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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致力于批判社會史研究的联邦德国“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个迅速崛起的过程。比勒费尔德大学作为组织中心，为学派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机构空间和体制土壤。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社会合作伙伴，为学派著述的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便捷渠道。《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和《历史与社会》杂志作为思想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学派的人员凝聚、成果交流和理论传播。凭借这一时期掌握的体制性和社会性资源，历史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构建起了学术交往网络，积累了学术资本，拥有了学科话语权，并且赢得了名誉、声望和影响力。它的成功表明，机构设置、学术出版和专业期刊等外在因素在史学流派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历史社会科学； 联邦德国； 组织机构； 学术共同体； 学术出版； 交往网络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of West Germany， which mainly deals with critical social history， experienced its rapid rise in the 1970s. Besides the breakthrough in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of its leading fig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relevant academic activitie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his School. There were three major driving forces behind its emergence， expansion and schooling.
Firstly， Bielefeld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al center， provide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new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 Founded in 1969 and thus free of the shackles of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Bielefeld University dedicated to facilita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erved as an ideal platform for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to carry out academic activities. In such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Bielefelds historians turned the university into a center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the largest professional training base for the School. Secondly， the Vandenhoeck & Ruprecht press （V&R）， as a social partner， strongly supported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of the School. The V&R had enjoyed certain popularity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history and had no obvious political tendencies， which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new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V&Rs editors also wanted to exploit the market for books on history. Therefore， it is natural and easy for both sides to be in agreement. As a result， the thre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School were， and are， all published by the V&R. The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the V&R 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presented brand new features. The former became the first German press that built its image by echoing some kind of new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while the latter became the first German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 that entered into suc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a certain press that it labeled with its own name. Thirdly， the series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nd the journal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as showcases for thoughts， in an effective way promoted internally the cohes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externall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In terms of the series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ts lineamen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ditorinchiefs research areas，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work networks as well as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t brought many research findings into the open， filled the gaps in the studies of social structures， social progresses and social groups， and thus helped the critical social history expand the boundaries and take root in the science of history. The journal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only a remarkable result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refor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West Germany， but also a noticeable symbo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ourse power of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of pointing the way for the School， this journal also built a fix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members and thereby helped them establish and expand their own academic communit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shing， namely the book series and journals， this School formed an active editorandauthor circle which furthered its ow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a word， relying on its own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sources，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accumulated academic capital， forme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on itself honor，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and finally became the leader among West German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s. A close look at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e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reveals that external factors lik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s.
Key words：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West Germany；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academic community；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
主張与社会科学合作，以批判的眼光研究社会历史之各个方面的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作为联邦德国史学中一个独立的流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12]。虽然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德国历史学家群体在这之前早已存在例如聚集在维讷·康策（Werner Conze）及其海德堡“现代社会史工作组”（Arbeitskreis für moderne Sozialgeschichte）周围的历史学家们，在“结构史”（Strukturgeschichte）的名义下，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起就有组织地致力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又如社会民主主义史学家格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在1961和1962年先后创立了《社会史文献》（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杂志和布劳恩史威克社会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 e.V.），首先致力于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研究，为社会史研究搭建了新的平台。这些历史学家被视为联邦德国第一代社会史家。历史社会科学旗下的历史学家则被视为联邦德国第二代社会史家。，但那些历史学家作为“少数派”往往不愿或者不能充当新思潮冲锋陷阵的先锋，并且无意与学界的主流话语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展开争论。直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出现较大变动，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要求在各个领域进行重大变革。在历史学内部，一群左翼自由主义的年轻史学家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和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等左翼社会史家的理论指引下，反对传统史学的历史主义权威，反对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政治外交史，反对史学研究一味标榜客观性而回避价值评判。他们主张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分析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与进程，强调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系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要求历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与社会教育上的职责，承担起社会启蒙的政治道德职责[34]。
