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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随劳改的父亲去了辽宁复县大河农场。开始住在农校苗圃的庙里，后来迁至复州城。那座城只有一平方公里。母亲在那里的中学任教，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文革”的日子很苦，几乎都在紧张的环境里度日。武斗、死人、坐牢的消息总有一些，孩子的生活自然是恐怖、单调。很长时间，因为父母的问题，我几乎也与世隔绝，没有朋友，能做的也是读读旧书，而能够看到的作品有限。用荒凉来形容那时候的精神生活，毫不为过。
回忆那时候的阅读，有几件事印象尤深。一是偶然遇到穆旦所译的普希金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二是在大连亲戚那里借到《桃花扇》与《牡丹亭》。由此结识了几个喜好旧诗的小友，经历了一段特别的生活。这两者风格不同的作品，对我是一个拯救。那时候暗暗喜欢了普希金、孔尚任、汤显祖。在悄悄的阅读里，自己的性格也开始改变了。
复州的中学图书馆早已被封，图书馆的管理员姓孙，名字忘记了。他竟信任了我，于是有了随他清理图书的机会。废弃的书一堆又一堆，看见了鲁迅、普希金、莱蒙托夫、艾青的作品集。穆旦所译的普希金诗集真好，没有一点酸腐的味道。词语是明快、深邃的。我那时候以为俄文的内蕴可能如此。后来读了俄文后才知道，穆旦的创作性里，增加了汉语的维度。那是胡适以来的诗人所没有的存在。比艾青的语言还有张力。孙老师允许我把书拿回去看，我便有了几册禁书。那时候学校没有人光顾这个地方。我很奇怪，清理四旧，图书馆的藏书却没有被洗劫。不知道别的镇子里是否也如此。
穆旦的话语方式对我的影响是潜在的。我那时候写作文，偶然带上那样的词语。老师发现后很害怕。提示我要注意向工农语言学习，不要这样小资气。我觉得穆旦译笔不是小资气的，有革命的激情和灿烂的朗照。鲁迅的著作里分明也有那种和“文革”语言不同的气韵，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那样来写？
给我震撼的当然还有元代以来的杂剧。那些对白和唱词均有力度，是古朴的美，像晚照般流动着静穆的神采。我抄写了许多篇章，把这些放在家里最隐秘的地方。后来被母亲发现，统统烧掉。母亲怕家里再生事，因为父亲已被关押了。但这些不能扼制我的好奇心，和几个小友在私下里常常对诗，看一本残破的宋词选。不知道被谁告知了老师，便被叫到校办公室，老师很严厉：
“这些都是毒草，不能再传播。否则……”
“好的。”
“家里还有别的书没有？”
“没有了，只是这些。”
“回去！下不为例。”
我记得老师那个面孔，冷冷的。她和我的母亲是同事，也正在批判我的母亲。我知道自己惹了祸，不再敢去读那些喜欢的文字。当时流行的文章、书籍，都意思不大，加之数量有限，对外在的世界与历史知之甚少。但不久后，很奇怪，在我的同学崔永明家里，竟遇到了《参考消息》。那对我是一张诱人的报纸。内容略有新意，文字风格与人民日报不同，有一点点味道在。在我印象里，《参考消息》的行文方式，还保留了四五十年代某些报刊文字的痕迹。那时候它的带有非八股的叙述方式，乃微弱的精神之火，像穆旦的某些表达一样，传递的是另一种信息。
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到乡下插队，读禁书的机会没有了。可公开读的著作则是《毛泽东选集》、《鲁迅杂文集》、《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书都曾影响过我，尤其是鲁迅。对比私下的阅读，我觉得鲁迅是最有魅力的。他的词语与思想，比流行的文章更深切，有灰暗里的光泽在，照着精神的暗地。而那时候也只是随大流谈鲁迅的观点，真正了解他，还是上大学以后。
插队的几年，生活甚苦，最好的时光是夜晚，因为可以在油灯下看一下那些文字。我在面对鲁迅的时候，心里窃喜，好像得到了精神的暗示，才知道好的文字，对粗糙的生活是多么重要的调剂。而他所说的中国社会问题，自己也正在经历着。但那些朦胧的感受，在公开的场合是不敢去说的。
除了那些书籍外，有件事颇值一提。我四姨在大连的图书馆工作，她给我推荐了许多本书。那时候不知道为何，竟读到了《舰队的毁灭》、《叶尔绍夫兄弟》、《你到底要什么》等书。后者好像是内部出版物，但很有力度，读后才知道，我们的文学与那时候的苏联还有很大的距离。对苏联的书，我十分好奇，但也觉得与普希金、托尔斯泰时代的不同。那时候能够搞到这样的书，对我是庆幸的事。我至今不太清楚这些书编印的过程。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在的。所谓关心社会问题等话题，多是阅读这些著作开始的。
我在“文革”时期的阅读经验，仅仅这点可怜的片段。在无趣的年代，那些书也是唯一的精神慰藉，但所学不过枝枝叶叶，得到也是皮毛的居多。现在想来，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历史感，对问题的理解在几个有限的维度里。当社会不能够给青年多维的精神参照时，思想是可怜的。
