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白天睡觉，通宵游戏。“因为便宜，当时中国的CS队伍都是晚上训练”。“白天两块钱一个小时，夜里5块钱一个通宵。”一天下来吃饭只剩下两块钱，他就看别人吃，撑着说自己不饿。
　　母亲只要求他能养活自己，卞正伟却没想过未来。
　　那些年比赛的奖金极低，卞正伟的业余队伍得到重庆冠军，每个人只分到600块钱。也正是这一年，他成为“北漂”，去做一名职业选手。“做了重庆冠军，就想做全国冠军。”年轻有时候就是这样，走一步向前再看一步，多年后回过头，才发现那叫理想。
　　那时候，北京的网吧老板要组建一支职业战队，每月薪水1200块钱，奖金五五分成。不过此时北京却发生了两件事：2002年蓝极速网吧失火事件导致全国大多数网吧被关闭；2003年非典爆发再次使得多數网吧停业。那两年，4个重庆男孩住进10平米的小房间，在黑网吧的地下室里一边喂蚊子一边训练。
　　2003年，他们取得了WCG中国区冠军。这意味着5个年轻人可以代表中国到国外参加比赛。而在电竞圈，由三星集团主办的世界性电子竞技比赛WGC，被奉为世界电子竞技界的奥运会。
　　穿着带国旗的队服，卞正伟觉得运动员的感觉回来了。
　　在韩国，卞正伟发现：电视里24小时播出着《星际争霸》的电视联赛；韩国电子竞技选手作为音乐颁奖礼的嘉宾给歌星颁奖；新晋爆红的影星全智贤在与电竞选手合拍的广告中只充当配角——卞正伟意识到：“哇！他们才是家喻户晓的明星！”
　　那一届WCG的开幕式上，卞正伟看到了一个宣布比赛开始的中年男人。他叫李明博，后来的总统。当时李还只是首尔市长，讲完话，他又饶有兴致地与职业选手对战。韩国人都知道：他也是个“电子竞技迷”。
　　那些年，韩国被中国的电子竞技选手视为“圣地”，而“韩国模式”在那时成为电竞青年们最初效仿的对象。上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尚未散去。韩国经济倒退、股市暴跌，造成大量失业人员，年轻人只好用游戏打发时间。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衰退，韩国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出口为支柱的产业结构，电子竞技作为新兴产业得到政府扶持。
　　于是，在官方的推动下，电子竞技文化很快就渗透进这个民族的血液。
　　而对于中国的电子竞技而言，“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一年的11月18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中国数字体育平台启动仪式。仪式上，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运动项目”。那天的另一个消息是，首届全国电子竞技运动会将在第二年揭幕。”
　　也正是这一年，卞正伟的母亲兴奋地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了儿子。当时CCTV5开播了一档《电子竞技世界》节目，对WCG进行了全程报道。最终卞正伟带领队伍取得了第8名，这至今是中国在该赛事这一项目的最好成绩。 　　那一年，因为这档节目，央视体育主持人段暄在31岁被更多人熟知，而那些“打游戏”的孩子们也终于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可。段暄记得，他去一个孩子家里采访，一排破旧的平房中，摄像机的出现惊动了周围的邻里。一个老奶奶说：“还以为这孩子又出事了呢，原来中央台报道，长出息了。”