20世纪70年代初，批判社会史家明确提出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由此开始，这一学派高歌猛进，迅速占领了联邦德国历史学界的核心位置，并且领导其成功转型。虽然之后它既受到传统史学继承者新历史主义学派的攻击，又受到了日常史、妇女史、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潮流的挑战，但是凭着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新，它始终站在德国史学的前沿，无法被完全超越和取代。本文试图从学派组织和学术出版的视角出发，对历史社会科学学派最初的崛起之路进行探析。
一、 一个“中心”： 比勒费尔德大学
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起首先是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所创建于1969年的年轻大学被视为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比勒费尔德学派”（Bielefelder Schule）“比勒费尔德学派”最早是反对派对历史社会科学含有贬义的称呼，有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相对照之意。之后，以格拉尔德·费尔德曼（Gerald D. Feldman）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开始带着赞许之意使用这一称呼。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学界，尤其是在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关于联邦德国史学史著述的影响下，“比勒费尔德学派”被视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联邦德国社会史”的同义词。。在历史社会科学攀登学术高峰的道路上，比勒费尔德大学是第一架云梯。
作为一所新型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改革的浪潮席卷了联邦德国的各个领域。被视为社会现代化之钥匙的教育业从中获益匪浅。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扶持下，高校体制经历了一场大变革，高校规模得以扩大，一大批改良式大学（Reformuniversitt）在比勒费尔德、波鸿、康斯坦茨等地创建起来。这对历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328335，历史系的规模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开来。1975年注册的历史系学生数比1960年增长了近五倍[6]344358，包括正教授、编外教授、讲师、学术顾问和助教等在内的教职人员数则增长了近四倍[7]739。得益于增设教职、简化教授资格获得程序和重组教席结构等历史学科内部的新发展，新的学术思潮赢得了广泛的机构生存空间。回顾历史社会科学第一代社会史家们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都在这一时期标记了一个重要的攀升点。新的机构体制为他们开辟了通往主流学术圈的大道，虽然这条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下，他们几乎都迅速地获得了大学教席，在学界站稳了脚跟。至1972年，已经有23个高校设立了“社会经济史”教席[8]290，而到了1975年，社会史方向的教席数已经达到了49个[6]218。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比勒费尔德大学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向新型的社会史敞开了怀抱。在那里，不但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势力对这种新流派发起攻击，而且倡导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广泛进行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的新风尚，更是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在那里利用私人关系拓展国内外的人际交往网络，举办重要的学术会议，有更多的机会开展大型研究项目，为学派的发展倾尽全力。 在这样一种和谐的氛围中，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汉斯于尔根·普勒（HansJürgen Puhle）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这里需要提及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科泽勒克于1960至1965年在海德堡“现代社会史工作组”中任职，1986年当选为该机构的负责人。自1965年起，他加入了当时正在筹建中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学术咨询委员会。1968年，他代替康策成了该校筹建委员会的委员，并且领导历史科学学部委员会，直至1973年历史系正式创办。此后，他一直执掌该校史学理论的教席直至1988年退休。科泽勒克一直强调自己并不属于历史社会科学或者所谓的比勒费尔德学派。鉴于他独特的研究取向，他的确很难归入任何一种流派。但是，他与韦勒和科卡等人交往密切，曾长期担任《历史与社会》的编辑，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他与历史社会科学在理论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在比勒费尔德执教期间，将这所大学建设成了新思潮构建的交往网络中毫无争议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包括韦勒、科卡、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J. Mommsen）和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 Berding）在内的一个10人左右的团体就在开始思考历史社会科学的纲领[9]77。但是当时他们都在为博士学位、教授资格和大学职位而奋斗，没有精力也没有资本有计划地将新学派的构想公诸世人。直至70年代初他们大都开始在大学里执掌教席时，才有能力为创立一个新的学派通力合作。1971年，韦勒赴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系执教。1973年，科卡受聘为该系教授，从此开始与韦勒并肩作战，并且将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当然，韦勒与科卡这两位领军人物的想法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各自的研究目标、工作计划和学术风格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两人在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向上立场一致，并且都在学派的组织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事实上，在联邦德国的社会史研究中，并不存在一个对这整个领域发号施令的“大脑”，历史社会科学的肇始也并不局限于比勒费尔德，柏林和波鸿同样是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之地。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那里的历史学家们在组织和策略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其他历史学家愿意在很多方面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历史学家保持步调一致[10]15。尤其是在成为《历史与社会》杂志编辑部所在地之后，比勒费尔德更是占据了科学共同体的中心位置，并且为学派成员间一种松散的但富有张力的交往关系提供了保障。包括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 Schieder）、汉斯·蒙森（Hans Mommsen）、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哈特穆特·凯伯乐（Hartmut Kaelble）和克劳斯·泰费尔德（Klaus Tenfelde）在内的众多历史学家以比勒费尔德为联络点，通过各种工作的或者私人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共同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中心意义还在于它成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广义上的社会史最大的学术后备力量培养基地。包括克里斯蒂安娜·艾森贝格（Christiane Eisenberg）、海因茨·赖弗（Heinz Reif）、约瑟夫·默泽尔（Josef Mooser）、乌特·弗赖维特（Ute Frevert）甚至更年轻的保罗·诺尔特（Paul Nolte）等在内的社会史家们在比勒费尔德求学、担任韦勒和科卡等人的助教、参与大型项目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获得教授资格，从而迈出了各自学术生涯的第一步。虽然他们的工作方向、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并非始终与历史社会科学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保持一致，但是他们从中汲取养分，成长壮大。由此，比勒费尔德大学不断为社会史研究输送新鲜血液。
总的看来，比勒费尔德大学从体制、人事和教学三方面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助力，可谓是这一学派的发源地。随着科卡调职和韦勒退休，以及受到《历史与社会》杂志编辑人员大换血和编辑部迁往柏林的影响，尤其是因为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的成长和由之带来的人际网络的扩散，比勒费尔德在历史社会科学创建期的交往中心地位逐渐下降，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是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当之无愧的重镇之一。
二、 一个“密友”： 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