今天的青年可读的书多矣。早已不是我当年单向度的样子。偶尔看见有人在文章里歌颂“文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还愿意回到没有什么书可读的年代么？“文革”的单调与惨烈，今天的青年多已不晓，恍若神话。我的经验是，在枯燥的年代，没有精神的太阳。我们那代人的寻路很苦，自然不能做出什么成绩。至今无法写出满意的文章，其实也与没有文化的童子功有关。
[时代书单]
●浩然的《艳阳天》，由于它是文革中被认可的读物，因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艳阳天》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品，第一卷发表于《收获》1964年第一期，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第二卷、第三卷（选载）发表于《北京文艺》1965年11月号、1966年1月号、2月号，第三卷发表于《收获》1966年第2期。1966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同时，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也由浩然和汤汝雁合作，发表于《电影文学》1965年10月号。《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当时的发行量曾经达到了500多万册，并曾在日本翻译出版。在“文革”中它的影响力是其他文学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的。
●《金光大道》是作家浩然练笔写作二十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1970年12月动笔，历经七度春秋陆续写完，共分四部，约计一百九十万字。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1972和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部虽然由该社审定排出清样，第四部未定稿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打印成册，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作者受政治株连均被搁置。已经出版的前两部，也在书店和大小图书馆消失绝迹了近二十年。京华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光大道》全四卷本时，作者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作者认为它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
●1974年初，中国与越南在南海西沙打了一场小规模的海战。不久，军旅诗人张永枚与作家浩然授命共赴西沙，分别写出诗报告《西沙之战》与诗体小说《西沙儿女》。
回忆那时候的阅读，有几件事印象尤深。一是偶然遇到穆旦所译的普希金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二是在大连亲戚那里借到《桃花扇》与《牡丹亭》。由此结识了几个喜好旧诗的小友，经历了一段特别的生活。这两者风格不同的作品，对我是一个拯救。那时候暗暗喜欢了普希金、孔尚任、汤显祖。在悄悄的阅读里，自己的性格也开始改变了。
复州的中学图书馆早已被封，图书馆的管理员姓孙，名字忘记了。他竟信任了我，于是有了随他清理图书的机会。废弃的书一堆又一堆，看见了鲁迅、普希金、莱蒙托夫、艾青的作品集。穆旦所译的普希金诗集真好，没有一点酸腐的味道。词语是明快、深邃的。我那时候以为俄文的内蕴可能如此。后来读了俄文后才知道，穆旦的创作性里，增加了汉语的维度。那是胡适以来的诗人所没有的存在。比艾青的语言还有张力。孙老师允许我把书拿回去看，我便有了几册禁书。那时候学校没有人光顾这个地方。我很奇怪，清理四旧，图书馆的藏书却没有被洗劫。不知道别的镇子里是否也如此。
穆旦的话语方式对我的影响是潜在的。我那时候写作文，偶然带上那样的词语。老师发现后很害怕。提示我要注意向工农语言学习，不要这样小资气。我觉得穆旦译笔不是小资气的，有革命的激情和灿烂的朗照。鲁迅的著作里分明也有那种和“文革”语言不同的气韵，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那样来写？
给我震撼的当然还有元代以来的杂剧。那些对白和唱词均有力度，是古朴的美，像晚照般流动着静穆的神采。我抄写了许多篇章，把这些放在家里最隐秘的地方。后来被母亲发现，统统烧掉。母亲怕家里再生事，因为父亲已被关押了。但这些不能扼制我的好奇心，和几个小友在私下里常常对诗，看一本残破的宋词选。不知道被谁告知了老师，便被叫到校办公室，老师很严厉：
“这些都是毒草，不能再传播。否则……”
“好的。”
“家里还有别的书没有？”
“没有了，只是这些。”
“回去！下不为例。”