梦破碎了

　　多年后，段暄怀念《电子竞技世界》时说；“那是一档好节目。跟游戏有关，跟体育有关，跟产业有关，更重要的，跟青年，跟激情，跟活力有关。”——这句像极了“北岛”；“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2003年4月4日开播，2004年6月4日停播。这档收视率极高的节目最终只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
　　那一年的4月12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一份《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而就在仅仅两天前，国家体育总局支持的 CEG联赛才刚刚开赛。这样的巧合无法不让电竞人心生疑虑。此后广电总局又极为反常地连追三道“死牌”：“仍有一些电视台以体育电子竞技联赛等名义，播出电脑网络游戏。”
　　全国开路频道的电子竞技节目无一幸免，《电子竞技世界》也最终沦陷。主持人段暄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正动身前往葡萄牙报道欧洲杯。到了欧洲，同事刘建宏才告诉我，启程前，就已经知道节目停播的消息，怕我太伤心。”
　　对于那一纸禁令，广电总局的理由是，“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广大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电子竞技人则更相信这是“广电总局与体育总局间的利益之争”。无论如何，方兴未艾的电子竞技产业成为了牺牲品，同时打碎了这些年轻人的梦想。
　　体育总局下发“禁令”的这一年，上海青年熊剑明（Neo）25岁。他刚刚拉到了一个“大投资”，准备在电竞媒体圈开始一番大作为。他已经计划了一年，正在带领团队在上海卫视开启一档名叫《电玩行动》的电子竞技综艺节目。在这之前，各地方台的电子竞技节目都只在本地播出——这正是他想要改变的。
　　这档节目并非熊剑明创办的第一个电竞节目。2002年底，他23岁，放弃了当时新华社的工作，与部门里的一群年轻人一起做了一档叫《游点疯狂》的节目。
　　没有经验、没有借鉴模式，几个年轻人凭借“热爱”和一个“拍脑袋的决定”找到上海电视台，立下豪言：如果三期后收视率达不到0.5，节目就拿下。
　　在熊剑明的印象里，那是电子竞技首次被搬上电视。开播不久，收视率冲到上海第三。他们举办的“CS电视大赛”，“打电话来要参加电视大赛的人放在一起，比十年都比不完。”
　　于是熊剑明开始计划把电子竞技做到卫视。他带领新的团队已经在曹杨路搭好了一个1000多平米的摄影棚；主持人则找了后来大红大紫的汪涵。2004年“禁播令”的消息传来，团队已经花掉了两百万。熊剑明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在父亲为他描绘的人生道路上，他本应成为一名医生，然而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那条没有人走成功过的新路。 　　那一次，他与奖金失之交臂，回到家乡的火车站时，身上只剩下一枚硬币。2002年，再一次被梦想挫败，他甚至想过自杀。
　　李晓峰“逃避着人生”，17岁的他“只愿意接受17岁的世界观”。这条路“哪是玩玩游戏那么简单”。卞正伟记得：那些年，北京地区的CS队伍就有两百多支：“行业里能站在金字塔端的人，都是很多默默无闻的选手才堆出来的一个” ，“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电竞运动员，得需要天赋、努力，加点运气！”。
　　李晓峰后来也在回忆录里写道，“需要对孩子们说的，电竞这条路，需要天赋，需要勤奋，更需要运气。”他见过不少更刻苦的选手，最终都离开了行业——“如果你要抛开一切往里面跳，你就是在进行一场成功率极低的赌博。”
　　决定在这条路上赌下去，李晓峰运气不错。
　　在西安，他认识了在一个中国电子竞技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俱乐部经理裴乐（KinG）。终于，在俱乐部的支持下，20岁那年，他夺得WCG魔兽项目的世界冠军。中国国旗第一次飘扬在全球电子竞技的最高峰。21岁，他二度夺冠，成为卫冕WCG魔兽项目的世界第一人，进入WCG名人堂。从此，世界电子竞技圈，没有人不知道中国有个Sky。
　　中国的电子竞技从未如此露脸。另一边，卞正伟和队友拿到了中国CS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们与Sky李晓峰一起，被请上当时最火的一档谈话节目《鲁豫有约》。
　　不过，对于那次上电视，卞正伟有种“被黑了”的感觉：“好像节目没有对电子竞技进行正面的宣传。”节目中，主持人陈鲁豫一再告诫电视机前的孩子们：“他们专业选手，跟你们不一样”，“现在讲的是他们的故事。”
　　电竞青年觉得自己仿佛被贴上了个 “危险表演，请勿模仿”的标签。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关于传统体育项目的节目中，谁会告诫那些酷爱羽毛球的孩子们：那个万里挑一的林丹，“跟你们不一样”，所以切勿模仿？——在中国电子竞技最出风头的那一年，外界关注的焦点似乎又回到了争议的原点。
　　当然，主持人陈鲁豫在节目的最后也说：“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千万不要家长觉得你们在讲他们，好像每个人都说不上学了，然后都去做职业的电子竞技选手了，我觉得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他们走他们的路，他们做他们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每一步都是被逼的

