时候，常常说今天的中国人是怎样虚无，精神空虚。每次一谈，我们就会问，为什么造成这个局面？我们会往上追溯，发现可能是历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问题的形成。
张悦然在《茧》里所写的题材，在80后作家里是罕见的。而在上一辈作家中，他们在相似的主题里不断投入自己的思考和深掘之力。
“上一辈作家，写过许多类似的题材，这会对你产生影响吗？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你会有吗？”我问张悦然。
“我们这一代人挺自由的，我们的生长环境和上一代人是如此不同，很难和他们构成某种比较。比如我们同样去写历史题材，视角会很不一样。他们那代人会有一种宏大叙事，会先从一个省，至少是村庄，一点点定位一个人，把人放在整个环境里写。我们这代人是从个体出发，从里向外感知周围的环境。本质的原因大概是上一代人和集体的关系更密切，他们和集体之间既有更强的使命感也有更强的归属感。我们这代人更个人化，处理同样的题材也会很不一样。我不太有‘影响的焦虑’，但有时候也会想，像余华那样的作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这会对自己产生激励。我认为现在对于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各方面都更成熟，应该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转型
北京798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张悦然的新书发布会，很少露面的作家余华出现在了讲台上。一位头一天晚上就把问题想好了的观众问他：“我把自己的小说稿子投给文学杂志，他们也说我写的东西太消极太灰暗，这该怎么办？”余华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是1983年，当时文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你的结尾太灰暗了，能不能改成光明的？我说，只要你保证给我发表，从头到尾光明都可以。出名以前，先听编辑的。出名以后，再跟编辑讨价还价。”
在张悦然刚出道的那些年，她是听编辑的。她是被当作青春文学作家来培养的。她和韩寒、郭敬明，被视作“新概念”作家中的“三驾马车”，知名度很高。
“这些年，我已经不在公众的视野里了，我的生活很自由，完全是正常人的生活。这样生活，比青春文学偶像的生活，获得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些年里，她主编杂志《鲤》，到人民大学教书，体验到以往不曾有的经历。
20岁的时候，我没有文学能力写《茧》，但我怀着一样的野心，一样的文学标准。这是没有太大改变的。只不过我们经历了一个商业潮流，经历了一个出版忽然之间爆炸的时代，我们被外界想象和塑造成了某种人，让很多人知道了自己。最早的那几届“新概念”真的是造星运动，像文学界的选秀节目。那时候的年轻人能阅读的东西比较少，网络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大家会觉得，这些孩子的想法多好啊，天马行空，多叛逆。当时的读者需要这样一代作家。他们和读者有着许多共鸣。现在，文学被大家知道越来越难，各种声音更分散，很难再有当年的热潮。
当年，我的一本小说卖几十万册是有的。但我还是觉得，更有价值的不是销量，而是写出好作品。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很忙，一直在签售，参加各种活动，甚至包括时尚活动。这种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它慢慢让你脱离了生活的本质。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经验，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的是一种坏的经验。每天都处于一种习惯性的流程里，没有任何让你觉得特别意外的事情发生。这对于一个人的创造是没有好处的。你进入了一个真空环境，只能按照这个逻辑来转，这对我来说是最可怕的。尤其是在二十多岁、最需要接触生活的时候你和生活隔绝……所以年少成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我当时有一个想法，现在觉得还蛮早熟的。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特别流行，或者特别红，变成一个流行标签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我不希望这样，所以，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出新书，很多人都会觉得不理解。按当时出版商的想法，希望我一年能出两三本书。
2006年出版《誓鸟》之后，她10年没出版长篇小说。“很多人都对我挺失望的吧，这些年，我需要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还写吗？我说，还在写啊，只不过写得慢一点。说的时候，自己也不是特别有底气。”
“《茧》和你以前的小说很不一样，这算是放弃了一部分读者了吗？” “写作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读者在不断离开和不断加入。这种感觉很好。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环境，那不就成了信众和教主的关系了吗？那多可怕。我觉得一定要敞开门，有人走来走去，这才是自由的。”
大家现在都在说IP。张悦然许多作品的影视改编权都卖了出去，但她觉得自己的东西很难改。“我现在也在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情绪的东西。《水仙已乘鲤鱼去》可能是我最明亮的一本书。正在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他们很希望我来导演。如果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表达的话，我挺愿意尝试的，因为像做老师、编杂志等等，很多经验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2004年写的，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喜欢那部小说，被里面的人物感动。小说里的人物叫璟，到现在还有人微博私信跟我说：我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璟。曾经写的东西深入到一些人的成长里，伴随他们长大，甚至影响到他们，挺好的，但也是一种压力。