我记得老师那个面孔，冷冷的。她和我的母亲是同事，也正在批判我的母亲。我知道自己惹了祸，不再敢去读那些喜欢的文字。当时流行的文章、书籍，都意思不大，加之数量有限，对外在的世界与历史知之甚少。但不久后，很奇怪，在我的同学崔永明家里，竟遇到了《参考消息》。那对我是一张诱人的报纸。内容略有新意，文字风格与人民日报不同，有一点点味道在。在我印象里，《参考消息》的行文方式，还保留了四五十年代某些报刊文字的痕迹。那时候它的带有非八股的叙述方式，乃微弱的精神之火，像穆旦的某些表达一样，传递的是另一种信息。
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到乡下插队，读禁书的机会没有了。可公开读的著作则是《毛泽东选集》、《鲁迅杂文集》、《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书都曾影响过我，尤其是鲁迅。对比私下的阅读，我觉得鲁迅是最有魅力的。他的词语与思想，比流行的文章更深切，有灰暗里的光泽在，照着精神的暗地。而那时候也只是随大流谈鲁迅的观点，真正了解他，还是上大学以后。
插队的几年，生活甚苦，最好的时光是夜晚，因为可以在油灯下看一下那些文字。我在面对鲁迅的时候，心里窃喜，好像得到了精神的暗示，才知道好的文字，对粗糙的生活是多么重要的调剂。而他所说的中国社会问题，自己也正在经历着。但那些朦胧的感受，在公开的场合是不敢去说的。
除了那些书籍外，有件事颇值一提。我四姨在大连的图书馆工作，她给我推荐了许多本书。那时候不知道为何，竟读到了《舰队的毁灭》、《叶尔绍夫兄弟》、《你到底要什么》等书。后者好像是内部出版物，但很有力度，读后才知道，我们的文学与那时候的苏联还有很大的距离。对苏联的书，我十分好奇，但也觉得与普希金、托尔斯泰时代的不同。那时候能够搞到这样的书，对我是庆幸的事。我至今不太清楚这些书编印的过程。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在的。所谓关心社会问题等话题，多是阅读这些著作开始的。
我在“文革”时期的阅读经验，仅仅这点可怜的片段。在无趣的年代，那些书也是唯一的精神慰藉，但所学不过枝枝叶叶，得到也是皮毛的居多。现在想来，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历史感，对问题的理解在几个有限的维度里。当社会不能够给青年多维的精神参照时，思想是可怜的。
今天的青年可读的书多矣。早已不是我当年单向度的样子。偶尔看见有人在文章里歌颂“文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还愿意回到没有什么书可读的年代么？“文革”的单调与惨烈，今天的青年多已不晓，恍若神话。我的经验是，在枯燥的年代，没有精神的太阳。我们那代人的寻路很苦，自然不能做出什么成绩。至今无法写出满意的文章，其实也与没有文化的童子功有关。
[时代书单]
●浩然的《艳阳天》，由于它是文革中被认可的读物，因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艳阳天》是农业合作化小说的代表作品，第一卷发表于《收获》1964年第一期，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第二卷、第三卷（选载）发表于《北京文艺》1965年11月号、1966年1月号、2月号，第三卷发表于《收获》1966年第2期。1966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同时，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也由浩然和汤汝雁合作，发表于《电影文学》1965年10月号。《艳阳天》的书名由郭沫若题写，当时的发行量曾经达到了500多万册，并曾在日本翻译出版。在“文革”中它的影响力是其他文学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的。
●《金光大道》是作家浩然练笔写作二十年以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书1970年12月动笔，历经七度春秋陆续写完，共分四部，约计一百九十万字。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别在1972和197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部虽然由该社审定排出清样，第四部未定稿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打印成册，因“文化大革命”结束，作者受政治株连均被搁置。已经出版的前两部，也在书店和大小图书馆消失绝迹了近二十年。京华出版社1994年出版《金光大道》全四卷本时，作者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作者认为它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
●1974年初，中国与越南在南海西沙打了一场小规模的海战。不久，军旅诗人张永枚与作家浩然授命共赴西沙，分别写出诗报告《西沙之战》与诗体小说《西沙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