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执政的查韦斯主义政府在最近的委内瑞拉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这标志着拉美多国左翼掌权周期的结束。但这并不是意识形态冲突的政治分水岭的重新出现，相反，这是一场转向政治务实主义的克制的转型。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
　　也许证明这并非是一场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剧变的最佳证据，便是触发它的因素——经济衰退。十多年来，在该地区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用这一理论依靠所谓的“21世纪社会主义”，激励“玻利维亚美洲人民联盟”（ALBA）和包括加勒比国家以及委内瑞拉在内的“石油联盟”（Petrocaribe）等组织。但是，经济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摧毁了人们对这套制度的信念。
　　应该指出，多年前，同样的因素——主要是恶劣的全球环境所致——让拉美左翼政党通过抨击前任的市场导向政策，赢得和巩固了权力。2002年，巴西人选择了总统卢拉;2001年，阿根廷人选择了内斯托尔·基什内尔;2012年，金融崩溃让墨西哥制度革命党重新掌权;2013年，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左翼政党新多数党在智利获胜。接着，左翼政府抓住了大宗商品的持续繁荣，在不依赖国际债权人的情况下增加了消费补贴和社会福利支出。从基什内尔当选的2003年到其妻子兼继任者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兹·基什内尔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的2011年，大豆价格平均每年上涨超过7%，刺激了总体GDP的增长。
　　与此相类似，巴西经济受其自身大宗商品出口的推动，每年增长大约4.5%。这让巴西与阿根廷一样得以遏制极端贫困，刺激新型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并让后者成为左翼政府坚决的拥护者。在阿根廷，30%的通胀率、大规模腐败丑闻加上外汇购买限制，才让马克里的中右翼政党在最近的总统选举中险胜。
　　这一轮财富趋势逆转的根源是，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全球环境不再存在。特别是，中国增长减速削弱了对拉美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厄瓜多尔，总统科雷拉变得日益极权，而且于最近修改了该国宪法，以使其能够第三次连任，意图以此来应对经济萎缩对其“人心专政”的民众支持的冲击。
　　在委内瑞拉的出口收入中，95%来自石油，选民自然支持执政的社会党。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仍然是总统，但反对者已经在国民大会中占据了三分之二议席。
　　早在委内瑞拉选举之前，曾经严重依赖查韦斯慷慨帮助的古巴政府便已开始采取务实措施，迈向对美关系的正常化。卡斯特罗兄弟已经意识到查韦斯四处撒钱可能带来的大窟窿，并据此采取了行动。
　　智利是该地区内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但仍高度依赖铜出口，而巴切莱特的支持率也下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威胁到她雄心勃勃的宪法和教育改革日程。此外，巴切莱特的儿子卷入了腐败丑闻，执政的中左翼联盟尽显弱势，中右翼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重获权力的可能性不断加大。
　　但选举并非推进变化的唯一办法。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减速让预算赤字扩大到创纪录的水平，巴西总统罗塞夫被迫转向紧缩，包括削减失业救济的福利补贴。诚然，大规模腐败丑闻也严重削弱了罗塞夫的地位，也是使她面临弹劾程序的关键原因。但当巴西经济处于增长的时期，腐败的政治炸弹作用就不会那么显著了。
　　类似的，当委内瑞拉军方明确表示不值得冒委内瑞拉人民之大不韪而捍卫查韦斯主义后，马杜罗被迫宣布革命“进入了新阶段”。而在阿根廷，即便马克里未能赢得总统选举，其反对者丹尼尔·西奥里（他是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副总统，但他代表了更加温和的贝隆主义）也有可能实施旨在提振市场信心的务实政策。
　　也许压垮拉美左翼政治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把实现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拉美最古老的游击队）的和平作为最重要的事项。如今，双方即将达成和平协议——预计将在今年3月签署。
　　哥伦比亚的和平将让拉美选民进一步认识到务实主义的好处比意识形态更大，这一因素对民众的影响甚至要大于当前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后者主要是全球因素造成的。就连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也认识到这一点。新的温和、明智的决策时代能够让拉美实现经济多样化，构建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