如果说组织机构是一个学派的骨架，那么文章著作就是一个学派的血肉。历史社会科学在崛起的道路上结识了一位亲密战友，那就是位于哥廷根的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Vandenhoeck & Ruprecht）在新创办的哥廷根大学对图书贸易的需求迅速增长的刺激下，阿贝拉埃姆·凡登赫克（AbrahamVandenhoeck）于1735年在当地创办了一家以学术书籍和教科书为主要对象的出版社。1750年他去世后，由其遗孀安娜·凡登赫克（Anna Vandenhoeck）继续经营，并在不久后与当时的学徒工卡尔·鲁佩莱希特（Carl Ruprecht）合伙。鲁佩莱希特在安娜去世后独立领导这家出版社，并将其传给了他的儿子。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德国最古老的私人出版商之一，至今已在鲁佩莱希特家族传承七代。。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之间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历史学界与出版商之间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以维讷·康策（Werner Conze）和汉斯·罗特费爾斯（Hans Rothfels）为代表的战后第一代社会史家并没有与任何出版社形成固定的合作关系。与之相比，历史社会科学的领路人在与出版商打交道时更加主动，目标也更加明确。他们不再不加选择地向出版社投稿，而是有策略地与少数几位出版商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联盟关系。其中，尤其是鲁佩莱希特出版社成为这一学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是其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助力。历史社会科学的三大代表著述《德国历史学家》丛书（Deutsche Historiker）[11]、《史学批判研究》丛书（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2]和《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科学杂志》（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以下简称《历史与社会》）均由该出版社出版。 然而，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从联邦德国众多的出版商中脱颖而出，帮助历史社會科学开疆拓土，却纯属偶然。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在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经历的体制性膨胀，大力拓展了史学专业书籍和教科书的市场，同时也鼓励出版商们开拓新的销售渠道。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前后，在联邦德国的1 800家出版社中，大约有300家曾出版过历史类书籍，其中比较高产且具有良好声誉的大概有30家[11]94。其中哪家愿意或者说适合为这场以“批判性”安身立命的史学潮流保驾护航呢？穆斯特尔施密特出版社（MusterSchmidt）、学术出版集团（Wissenschaftliche Buchgemeinschaft）和赫尔德出版社（Herder）等政治上倾向于右翼保守主义的出版商自然被排除在外，因为聚集在历史社会科学名下的新一代社会史家们大都代表左翼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学界和市场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奥登伯格出版社（Oldenbourg），自1859年起就承担着德国最权威的史学杂志《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出版工作，它对再出版一份在立场上互有冲突的史学期刊也兴趣不大。另一家著名的历史书籍出版商贝克（C.H.Beck）当时的主要兴趣则在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与此同时，那些左翼政党旗下或者亲左翼的出版社，比如与工会组织交好的迪茨出版社（Verlag J.H.W.Dietz）和纳粹时期曾流亡海外、在1965至1981年期间出版了35卷本《费舍尔世界史丛书》（Fischer Weltgeschichte）的费舍尔出版社（S.Fischer），却认为新的社会史在反对保守主义势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当然，历史学家们在决定将著述交给哪家出版社时，并不会画一张所有出版社的政治立场示意图，然后按图索骥去寻找。但是，不同出版社在学术界的固有形象会帮助历史学家们自动摒弃那些理念不合的出版商，找到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12]。年轻一代的社会史家们想要寻找的是这样一类的出版商：第一，它应该已经在历史学界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声望；第二，它应该在联邦德国出版业的政治图谱上居于中间地位，既不极左也不极右，而且没有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当时，基彭霍尔维趣出版社（Kiepenheuer & Witsch）、科尔哈默尔出版社（Kohlhammer）、德罗斯特出版社（Droste）以及鲁佩莱希特出版社都曾与新社会史家们接洽过。那么，为什么最后选择了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呢？
首先，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十分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就开始有计划地与历史学家们接触，参与历史书籍的出版，并在史学界获得了一定知名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便是它与哥廷根的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创始人赫尔曼·海姆佩尔（Hermann Heimpel）之间的良好合作。海姆佩尔利用其手头的资源和科研项目，为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带去了不少文献汇编计划，帮助它在历史学界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11]98。另一方面，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这家出版社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治倾向。1954至1971年间，该社出版了约250本历史著作，其作者名单中，既有哈约·霍尔波恩（Hajo Holborn）那样曾受纳粹政权迫害的历史学家，也有赖因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那样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这家出版社也没有明显的学术偏好。传统的政治史与早期的结构史和社会史在此并驾齐驱，奥托·布伦讷（Otto Brunner）和奥托·辛策（Otto Hintze）等人都在此出版过著作。因此，在与历史社会科学展开系统合作之前，它就已经赢得了韦勒这位新社会史领军人物的好感，于1970年出版了他的一本论文集[13]。
其次，鲁佩莱希特出版社新上任的史学编辑温弗里德·赫尔曼（Winfried Hellmann）想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他于1971年初与韦勒结识，获悉了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计划，决定立刻着手推进此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韦勒之间合作的第一个丛书项目——9卷本的《德国历史学家》——是历史社会科学为自身正名所做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在其中，韦勒为创设一种新的学科传统做出了努力，他为德国史学史上那些因为政治或理论上的种种分歧而不被主流学界所认可的“外行人”编写了一套传记。属于这个群体的不仅有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和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这样反对历史编撰之民族主义化的人，也有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等工人运动史家，还有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看来，那些与德国学院派历史科学内部的民族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传统相区别或者说相对立的、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历史学家，不应再继续被学界排挤、放逐、疏远和诽谤[13]21。通过此丛书项目，韦勒想要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新社会史的理念找到自己的源头，并且为其争取学术史上的一席之地。赫尔曼对这一丛书的出版十分满意，在稍后给韦勒的信中，他盛赞韦勒是位了不起的编者[11]101。
《德国历史学家》丛书的出版为双方的合作开了一个好头。1972年起，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开始出版《史学批判研究》系列丛书，至2012年已经出版了208本著作。这一出版计划对历史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德国，并非没有学界巨头打压持异见者的例子。保守主义史家格哈德·黎特（Gerhard Ritter）就曾于1958年阻止科尔哈默尔出版社出版左翼流亡史家汉斯·罗森贝格的著述[14]209210。正是在这一丛书计划的保障下，类似的事件才没有再在历史社会科学史家身上重演。
随着鲁佩莱希特出版社逐渐成为联邦德国新兴的重要史学出版社之一，它开始想要像出版《历史杂志》的奥登伯格出版社和出版《历史研究与教学》（Geschichte in Wie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的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Ernst Klett Verlag）《历史研究与教学》杂志于1950年在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创刊，后来出版权转交给了弗里德里希出版社（Friedrich Verlag）。这类传统史学出版业巨头那样，拥有一份自己的史学期刊。这种愿望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毋宁说是出于彰显自身学术倾向的需求。恰好此时，韦勒正在为他们的《历史与社会》杂志寻找出版社。基彭霍尔维趣出版社本是最有希望合作的出版商，因为其创始人之一约瑟夫·维趣（Joseph C. Witsch）与韦勒交好，但他刚巧于1967年去世了。之后韦勒曾与德罗斯特出版社接触，但后者当时正要与保守主义政治史家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合作一个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为主题的杂志计划，因此韦勒立刻终止了与其的磋商[9]77。最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韦勒达成了共识，承担起了一份新社会史杂志的出版工作。 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之间，或者更具体地说，责任编辑赫尔曼与领军人物韦勒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一系列合作，为当时尚处于年幼期的历史社会科学之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出版社乐于参与历史学家的这种地位争夺战，并且在与其产生矛盾时听从后者的意见。当然，作为回报，它也从急剧变化的历史学界获利。20世纪40年代，鲁佩莱希特出版社还未曾涉及史学著作的出版；60年代，它在历史学家中间也还只是小有名气；而随着与历史社会科学的通力合作，它在今天已经成为德国最受历史学家青睐的五大出版社之一[14]274，310。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联邦德国的出版社几乎都是按照宗教或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表达来划分彼此的界限，几乎没有哪个出版社是因为与历史学内部的某种发展潮流相呼应来建立自己的形象。鲁佩莱希特出版社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出版社形象，其首先与史学内部的某种思潮紧密相连，然后才标记相应的政治倾向。而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在历史社会科学之前，也还没有哪个史学流派与出版商之间建立起如此固定的合作关系并为其贴上自己的标签。虽然随着出版业和史学界的形势变化，双方的这种合作策略在今天可能已经无法被完全复制，但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表明，出版商作为历史学家在社会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新思潮的表达和传播中发挥的能量绝不应该被忽视。
三、 两个“阵地”： 《史学批判研究》和《历史与社会》
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派化”与两大出版物的问世关系密切：其一是《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其二是《历史与社会》杂志。前者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展台，而后者则往往被视为这一学派正式创建的标志。
