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史，自然不能与大地方的人比。但书里书外，凝神静思，孜孜不倦的父亲的音容笑貌不禁浮上心头。
　　于己而言，腹中这点不多不少的“存货”，实乃父亲之一脉相承。

父亲的书箱，引发了我对阅读的最初兴趣

　　父亲的书箱，最早其实只是一个深色篾篓。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上学，识得几个字后，我就在里面翻呀找的。那里面，公家发的政治性读物居多。毛泽东著作甲种本或乙种本及单行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关于胡风集团的几批材料》。《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是几个留苏日本学生，竖排，繁体字，看不大懂。还有一本《新闻文选》，未署名，后来才知道，那其实全是毛泽东撰写的各种新闻作品。进入七十年代，则有马列的六本书，《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这岂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的。不过，其中关于林彪、“四人帮”集团的几批罪证材料，却好看；《五七一工程纪要》，简直让人读得心惊肉跳。
　　父亲后来念叨起年轻时读过的书，常常提到一本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由此，我记住了白刃这样一个名字，并知道了他还是电影《兵临城下》的作者。我想，这也曾经是父亲的书箱里有过的一本书。
　　时间进入本世纪，在旧书店里，我见到了这本书。便买下，回父亲家时带去。但父亲看了后说，这不是原来的版本。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新一版。
　　据该书作者说，新中国成立前，他将自己和周圍一些知识分子抗战时在山东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经历，通过思想改造的主题，写成这部《战斗到明天》。但该书又是建国初期首批被批判的作品之一。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作者用一年时间重写，放了半年多，又从头到尾再写一遍，于1958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新版，恐怕又有改动。这样一再的修改，与初版的原貌，想必已经相去甚远。
　　父亲后来有了书柜。里面有巴金、刘白羽的小说……都是父亲年轻时读过的。我私下猜测：只读过几年私墅的父亲，年轻时，也爱好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书柜里还有一本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度是苏联最畅销的小说，据称是继《日瓦戈医生》之后最重要的小说。书中，除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外，还出现了斯大林、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洛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形象，再现了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代，首次真实大胆揭示了斯大林的内心世界，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这本书，父亲年轻时不可能看到一一它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出版。它在书柜中出现，我想，也许是父亲那一代人的“苏联情结”的回响。

　　“苏联情结”后来我也有。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运行及其起伏兴衰，总是让人感兴趣的。既然缺乏我们自己的叙述，只好求诸“野”——那是好大一个“野”。对阅读的爱好就更不用说了。只是，今天，我已经不用从父亲的书箱或书柜中翻找书籍了，我自己有了更多的书——包括前苏联的书。但是，是父亲的书箱，引发了我对阅读的最初兴趣及随之而来的对文学的爱好，乃至对中国与世界、国家与革命的关心。

父亲的借书证，为我开启的一个新世界

　　父亲给我一张借书证，大约是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是他在县文化馆的借书证：家里的藏书，早已不能餍足我的阅读欲望。
　　父亲的借书证，不过是一张小小的白色卡片，纸质粗糙，钢笔写字，墨水马上洇开。但就是它，为我提供了连接广阔的外部世界的一条隐秘通道。
　　时值“九一三”事件之后，开始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小阳春。我正好赶上了！在文化馆，我读到了重版的贺敬之的《放歌集》，李瑛的几本诗集，浩然的《艳阳天》，陆扬烈的《海防线上》、《在祖国的山南海北》……带来一股奇异的滋味。当然，更多是“文革”以来新出版的作品，像《延安的种子》《映山红》《司令员的发言权》等。还有外面进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画报，翻译的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三部曲，苏军将帅回忆录。之中，我最爱看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至于《毕生的事业》《战争是这样开始的》《战争前夜的苏联海军》等，那要到后来才读到。馆里还订了几十种报刊，包括复刊的《人民文学》《诗刊》《大公电影》《人民戏剧》，还有上海出的《朝霞》《摘译》《学习与批判》。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奇怪的是，这些书刊，后来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些当下“政治正确”、允许阅读的书。一次又一次的时代变动，不仅抛弃了一些人，也抛弃了一些书。它们先是打包封存，后来干脆消失了。历史在图书馆里终结了。

　　今天，如果回溯自己的精神发生史，进行所谓“知识考古”，我完全可以指出来许多知识的最初出处。最早知道嘉陵江、华莹山、朝天门、白公馆、渣滓洞，是在《红岩》里；知道渭河平原、终南山，是在《创业史》；桂阳、南岳，出自《欧阳海之歌》；完达山、四明山，出自《完达山中》《月牙弯弯》；青海的盐湖、新疆的大尾巴羊，出自《在祖国的山南海北》……父亲的借书证，引领了我精神的漫游。
　　因为频繁、大量的借阅，我引起了文化馆余渭莲老师的注意。几年后，有一天，她问我：愿不愿意担任馆里的义务管理员？哪有不愿意的呢？当然愿意！
　　义务管理员，让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包括偷阅内库禁书。记得有一本是前苏联反特读物《树叶落了》，这个书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还记得1979年的阅读。6月，我从馆里的《上海文学》上，读到长诗《结局或开始》，它的尖锐让人颤栗。之前，还在《诗刊》上，读到短短的《回答》。一个名叫“北岛”的诗人，就此进入我的视野。不记得是不是同一期，还刊登了一个短篇小说《天池泪》。题材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林立果选妃，结局是美的毁灭。后来听说，这是贾平凹和另一位陕西作家化名写的。8月，我在《诗刊》上读到两首政治抒情诗。头条，是雷抒雁写张志新的《小草在歌唱》，一个美丽的弱女子的毁灭，让人唏嘘动容；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被放到了本期中间，体现了编者的谨慎，但它还是引起更大的轰动，乃至风波。
　　就在那时，在图书馆里我见到了《将军》诗的作者、蒲圻——后来改名赤壁——籍诗人叶文福。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他从西南采风回来，路过家乡蒲圻，小住几天，得知《将军，不能这样做》已在《诗刊》发出，一下子冲到图书馆。可我见到的诗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冲进来，而是很平静（也许，在来的路上冲了一下？）。
　　现在，从我家后窗，每天都可看见当年的文化馆的后墙，就每每想起父亲的借书证，为我开启的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