我还想说，“新概念”出来的这批人，虽说当年写的青春文学挺幼稚，但有一点好，就是这些80后写的东西确实有种撕裂感，有种尖锐的东西，无论是对抗教育体制，或是对抗其他东西，有打破局面和不妥协的勇气。但是现在，80后作家的作品里，这样的东西少了，流行的东西里也没有那种尖锐了，流行文学的面目也在改变。
我对现在的流行文学感到失望的原因是，写的都是慰藉人心的东西。这个情况是愈演愈烈，出版社觉得读者需要这种东西，然后不停地做，市场上全是这种东西。我出《茧》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你的书名不行，太短了，现在流行长书名。大家觉得长的名字都是有温度的，短的显得冷冰冰的。但我觉得，那些长名字就像作者伸出一只胳膊，硬抓着读者来读。非得有这样一种姿态吗？
《茧》这个意象从我开始写这部小说就长在里面了，实在不能拿掉。它是小说的中心，无论是植物人的意象还是一层一层的秘密。“茧”最重要的是一种隔绝的状态。这里面的每个人都被秘密和历史缠裹着，每个人都像一个茧。
普通人的传记
《茧》的结尾，李佳栖和程恭经历了一个夜晚精神上的对话后，在冬天的早晨里，等待着锅里冒泡的甜面酱，和黄瓜丝一起，倒入洁白剔透的碗中。“他们最终回落到凡间，回落到世俗生活的美好之中。”在这一折磨人的漫长对话中，李佳栖的形象要比程恭更为鲜明，他们仿佛是对话，也是独白。
《茧》里的李佳栖有一种勇气或者说英雄的气质，因为她做了一件事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做的，就是她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个传记。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她对父亲的历史、精神变化都很了解。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成功的诗人也不是成功的学者，也不是成功的商人，他父亲甚至是一个失败者，但她给一个失败者、一个普通人立了一个传。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父母在他们的历史中，在他们的青春里，也有过闪着光芒的时刻，也有过很多重要的转折，起起落落。我们从没产生书写他们历史的念头。我们会觉得他们就是普通人，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对父母和再上一辈的人有这样脉络的梳理，其实很重要。
“许多普通人的经历如果不记录下来，他们好像就根本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大量的人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我说。
“历史很多时候是默默无闻的人推动的。”
“我们作为这些普通人的子女，难道没有义务去发现他们、确定他们存在过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李佳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我们能不能给普通人一个历史上的位置？至少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是占据位置的，是组成历史的一部分。我的兴趣是用小说的方式建构它，但把这些东西作为素材记录下来也已经很有意义了。”
张悦然以前写的小说，并不想让父亲看到。“里面有很多私人的情感不想让他知道。”但这一次，她觉得可以郑重地把《茧》送给父亲。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原本没这样的想法。写完后则觉得，这本书也许不仅仅是给80后或者90后看的，50后和60后也许也会很想知道他们的子女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之前的历史。
“他可能会觉得，我的女儿看到的年代是我经历的那样吗？”张悦然说，“真实和虚构之间产生了我们周遭的关系。”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张悦然：不太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的成长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张悦然：我不了解他们。但是写完《茧》，我觉得了解了他们一点。
人物周刊：对自己的（未来的）下一代，你有什么期待？
张悦然：我希望他们面对父辈的时候有反叛精神，但同时也怀有爱和理解。
人物周刊：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张悦然：前景暗淡。不过文学这条道路，本来也不是需要艳阳在头顶高照的事。
人物周刊：同龄人中，你最欣赏哪些人？为什么？
张悦然：我喜欢那些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并且仍旧保有一些纯真天性的人。
人物周刊：责任、权利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个？
张悦然：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张悦然：《契诃夫全集》。
人物周刊：你珍视自己的哪种品质？最想改进的一个缺点是？
张悦然：坚定。缺乏反省能力。
人物周刊：最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张悦然：最不愿意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忙碌上。最愿意花在阅读上。
人物周刊：现在的你，还有哪些不安和担忧？
张悦然：在写作中，我一直都会感到不安，充满对自己的怀疑。最大的担忧是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不知不觉失去自己的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