在《史学批判研究》这一丛书的出版上，韦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中，他是最先获得一定学界声望的历史学家之一，并且最早致力于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战友们聚集在一起。他与科卡、赫尔穆特·贝尔丁、格哈特·李特（Gerhard A. Ritter）和汉斯克里斯多夫·施罗德（HansChristoph Schrder）一起担任该丛书的第一批主编。与很多由学术机构出版的丛书不同的是，《史学批判研究》不必因为支取出版费而受制于自己的赞助商，它的主编们全权负责出版稿件的挑选、审阅、修改和评价[15]89。由此，韦勒等人给这一丛书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烙印。他们的研究取向、学术观点、工作网络和私人关系共同决定了这一丛书的面貌。虽然有为数不少的优秀博士论文在《史学批判研究》名下出版，但这一丛书却并非专门为此而设，而且韦勒等人也试图通过出版多元化的作品来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博士论文优先”的印象。事实上，在丛书的前20本中，只有5本是博士论文，另有3本是教授资格论文分别是克罗伊茨贝格尔（Wolfgang Kreutzberger）、梅迪克（Hans Medick）、克卢格（Ulrich Kluge）、米尔克（Siegfried Mielke）和屈特（Carsten Küther）的博士论文，以及贝尔丁（Helmut Berding）、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和普勒（HansJürgen Puhle）的教授资格论文。。其余的除了韦勒和科卡的著作外，既有这一学派的支持者沃尔夫拉姆·费舍尔（Wolfram Fischer）[16]、温克勒[1718]和赖因哈德·吕尔帕（Reinhard Rürup）[19]等人的作品，也有这一学派的反对者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20]的作品。之后，《史学批判研究》丛书长长的作品名单充分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仅涉及了社会史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涵盖了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史学史和妇女性别史等在内的历史学的众多主题，虽然后者所占比例并不大。即便迄今为止，在《史学批判研究》出版的200本书中，只有10本再版，1本出版了第三版，但这无法掩盖它作为丛书出版计划的成功。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公开化的载体，它填补了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进程和社会群体的许多研究空白，为社会史在历史学中安营扎寨添砖加瓦。
与《史学批判研究》丛书相比，《历史与社会》杂志在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派史和整个联邦德国战后史学史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聯邦德国史学全面革新的最显著产物，而且是聚集在历史社会科学旗下的年轻史家构建自身话语权的最有力明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约有130种历史杂志，其中以《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与教学》最为权威。而《历史与社会》于1975年的问世，一方面得益于前文所述联邦德国大学中的新氛围，历史系新增的教职人员和学生都是这本新杂志的潜在读者。另一方面，历史社会科学中的那些领军人物当时已经成功地在学界获得了稳固的地位，这使得他们有精力和能力创办一份新的历史杂志。《历史与社会》的自我定位是：跨学科地把历史研究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史为中心，同时向学术争论开放[21]。在1974年召开的第一次编辑讨论会上，主编们的预期是每期有900份订户，300份散卖。而情况大大出乎历史学家们的预料，至1980年，已经有1 841份订户，1982年则达到近2 000份的历史最高值[22]7。《历史与社会》迅速成为继《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与教学》之后，联邦德国卖得最好的史学专业杂志，成功地赢得了学界的肯定和赞誉，并且在社会史领域中确立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历史与社会》作为历史社会科学实践自我理念、与保守史学流派战斗的阵地，不仅为学派的系统发展设置了一个风向标，而且为批判社会史家们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交流平台，帮助其成员们搭建起了一个牢固的、不断扩展的科学共同体网络。首先，杂志的编辑部是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在1992年大幅增长之前，编辑部成员一般在15至17人之间，其中包括3位主管杂志日常事务的负责人。编辑们定期召开讨论会1974至1975创刊期间共召开了四次编辑讨论会；1976至1984年，每年召开一次；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商议杂志主导的史学理念，确定具体的编辑政策，独力或合作承担杂志的定刊与附刊的编辑工作，由此他们在《历史与社会》的形象塑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这些杂志管理与编辑活动，他们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韦勒、科卡、贝尔丁、蒙森、普勒、吕普鲁、席德尔、施罗德、泰费尔德和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为主的更为紧密的交往网络。这些人不但主导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道路，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历史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 其次，在杂志的作者群中也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若干特点。第一，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杂志最主要的作者。1975至1999年间，在《历史与社会》上发表正式论文3篇以上的学者共有15位，其中8位在不同时期加入过编辑部。第二，新社会史家们最为活跃的地区比勒费尔德和柏林为杂志提供了有力的生力军。直至1999年，在全部488位作者中，有超过1/4来自于这两地，在最初的五年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3[22]18。这两个地方性网络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当地的编辑人员网络基础上的，他们的同事和学生有机会迅速进入这个体系。第三，《历史与社会》经历了一个不断年轻化的过程。在杂志出版的第一个十年中，作者名单上教授与非教授的比例大约为3∶2，而到了第二个十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1左右[22]20。《历史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两代历史学家共同发声的平台，这代表着历史社会科学在学术流派发展壮大的经典道路上又走完了重要一步：学派的创始人和先行者成功地培养出了下一代的传承者，并且将带领学派前行的重任双手相托。
此外，在帮助历史社会科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派的过程中，《历史与社会》杂志中的“论坛”（Diskussionsforum）单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单元主要发表关于史学争论以及史学研究之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文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的主要议题包括三个：第一，围绕原工业化、专业化、计量统计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等展开的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讨论；第二，围绕“内政优先”这一论点而展开的传统政治史与新社会史之间的理念之争；第三，围绕“批判”的历史社会科学的位置、现状、目标和政治关联等问题展开的学派定位讨论。通过这些讨论，杂志成为历史社会科学表明立场和宣扬理念的阵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与社会》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杂志本身要与学派区分开来，摆脱小团体的狹隘和偏见，从而推动学派勇敢地面对批判、在争论中前行。所以之后，随着学派内部本身的多元化，无论是在与日常史和文化史展开的学术争论中，还是在博物馆计划之争和历史学家之争这样的历史政治争论中，《历史与社会》都更向持异见者开放，不是充当学派喉舌的角色，而是发挥了争论平台的功能。
《历史与社会》并不是一本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学术杂志，它的主题论文甚至没有英文摘要。它将自己视为对联邦德国国内以《历史杂志》为首的、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潮流的修正和补充。虽然《历史与社会》的编辑们最初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完全实现，该杂志在实践中并没有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也没有形成一种可以用“历史社会科学”来命名的研究方法，但毫无疑问，它成为联邦德国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展示研究成果、展开深入讨论的大舞台。一方面，它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出力良多，另一方面，它的成功本身就是历史社会科学成功的有力证明。
《史学批判研究》丛书与《历史和社会》杂志的编辑出版是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显著标志，在其科学共同体的建立和扩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种不同的知识传播模式——出版周期长、主题丰富、立场性较弱的系列丛书和出版周期短、受众面广、学术导向性强的期刊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编者作者”群体，对内为密切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对外为新思潮的深入人心摇旗呐喊。
历史社会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种种努力，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带领德国历史学的主流取向完成了从传统到批判、从右翼保守到左翼自由的转变，并为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口述史、日常生活史、文化史和性别史等各种新兴流派展开广泛的争论与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它兴起和壮大所依据的手段——包括提高高校中相应教席的数目、塑造新的学科传统、创办自己的期刊和出版丛书等——与史学潮流专业化和机构化的普遍路径相吻合，代表着一条史学流派获得认可的典范道路。另一方面，寻求固定的出版合作伙伴，为学派谋求额外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史学发展方式。历史社会科学的经历证明，一个新的史学流派的建立，新的方法和理论的提出固然必不可少，但与此同时，组织形成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体制内生存下来并且在现有的知识生产模式下找到最佳的知识传播途径，也十分重要。两者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新思潮的迅猛和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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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社会科学； 联邦德国； 组织机构； 学术共同体； 学术出版； 交往网络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of West Germany， which mainly deals with critical social history， experienced its rapid rise in the 1970s. Besides the breakthrough in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s of its leading fig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relevant academic activitie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this School. There were three major driving forces behind its emergence， expansion and schooling.
