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济钢宾馆参加一个语文研讨会，晚饭后，出来散步。宾馆的后面有一座小山，山脚处有一座门楼，上写“鲍山公园”。我没多想，便穿过门楼，进了公园。
　　园内没什么人。济钢早已搬迁，剩下的是冷清和萧条，公园内也一样。脚下是一条水泥小路，向前延伸着，我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走了半个小时，我打開手机，已经4300步；看看天空，夜幕降临，四周模糊。我对自己说：“该往回走了。”
　　再次穿过门楼时，我又看了看“鲍山公园”四个字。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心底突然冒出一个人名来：鲍叔牙。这座公园会不会因鲍叔牙而得名？我赶紧打开手机，网络搜索了一下。果然如此，这里曾是鲍叔牙的食邑。于是，我心里冒出一个想法：鲍叔牙的墓会不会也在这里？如果在，很可能在公园里面某一个地方。
　　我转身又进了公园。我想找一个介绍公园的宣传牌，四处张望，找不到。我只好往里走，希望能碰到一个人问一问。我看看天，越来越暗，心里有些着急，步伐便加快了。沿着刚才的那条水泥小路走，不知还要走多远。就在我焦急不安的时候，对面来了一位老人，有七十多岁的样子。我说：
　　“请问，这里有没有鲍叔牙的墓？”
　　“走反了，在下边。”
　　“下边？在哪里？”
　　“一进济钢新村，马路东侧。”
　　哎呀，我走反了。我说声“谢谢”，便拔腿往回走。我知道一进济钢新村的马路，就在宾馆下边。我看了看天，夜色已深。
　　我迈开大步，走了下去，十分钟后，站在了大马路上；向东一拐，进了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试探着走了几步，于是在我的右侧出现了一个台阶，台阶上是一个大土堆。我拾级而上，终于看到土堆前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齐大夫鲍叔牙墓”。字刻得比较一般，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墓碑两侧各有一尊石雕麒麟，威风凛凛。麒麟下和墓碑前有几束花，估计是清明节来祭奠的鲍氏后人。土堆有一人多高，上面长满小树；四周是方形矮墙，围着土堆。矮墙四周，长着一些松柏。
　　夜色更深了。我站在墓碑前，鞠了一躬。我不知道土堆里埋的究竟是什么，怀疑这是真鲍叔牙墓，因为别的地方也有鲍叔牙墓，真假难辨。但是，鲍叔牙与管仲的友情故事是真的，几千年来流传民间，深入人心。我想，管鲍之交与钟子期和俞伯牙的友情不一样。前者远远超越了后者。史书记载，面对管仲的贪多和畏缩，鲍叔牙给予的是理解和宽容，而不是指责和鄙视；面对管仲的才干，鲍叔牙给予的是让位和荐贤，而不是嫉妒和进谗；面对管仲的反对，鲍叔牙给予的是高兴和欣慰，而不是恼怒和反目；面对小人的挑拨离间，鲍叔牙给予的是鄙夷和怒斥，而不是轻信和怀疑。我竟一时想不出中国历史上还有谁具备如此的胸襟和气度。管仲那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令我生出无限感慨！
　　我想到了友情。朋友之间的交往，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心灵默契，彼此不必沟通，便能够心知肚明，心领神会，两颗心实为一颗心。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友情，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和论述。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中写道：“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此话道尽千古人情本质。死生、贫富、贵贱如同照妖镜，让假友情原形毕露。早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深受中华文化影响，撰写了《交友论》一书。其核心观点是：真正的朋友一定是建立在心灵相通基础上的。他说，朋友是什么？是我的另一半，是第二个我。朋友与我表面上看是两个人，有两具身体，但心是一个。如果心不是一个，就根本称不上朋友。朋友相交，何以交之？以金相交，金耗则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心相交，静行致远。利玛窦的话颇有道理，但他没有揭示“心”具体指什么。后人称赞管鲍之交的诗文很多，西晋文学家夏侯湛说：“鲍子愔愔，式昭德音；绸缪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犹兰，其坚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钦。”站在鲍叔牙墓前，我突然明白了，这里的心是事业心，爱国心。鲍叔牙荐管仲，是为了国家；管仲不荐鲍叔牙，也是为了国家。二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默契，这就是二人的心，也就是夏侯湛和利玛窦所说的同一颗“心”。这颗心让鲍叔牙和管仲的友情有了灵魂。
　　“呼”的一声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抬头望去，墓的正前方几百米的地方一列高铁疾驰而过，车窗成了一道光线。三千年前的鲍叔牙大概不会想到有高铁，速度如此之快，齐鲁大地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可以东西穿过。这大概就是现代化吧。然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建立在为国荐贤基础之上的管鲍之交究竟还有多少呢？
　　我突然想起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作文材料就是管鲍之交的故事。命题人用心良苦，想让当代中学生思考这个古老的故事，挖掘其现实意义。是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只有被年轻人继承下来，才能发扬光大，才能源远流长。
　　我又抬头看了看天，夜色愈深，连路都看不清了。我只好打开手机电灯，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沿着小路走出树林。
　　来到大马路上，路灯明亮。我不禁回头看了看，树林中的鲍叔牙墓笼罩在深深夜幕中，什么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