　　遇到李晓峰的那一年，24岁的西安青年裴乐已经在电子竞技行业混迹了5年。1999年，出道，他19岁，在西安读大学，和朋友成立了一支名叫 Lion的业余战队。和卞正伟的故事相似：一群没有任何收入的年轻人，买火车站票去各地比赛，住10块钱一天的地下室。
　　圈子里的很多故事，如今都成了谈资。十多年里，裴乐没少了“这样、那样的受骗”。他说，“那些受骗的故事太多，多到自己已经想不起来”。当然更贴切的说法是：多到自己已经不愿去想。
　　当那支非职业战队开始打出名气，一个神秘人出现了。他说要给他们投资，说要把他们带去韩国，还说要按照韩国职业战队的样子包装——那是当时很多“打游戏”的年轻人的梦想。
　　他们被带到上海参加比赛，住着豪华套房，吃香喝辣。不久后，神秘人却突然失踪。KinG只好带着一群付不起钱的年轻人偷偷溜出了酒店。
　　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年轻，所以无所谓。他经历了投资方突然撤资、俱乐部濒临破产。最困难的日子里，选手们不愿就此散去，凑钱养着他。
　　2003年，体育总局承认电子竞技为“第99号运动”曾给了电竞青年们一线希望。当时的陕西体育局很快就成立了一支职业的电子竞技队伍。一群“散兵游勇”成了“正规军”。陕西队连拿了3届全国总决赛冠军，体育局领导为此大摆庆功宴。那时候，陕西体育除了跳水和田径，只有电子竞技可以拿到全国冠军。
　　裴乐拿着体育局的工资，队员们也都是体育局的注册运动员。但他很快就放弃了那个“陕西队竞训主任”的职位。因为“觉得体育局的模式不是真正的职业化”。后来，他组建了完全市场化的WE俱乐部——投资方是当时风生水起的全球游戏金币销售公司IGE。
　　“体育总局承认这个项目，但电子竞技人能活到现在全靠自己的双手。” 卞正伟认同这样的观点：相比众多举国体制的运动，电子竞技是中国最市场化的体育项目。经历了几年的市场化发展，中国的俱乐部已经发生改变：职业俱乐部开始成立公司运营；选手们开始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

　　不过WE的生存状况却并不一帆风顺。2008年，投资方IGE倒闭，而俱乐部尚未完成自身的“造血”能力。
　　寻找新的投资失败， WE差一點活不下去。总经理裴乐一直没有将这些告诉过别人，“因为WE是行业的领袖，很多人就是冲着我们。”他开始意识到：“靠一个老板原来是不靠谱的事，必须要找很多赞助商把框架搭起来”。他只好自己做老板，因为“每一步都是被逼的”。