Firstly， Bielefeld University， as an institutional center， provide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new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 Founded in 1969 and thus free of the shackles of the conservative tradition， Bielefeld University dedicated to facilitat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erved as an ideal platform for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to carry out academic activities. In such a harmonious atmosphere， Bielefelds historians turned the university into a center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the largest professional training base for the School. Secondly， the Vandenhoeck & Ruprecht press （V&R）， as a social partner， strongly supported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of the School. The V&R had enjoyed certain popularity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history and had no obvious political tendencies， which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new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V&Rs editors also wanted to exploit the market for books on history. Therefore， it is natural and easy for both sides to be in agreement. As a result， the thre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School were， and are， all published by the V&R. The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the V&R 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presented brand new features. The former became the first German press that built its image by echoing some kind of new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while the latter became the first German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 that entered into suc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a certain press that it labeled with its own name. Thirdly， the series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nd the journal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as showcases for thoughts， in an effective way promoted internally the cohesion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externall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In terms of the series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ts lineament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ditorinchiefs research areas，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work networks as well as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t brought many research findings into the open， filled the gaps in the studies of social structures， social progresses and social groups， and thus helped the critical social history expand the boundaries and take root in the science of history. The journal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on the other hand， is not only a remarkable result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refor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West Germany， but also a noticeable symbo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course power of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of pointing the way for the School， this journal also built a fixe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members and thereby helped them establish and expand their own academic communit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s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shing， namely the book series and journals， this School formed an active editorandauthor circle which furthered its own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a word， relying on its own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sources，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accumulated academic capital， forme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 won itself honor，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and finally became the leader among West German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s. A close look at the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pe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reveals that external factors lik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cademic publ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journal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ical schools.
Key words：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West Germany；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 academic community；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
主張与社会科学合作，以批判的眼光研究社会历史之各个方面的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作为联邦德国史学中一个独立的流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12]。虽然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德国历史学家群体在这之前早已存在例如聚集在维讷·康策（Werner Conze）及其海德堡“现代社会史工作组”（Arbeitskreis für moderne Sozialgeschichte）周围的历史学家们，在“结构史”（Strukturgeschichte）的名义下，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起就有组织地致力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学与民俗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又如社会民主主义史学家格奥尔格·埃克特（Georg Eckert）在1961和1962年先后创立了《社会史文献》（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杂志和布劳恩史威克社会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 e.V.），首先致力于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研究，为社会史研究搭建了新的平台。这些历史学家被视为联邦德国第一代社会史家。历史社会科学旗下的历史学家则被视为联邦德国第二代社会史家。，但那些历史学家作为“少数派”往往不愿或者不能充当新思潮冲锋陷阵的先锋，并且无意与学界的主流话语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展开争论。直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出现较大变动，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要求在各个领域进行重大变革。在历史学内部，一群左翼自由主义的年轻史学家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和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等左翼社会史家的理论指引下，反对传统史学的历史主义权威，反对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的政治外交史，反对史学研究一味标榜客观性而回避价值评判。他们主张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分析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与进程，强调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系统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要求历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与社会教育上的职责，承担起社会启蒙的政治道德职责[34]。
20世纪70年代初，批判社会史家明确提出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由此开始，这一学派高歌猛进，迅速占领了联邦德国历史学界的核心位置，并且领导其成功转型。虽然之后它既受到传统史学继承者新历史主义学派的攻击，又受到了日常史、妇女史、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潮流的挑战，但是凭着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新，它始终站在德国史学的前沿，无法被完全超越和取代。本文试图从学派组织和学术出版的视角出发，对历史社会科学学派最初的崛起之路进行探析。
一、 一个“中心”： 比勒费尔德大学
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起首先是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所创建于1969年的年轻大学被视为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也因此被称为“比勒费尔德学派”（Bielefelder Schule）“比勒费尔德学派”最早是反对派对历史社会科学含有贬义的称呼，有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相对照之意。之后，以格拉尔德·费尔德曼（Gerald D. Feldman）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开始带着赞许之意使用这一称呼。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学界，尤其是在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关于联邦德国史学史著述的影响下，“比勒费尔德学派”被视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联邦德国社会史”的同义词。。在历史社会科学攀登学术高峰的道路上，比勒费尔德大学是第一架云梯。
作为一所新型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改革的浪潮席卷了联邦德国的各个领域。被视为社会现代化之钥匙的教育业从中获益匪浅。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扶持下，高校体制经历了一场大变革，高校规模得以扩大，一大批改良式大学（Reformuniversitt）在比勒费尔德、波鸿、康斯坦茨等地创建起来。这对历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328335，历史系的规模在这一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开来。1975年注册的历史系学生数比1960年增长了近五倍[6]344358，包括正教授、编外教授、讲师、学术顾问和助教等在内的教职人员数则增长了近四倍[7]739。得益于增设教职、简化教授资格获得程序和重组教席结构等历史学科内部的新发展，新的学术思潮赢得了广泛的机构生存空间。回顾历史社会科学第一代社会史家们的经历，可以发现，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都在这一时期标记了一个重要的攀升点。新的机构体制为他们开辟了通往主流学术圈的大道，虽然这条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下，他们几乎都迅速地获得了大学教席，在学界站稳了脚跟。至1972年，已经有23个高校设立了“社会经济史”教席[8]290，而到了1975年，社会史方向的教席数已经达到了49个[6]218。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比勒费尔德大学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向新型的社会史敞开了怀抱。在那里，不但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势力对这种新流派发起攻击，而且倡导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广泛进行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的新风尚，更是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在那里利用私人关系拓展国内外的人际交往网络，举办重要的学术会议，有更多的机会开展大型研究项目，为学派的发展倾尽全力。 在这样一种和谐的氛围中，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汉斯于尔根·普勒（HansJürgen Puhle）等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这里需要提及历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科泽勒克于1960至1965年在海德堡“现代社会史工作组”中任职，1986年当选为该机构的负责人。自1965年起，他加入了当时正在筹建中的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学术咨询委员会。1968年，他代替康策成了该校筹建委员会的委员，并且领导历史科学学部委员会，直至1973年历史系正式创办。此后，他一直执掌该校史学理论的教席直至1988年退休。科泽勒克一直强调自己并不属于历史社会科学或者所谓的比勒费尔德学派。鉴于他独特的研究取向，他的确很难归入任何一种流派。但是，他与韦勒和科卡等人交往密切，曾长期担任《历史与社会》的编辑，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他与历史社会科学在理论的道路上殊途同归。在比勒费尔德执教期间，将这所大学建设成了新思潮构建的交往网络中毫无争议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包括韦勒、科卡、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J. Mommsen）和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 Berding）在内的一个10人左右的团体就在开始思考历史社会科学的纲领[9]77。但是当时他们都在为博士学位、教授资格和大学职位而奋斗，没有精力也没有资本有计划地将新学派的构想公诸世人。直至70年代初他们大都开始在大学里执掌教席时，才有能力为创立一个新的学派通力合作。1971年，韦勒赴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系执教。1973年，科卡受聘为该系教授，从此开始与韦勒并肩作战，并且将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当然，韦勒与科卡这两位领军人物的想法并非完全一致，他们各自的研究目标、工作计划和学术风格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但是，两人在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向上立场一致，并且都在学派的组织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心力。事实上，在联邦德国的社会史研究中，并不存在一个对这整个领域发号施令的“大脑”，历史社会科学的肇始也并不局限于比勒费尔德，柏林和波鸿同样是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之地。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重要性恰恰在于那里的历史学家们在组织和策略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其他历史学家愿意在很多方面与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历史学家保持步调一致[10]15。尤其是在成为《历史与社会》杂志编辑部所在地之后，比勒费尔德更是占据了科学共同体的中心位置，并且为学派成员间一种松散的但富有张力的交往关系提供了保障。包括沃尔夫冈·席德尔（Wolfgang Schieder）、汉斯·蒙森（Hans Mommsen）、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哈特穆特·凯伯乐（Hartmut Kaelble）和克劳斯·泰费尔德（Klaus Tenfelde）在内的众多历史学家以比勒费尔德为联络点，通过各种工作的或者私人的关系彼此联系在一起，共同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中心意义还在于它成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广义上的社会史最大的学术后备力量培养基地。包括克里斯蒂安娜·艾森贝格（Christiane Eisenberg）、海因茨·赖弗（Heinz Reif）、约瑟夫·默泽尔（Josef Mooser）、乌特·弗赖维特（Ute Frevert）甚至更年轻的保罗·诺尔特（Paul Nolte）等在内的社会史家们在比勒费尔德求学、担任韦勒和科卡等人的助教、参与大型项目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获得教授资格，从而迈出了各自学术生涯的第一步。虽然他们的工作方向、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并非始终与历史社会科学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保持一致，但是他们从中汲取养分，成长壮大。由此，比勒费尔德大学不断为社会史研究输送新鲜血液。
总的看来，比勒费尔德大学从体制、人事和教学三方面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助力，可谓是这一学派的发源地。随着科卡调职和韦勒退休，以及受到《历史与社会》杂志编辑人员大换血和编辑部迁往柏林的影响，尤其是因为第二代、第三代接班人的成长和由之带来的人际网络的扩散，比勒费尔德在历史社会科学创建期的交往中心地位逐渐下降，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是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当之无愧的重镇之一。
二、 一个“密友”： 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
如果说组织机构是一个学派的骨架，那么文章著作就是一个学派的血肉。历史社会科学在崛起的道路上结识了一位亲密战友，那就是位于哥廷根的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Vandenhoeck & Ruprecht）在新创办的哥廷根大学对图书贸易的需求迅速增长的刺激下，阿贝拉埃姆·凡登赫克（AbrahamVandenhoeck）于1735年在当地创办了一家以学术书籍和教科书为主要对象的出版社。1750年他去世后，由其遗孀安娜·凡登赫克（Anna Vandenhoeck）继续经营，并在不久后与当时的学徒工卡尔·鲁佩莱希特（Carl Ruprecht）合伙。鲁佩莱希特在安娜去世后独立领导这家出版社，并将其传给了他的儿子。凡登赫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作为德国最古老的私人出版商之一，至今已在鲁佩莱希特家族传承七代。。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之间互惠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历史学界与出版商之间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以维讷·康策（Werner Conze）和汉斯·罗特费爾斯（Hans Rothfels）为代表的战后第一代社会史家并没有与任何出版社形成固定的合作关系。与之相比，历史社会科学的领路人在与出版商打交道时更加主动，目标也更加明确。他们不再不加选择地向出版社投稿，而是有策略地与少数几位出版商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联盟关系。其中，尤其是鲁佩莱希特出版社成为这一学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是其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助力。历史社会科学的三大代表著述《德国历史学家》丛书（Deutsche Historiker）[11]、《史学批判研究》丛书（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2]和《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科学杂志》（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以下简称《历史与社会》）均由该出版社出版。 然而，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从联邦德国众多的出版商中脱颖而出，帮助历史社會科学开疆拓土，却纯属偶然。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在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经历的体制性膨胀，大力拓展了史学专业书籍和教科书的市场，同时也鼓励出版商们开拓新的销售渠道。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前后，在联邦德国的1 800家出版社中，大约有300家曾出版过历史类书籍，其中比较高产且具有良好声誉的大概有30家[11]94。其中哪家愿意或者说适合为这场以“批判性”安身立命的史学潮流保驾护航呢？穆斯特尔施密特出版社（MusterSchmidt）、学术出版集团（Wissenschaftliche Buchgemeinschaft）和赫尔德出版社（Herder）等政治上倾向于右翼保守主义的出版商自然被排除在外，因为聚集在历史社会科学名下的新一代社会史家们大都代表左翼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学界和市场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奥登伯格出版社（Oldenbourg），自1859年起就承担着德国最权威的史学杂志《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出版工作，它对再出版一份在立场上互有冲突的史学期刊也兴趣不大。另一家著名的历史书籍出版商贝克（C.H.Beck）当时的主要兴趣则在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与此同时，那些左翼政党旗下或者亲左翼的出版社，比如与工会组织交好的迪茨出版社（Verlag J.H.W.Dietz）和纳粹时期曾流亡海外、在1965至1981年期间出版了35卷本《费舍尔世界史丛书》（Fischer Weltgeschichte）的费舍尔出版社（S.Fischer），却认为新的社会史在反对保守主义势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