更年轻的青年

　　当这群年轻人在这条路上不断摔倒，更年轻的孩子们却又开始涌入这个行业。
　　李晓峰和卞正伟拿到世界冠军那年，刘源（Efeng）17岁，决定放弃读完高中去做一名FIFA选手。家人反对，却说服不了他。这些更年轻的孩子，“自信”大多来自李晓峰们的成功故事。“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进电竞行业都是因为SKY。”刘源说。
　　在西安，他进入WE俱乐部，但那时候FIFA选手几乎都是半职业，没有工资，没有合同，只能靠比赛奖金过活。刘源却觉得，“WE对于刚进这个行业的新手来说，就好比皇马告诉你，‘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试训，不会给你工资’，你去不去？” 　　他的答案是“离家出走”，跟着WE跑到上海。即使俱乐部里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床位。那些日子，他的成绩很好，因为那关系到饿肚子。
　　与裴乐的被逼无奈不同，19岁那年，他主动管家里要了十多万块钱，组建自己的俱乐部，并为此放弃了原本可以进入游戏公司上班的机会。结果显而易见，没有资源、没有风投，7个月后，钱花光，俱乐部倒闭。
　　几年后的2011年，一个叫王思聪的年轻人也通过投资进入了行业。这一年，他23岁，最引人瞩目的标签是“父亲是王健林”——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而他第一次被公众所知晓，还是因为在微博上与汪小菲的骂战。
　　圈子里的年轻人叫王思聪为“校长”。因为热爱，“校长”购了一支濒临解散的俱乐部，改名为IG（Invictus Gaming）。 拉丁文Invictus意为“无法征服的”。
　　裴乐的“无奈”，无意间为中国的电子竞技俱乐部开启了一个完全依靠商业的模式。而王思聪的投资，则代表了为数众多的另一面。裴乐曾跟王思聪交流：“不要想着如何砸钱，而要想为行业做些事情。”
　　十年里，这个行业从未缺少过“富二代”、“煤老板” ……各种神秘来路的“热钱”隔三差五涌入行业，俱乐部之间相互“挖角”，行业格局被打乱——曾是游戏风云编导的刘洋（B.B.KinG）将这称为“泡沫战争”：在电子竞技十多年的历史中，规模较大的“泡沫战争”已经发生了三次。
　　李晓峰卫冕WCG冠军那年，一家韩国俱乐部来中国挖人，月薪10万，是WE的10倍。韩国队员全部被挖走，李晓峰却坚持留了下来——由于缺乏后备人才培养，很多俱乐部在助理队员被挖走后，都意味着面临解散。
　　在王思聪收购之初，IG也曾高薪“挖角”。很多圈内人也担心，王思聪是否会像那些曾经来圈子里“玩儿票”的富二代一样，把选手价格炒高，然后就此消失。
　　“王思聪可能也觉得不太合适，想听听大家怎么聊的。”裴乐说，在那之后，俱乐部的经理们聚在一起开了会，王思聪提出成立一个ACE联盟，制定游戏规则，规范俱乐部运营。
　　成为IG第三任CEO的刘源，坚信王思聪不是以前那些“富二代”。“他知道钱不是乱花的，IG要实现盈利。”他觉得，这个“富二代”更想“改善这个圈子”，“让盲目砸錢的人越来越少，想进来赚钱的人越来越多。”更为接近的描述或许是，王思聪想成为中国电子竞技行业的“NBA之父”。
　　第一年，IG的成绩不错。队伍里的21岁马来西亚男孩黄福全（ChuaN），与4位队友一次性分享了100万比赛美金。为了电子竞技，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年时间，因为此前马来西亚国内的电子竞技比赛，抢走冠军的往往是中国团队。刘源坚信，按照这样的发展势头，“电子竞技将成为足球和篮球之外第三个世界最热的体育项目”——十年后，又一批电竞青年的梦想启程。

老男孩

　　IG队员们的100万美金奖金，在卞正伟们那个时代无法想象。他记得，奖金最多的一次他们5个人分了7万美金——那已经是天文数字。“外界并不知道这个行业这些年的发展。”卞正伟说。
　　2013年，已经31岁的卞正伟，借助当年CS世界冠军的名头，进入了一家电脑公司。作为站在金字塔尖的电竞人，他相信：如果没有当年广电总局的禁令，这些中国的电竞青年们最终也会像韩国的同行一样，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这一年，33岁的俱乐部经理裴乐则并“不相信一个政策能改变什么”。“如果一个禁令都阻止不了你火的话，那他禁了又有什么意义？ ”他更相信行业自身的力量，“电子竞技要有人做产出、创新，并不是说某一天国家承认你、媒体认可你，你才能好起来。” 作为ACE联盟主席，他开始想将俱乐部联盟做起来，让各家俱乐部更加规范化，因为出路唯有把蛋糕做大。
　　而立之年，裴乐开始觉得，在电子竞技异军突起的2003年，他和这个行业都还没有没有沉淀，即使记者来采访，那时候他也只能谈“成绩”、“成绩”、“成绩”，当然或许还有理想。
　　这一年，34岁的电视人熊剑明的电子竞技理想早已远去。这些年，他开始用从电子竞技领域学到的交互体验模式，开发全新科技的学龄前儿童教育产品。在离开电子竞技行业后，他才开始发现：当年他只希望那些年轻人为他付10块20块的收视费，仍步履艰难；如今面对的却是几万亿亟待发掘的巨大市场——挣钱，成了一件容易的事。
　　第一批电竞青年中，李晓峰最为年轻。30岁，也已“而立”，他虽然已转型做了管理，却仍不愿放下选手身份。去年底，他再一次与WCG世界冠军失之交臂。他将自传《当李晓峰成为SKY》出版成书，封底写了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坚持梦想的老男孩们！”
　　那本书的上架建议是：青春/励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