当然，历史学家们在决定将著述交给哪家出版社时，并不会画一张所有出版社的政治立场示意图，然后按图索骥去寻找。但是，不同出版社在学术界的固有形象会帮助历史学家们自动摒弃那些理念不合的出版商，找到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12]。年轻一代的社会史家们想要寻找的是这样一类的出版商：第一，它应该已经在历史学界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声望；第二，它应该在联邦德国出版业的政治图谱上居于中间地位，既不极左也不极右，而且没有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当时，基彭霍尔维趣出版社（Kiepenheuer & Witsch）、科尔哈默尔出版社（Kohlhammer）、德罗斯特出版社（Droste）以及鲁佩莱希特出版社都曾与新社会史家们接洽过。那么，为什么最后选择了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呢？
首先，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十分符合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就开始有计划地与历史学家们接触，参与历史书籍的出版，并在史学界获得了一定知名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便是它与哥廷根的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创始人赫尔曼·海姆佩尔（Hermann Heimpel）之间的良好合作。海姆佩尔利用其手头的资源和科研项目，为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带去了不少文献汇编计划，帮助它在历史学界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11]98。另一方面，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这家出版社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治倾向。1954至1971年间，该社出版了约250本历史著作，其作者名单中，既有哈约·霍尔波恩（Hajo Holborn）那样曾受纳粹政权迫害的历史学家，也有赖因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那样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这家出版社也没有明显的学术偏好。传统的政治史与早期的结构史和社会史在此并驾齐驱，奥托·布伦讷（Otto Brunner）和奥托·辛策（Otto Hintze）等人都在此出版过著作。因此，在与历史社会科学展开系统合作之前，它就已经赢得了韦勒这位新社会史领军人物的好感，于1970年出版了他的一本论文集[13]。
其次，鲁佩莱希特出版社新上任的史学编辑温弗里德·赫尔曼（Winfried Hellmann）想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他于1971年初与韦勒结识，获悉了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计划，决定立刻着手推进此事。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韦勒之间合作的第一个丛书项目——9卷本的《德国历史学家》——是历史社会科学为自身正名所做的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在其中，韦勒为创设一种新的学科传统做出了努力，他为德国史学史上那些因为政治或理论上的种种分歧而不被主流学界所认可的“外行人”编写了一套传记。属于这个群体的不仅有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和法伊特·瓦伦丁（Veit Valentin）这样反对历史编撰之民族主义化的人，也有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等工人运动史家，还有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看来，那些与德国学院派历史科学内部的民族保守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传统相区别或者说相对立的、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历史学家，不应再继续被学界排挤、放逐、疏远和诽谤[13]21。通过此丛书项目，韦勒想要为历史社会科学或者说新社会史的理念找到自己的源头，并且为其争取学术史上的一席之地。赫尔曼对这一丛书的出版十分满意，在稍后给韦勒的信中，他盛赞韦勒是位了不起的编者[11]101。
《德国历史学家》丛书的出版为双方的合作开了一个好头。1972年起，鲁佩莱希特出版社开始出版《史学批判研究》系列丛书，至2012年已经出版了208本著作。这一出版计划对历史社会科学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德国，并非没有学界巨头打压持异见者的例子。保守主义史家格哈德·黎特（Gerhard Ritter）就曾于1958年阻止科尔哈默尔出版社出版左翼流亡史家汉斯·罗森贝格的著述[14]209210。正是在这一丛书计划的保障下，类似的事件才没有再在历史社会科学史家身上重演。
随着鲁佩莱希特出版社逐渐成为联邦德国新兴的重要史学出版社之一，它开始想要像出版《历史杂志》的奥登伯格出版社和出版《历史研究与教学》（Geschichte in Wie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的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Ernst Klett Verlag）《历史研究与教学》杂志于1950年在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创刊，后来出版权转交给了弗里德里希出版社（Friedrich Verlag）。这类传统史学出版业巨头那样，拥有一份自己的史学期刊。这种愿望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毋宁说是出于彰显自身学术倾向的需求。恰好此时，韦勒正在为他们的《历史与社会》杂志寻找出版社。基彭霍尔维趣出版社本是最有希望合作的出版商，因为其创始人之一约瑟夫·维趣（Joseph C. Witsch）与韦勒交好，但他刚巧于1967年去世了。之后韦勒曾与德罗斯特出版社接触，但后者当时正要与保守主义政治史家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合作一个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为主题的杂志计划，因此韦勒立刻终止了与其的磋商[9]77。最后，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韦勒达成了共识，承担起了一份新社会史杂志的出版工作。 鲁佩莱希特出版社与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之间，或者更具体地说，责任编辑赫尔曼与领军人物韦勒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一系列合作，为当时尚处于年幼期的历史社会科学之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出版社乐于参与历史学家的这种地位争夺战，并且在与其产生矛盾时听从后者的意见。当然，作为回报，它也从急剧变化的历史学界获利。20世纪40年代，鲁佩莱希特出版社还未曾涉及史学著作的出版；60年代，它在历史学家中间也还只是小有名气；而随着与历史社会科学的通力合作，它在今天已经成为德国最受历史学家青睐的五大出版社之一[14]274，310。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联邦德国的出版社几乎都是按照宗教或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表达来划分彼此的界限，几乎没有哪个出版社是因为与历史学内部的某种发展潮流相呼应来建立自己的形象。鲁佩莱希特出版社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出版社形象，其首先与史学内部的某种思潮紧密相连，然后才标记相应的政治倾向。而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在历史社会科学之前，也还没有哪个史学流派与出版商之间建立起如此固定的合作关系并为其贴上自己的标签。虽然随着出版业和史学界的形势变化，双方的这种合作策略在今天可能已经无法被完全复制，但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表明，出版商作为历史学家在社会领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在新思潮的表达和传播中发挥的能量绝不应该被忽视。
三、 两个“阵地”： 《史学批判研究》和《历史与社会》
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派化”与两大出版物的问世关系密切：其一是《史学批判研究》丛书，其二是《历史与社会》杂志。前者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大展台，而后者则往往被视为这一学派正式创建的标志。
在《史学批判研究》这一丛书的出版上，韦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中，他是最先获得一定学界声望的历史学家之一，并且最早致力于把与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战友们聚集在一起。他与科卡、赫尔穆特·贝尔丁、格哈特·李特（Gerhard A. Ritter）和汉斯克里斯多夫·施罗德（HansChristoph Schrder）一起担任该丛书的第一批主编。与很多由学术机构出版的丛书不同的是，《史学批判研究》不必因为支取出版费而受制于自己的赞助商，它的主编们全权负责出版稿件的挑选、审阅、修改和评价[15]89。由此，韦勒等人给这一丛书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烙印。他们的研究取向、学术观点、工作网络和私人关系共同决定了这一丛书的面貌。虽然有为数不少的优秀博士论文在《史学批判研究》名下出版，但这一丛书却并非专门为此而设，而且韦勒等人也试图通过出版多元化的作品来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博士论文优先”的印象。事实上，在丛书的前20本中，只有5本是博士论文，另有3本是教授资格论文分别是克罗伊茨贝格尔（Wolfgang Kreutzberger）、梅迪克（Hans Medick）、克卢格（Ulrich Kluge）、米尔克（Siegfried Mielke）和屈特（Carsten Küther）的博士论文，以及贝尔丁（Helmut Berding）、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和普勒（HansJürgen Puhle）的教授资格论文。。其余的除了韦勒和科卡的著作外，既有这一学派的支持者沃尔夫拉姆·费舍尔（Wolfram Fischer）[16]、温克勒[1718]和赖因哈德·吕尔帕（Reinhard Rürup）[19]等人的作品，也有这一学派的反对者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20]的作品。之后，《史学批判研究》丛书长长的作品名单充分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仅涉及了社会史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涵盖了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史学史和妇女性别史等在内的历史学的众多主题，虽然后者所占比例并不大。即便迄今为止，在《史学批判研究》出版的200本书中，只有10本再版，1本出版了第三版，但这无法掩盖它作为丛书出版计划的成功。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公开化的载体，它填补了关于社会结构、社会进程和社会群体的许多研究空白，为社会史在历史学中安营扎寨添砖加瓦。
与《史学批判研究》丛书相比，《历史与社会》杂志在历史社会科学的学派史和整个联邦德国战后史学史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聯邦德国史学全面革新的最显著产物，而且是聚集在历史社会科学旗下的年轻史家构建自身话语权的最有力明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联邦德国约有130种历史杂志，其中以《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与教学》最为权威。而《历史与社会》于1975年的问世，一方面得益于前文所述联邦德国大学中的新氛围，历史系新增的教职人员和学生都是这本新杂志的潜在读者。另一方面，历史社会科学中的那些领军人物当时已经成功地在学界获得了稳固的地位，这使得他们有精力和能力创办一份新的历史杂志。《历史与社会》的自我定位是：跨学科地把历史研究与系统化的社会科学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史为中心，同时向学术争论开放[21]。在1974年召开的第一次编辑讨论会上，主编们的预期是每期有900份订户，300份散卖。而情况大大出乎历史学家们的预料，至1980年，已经有1 841份订户，1982年则达到近2 000份的历史最高值[22]7。《历史与社会》迅速成为继《历史杂志》和《历史研究与教学》之后，联邦德国卖得最好的史学专业杂志，成功地赢得了学界的肯定和赞誉，并且在社会史领域中确立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历史与社会》作为历史社会科学实践自我理念、与保守史学流派战斗的阵地，不仅为学派的系统发展设置了一个风向标，而且为批判社会史家们提供了一个固定的交流平台，帮助其成员们搭建起了一个牢固的、不断扩展的科学共同体网络。首先，杂志的编辑部是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在1992年大幅增长之前，编辑部成员一般在15至17人之间，其中包括3位主管杂志日常事务的负责人。编辑们定期召开讨论会1974至1975创刊期间共召开了四次编辑讨论会；1976至1984年，每年召开一次；之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商议杂志主导的史学理念，确定具体的编辑政策，独力或合作承担杂志的定刊与附刊的编辑工作，由此他们在《历史与社会》的形象塑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这些杂志管理与编辑活动，他们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韦勒、科卡、贝尔丁、蒙森、普勒、吕普鲁、席德尔、施罗德、泰费尔德和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为主的更为紧密的交往网络。这些人不但主导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道路，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历史社会科学的前进方向。 其次，在杂志的作者群中也出现了与之相应的若干特点。第一，杂志的编辑同时也是杂志最主要的作者。1975至1999年间，在《历史与社会》上发表正式论文3篇以上的学者共有15位，其中8位在不同时期加入过编辑部。第二，新社会史家们最为活跃的地区比勒费尔德和柏林为杂志提供了有力的生力军。直至1999年，在全部488位作者中，有超过1/4来自于这两地，在最初的五年中，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3[22]18。这两个地方性网络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当地的编辑人员网络基础上的，他们的同事和学生有机会迅速进入这个体系。第三，《历史与社会》经历了一个不断年轻化的过程。在杂志出版的第一个十年中，作者名单上教授与非教授的比例大约为3∶2，而到了第二个十年，这一比例降到了1∶1左右[22]20。《历史与社会》逐渐成为一个两代历史学家共同发声的平台，这代表着历史社会科学在学术流派发展壮大的经典道路上又走完了重要一步：学派的创始人和先行者成功地培养出了下一代的传承者，并且将带领学派前行的重任双手相托。
此外，在帮助历史社会科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派的过程中，《历史与社会》杂志中的“论坛”（Diskussionsforum）单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单元主要发表关于史学争论以及史学研究之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文章。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的主要议题包括三个：第一，围绕原工业化、专业化、计量统计和社会阶级/阶层分析等展开的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讨论；第二，围绕“内政优先”这一论点而展开的传统政治史与新社会史之间的理念之争；第三，围绕“批判”的历史社会科学的位置、现状、目标和政治关联等问题展开的学派定位讨论。通过这些讨论，杂志成为历史社会科学表明立场和宣扬理念的阵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与社会》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杂志本身要与学派区分开来，摆脱小团体的狹隘和偏见，从而推动学派勇敢地面对批判、在争论中前行。所以之后，随着学派内部本身的多元化，无论是在与日常史和文化史展开的学术争论中，还是在博物馆计划之争和历史学家之争这样的历史政治争论中，《历史与社会》都更向持异见者开放，不是充当学派喉舌的角色，而是发挥了争论平台的功能。
《历史与社会》并不是一本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学术杂志，它的主题论文甚至没有英文摘要。它将自己视为对联邦德国国内以《历史杂志》为首的、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潮流的修正和补充。虽然《历史与社会》的编辑们最初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完全实现，该杂志在实践中并没有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也没有形成一种可以用“历史社会科学”来命名的研究方法，但毫无疑问，它成为联邦德国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展示研究成果、展开深入讨论的大舞台。一方面，它为历史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出力良多，另一方面，它的成功本身就是历史社会科学成功的有力证明。
《史学批判研究》丛书与《历史和社会》杂志的编辑出版是历史社会科学学派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显著标志，在其科学共同体的建立和扩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种不同的知识传播模式——出版周期长、主题丰富、立场性较弱的系列丛书和出版周期短、受众面广、学术导向性强的期刊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编者作者”群体，对内为密切的学术交流提供平台，对外为新思潮的深入人心摇旗呐喊。
历史社会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种种努力，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史学流派，带领德国历史学的主流取向完成了从传统到批判、从右翼保守到左翼自由的转变，并为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口述史、日常生活史、文化史和性别史等各种新兴流派展开广泛的争论与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它兴起和壮大所依据的手段——包括提高高校中相应教席的数目、塑造新的学科传统、创办自己的期刊和出版丛书等——与史学潮流专业化和机构化的普遍路径相吻合，代表着一条史学流派获得认可的典范道路。另一方面，寻求固定的出版合作伙伴，为学派谋求额外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突破传统的史学发展方式。历史社会科学的经历证明，一个新的史学流派的建立，新的方法和理论的提出固然必不可少，但与此同时，组织形成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体制内生存下来并且在现有的知识生产模式下找到最佳的知识传播途径，也十分重要。两者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新思潮的迅猛和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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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Blaschke， Verleger machen Geschichte.Buchhandel und Historiker seit 1945 in deutschbritischen Vergleich， Gttingen： Wallstein， 2010.[O.Blaschke， Publishers Make History： Bookselling and Historians since 1945 in BritishGerman Comparison， Gttingen： Wallste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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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Fisch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 Aufstze， Studien， Vortrge，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W.Fischer，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Essays， Studies， Lectures，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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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Rürup， Emanzipation und Antisemitismus. Studien zur Judenfrag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5.[R.Rürup， Emancipation and Antisemitism： Studies on the Jewish Question of Civil Society，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5.]
[20] T.Nipperdey，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esammelte Aufstze zur neueren Geschichte，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6.[T.Nipperdey， Society， Culture， Theory：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Modern History， G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6.]
[21] Die Herausgeber， ″Vorwort der Herausgeber，″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1（1975）， S.57.[Editors， ″Preface by the Editors，″ History and Society， Vol.1（1975）， pp.57.]
[22] L.Raphael， ″Anstelle eines ′Editorials′.Nationalzentrierte Sozialgeschichte in programmatischer Absicht.Die Zeitschrift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in den ersten 25 Jahren ihres Bestehen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Vol.25（1999）， S.537.[L.Raphael， ″Instead of an ′Editorial′ Nationalcentered Social History in Programmatic Intent — The Journal ′History and Society： Journal for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in the First 25 Years of Its Existence，″ History and Society， Vol.25（1999）， pp.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