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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使人明智，人们大都熟悉两句话，一句是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句是英国哲人弗朗西斯·培根说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英国哲人培根在他的《培根论说文集·论学问》中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
许多人经常把唐太宗的话和培根的话看成一个意思，并未认真分析过这两句话意义的差异。过细玩味这两段话，其意思是有很大不同的。唐太宗与培根两人讲的都是历史使人聪明的问题，但唐太宗是从王朝兴替的角度来讲以史为鉴的；而培根则不同，他是以我们每个人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一个人的气质须有各种学问来滋养，学问可以改变气质，而历史又是我们首先要必修的学问之一。
培根的话题，本文不多做论述，我想从中国古人看历史的两个出发点即王朝兴替和以人为本，来谈谈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唐太宗作为皇帝，他从短命的隋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与大臣们讨论为政的得失，探讨治国安邦的方略，集中考虑的是王朝的兴替，关键是这个“替”：过去的王朝是如何江山易姓、改朝换代的，这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李姓的唐王朝如何才能做到万世不替？
中国史学十分发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思想，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中就有这样的思想。《诗经·大雅·荡》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借鉴。
而后世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立意来写的历史书，可谓是汗牛充栋，比如一部二十四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外，其他大体上就是这个思想主题。
我还要特别提到一本著名的中国史书，这就是不在二十四史之内、由大史学家司马光等人撰写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资治通鉴》集中反映了司马光等史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思想主题。宋神宗皇帝在《资治通鉴·序》中说得很清楚：“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多求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史家也很清楚，一个王朝要万世不替是不可能的，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车水马龙，多则三百来年，少则十几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江山易姓，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不少史家以及当朝皇帝还是希望本姓王朝万世不替，万代相传。不过，现在看来，虽然万世不替做不到，但统治者如能很好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王朝命运长一点、老百姓少受一点苦还是可能的，如秦朝之后的汉朝，隋朝之后的唐朝。
但在中国古代，不从王朝兴替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有吗？依我看，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他们超越了王朝兴替的视角、而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来看历史。
有人会问，中国古代有“以人为本”这个词吗？或者说“以人为本”是现代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舶来品。其实，仅就这个词来说，中国很早就有了。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初期政治家管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当然，这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实就是更早的《尚书·盘庚》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发达，如孔子的爱民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君舟民水思想，墨子的爱利万民思想，等等。
这种民本思想的前提是尊君忠君。但我认为，后来以人为本的思想，不完全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了，而是有了不小的发展和突破，这种发展和突破超越了尊君忠君、王朝兴替的循环，转而以人的视角、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历史。这里，不妨以史学家司马迁、元代散曲家张养浩、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和黄宗羲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谈司马迁，他是从人的角度来写历史的。
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官史，其实这有点不够准确。我认为，其中的《史记》就不是官史，是司马迁自己写的，并非奉命之作，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令。司马迁很清楚，当代不会容纳他，也不会容纳他的《史记》，故他打算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其一。其二，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写给皇帝看的，更不是为了皇朝延续而写的。第三，他敢于批评当朝皇帝。他的《史记》，从远古写到当代，他写当朝开国皇帝刘邦，既写出了刘邦的过人之处，也写出了刘邦是个流氓。项羽是刘邦的死对头，是刘氏王朝的政敌，但他写项羽的失败，并不站在刘家的角度写，他写出了项羽的英雄气，以及他推翻暴秦的伟大功绩。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看他写的《武帝本纪》，你对汉武帝不会得出什么好印象，司马迁并非不顾历史事实，或者只是考虑个人利害，而为当朝皇帝歌功颂德，树立形象。第四，胸怀博大，他写生活史，给各类人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和《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并给予不低的评价。他还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把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一一写来。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另类，他并非从王朝兴替的角度、而是从人的角度来记录史实，并寄托自己的怀抱。他写大写的“人”，他推崇“赴公家之难之人”，“伟烈奇节之人”，“有国士之风之人”，“有奇功于世之人”，“奋不顾身徇国之难之人”，“倜傥非常之人”，当然，他也写鸡鸣狗盗之人，更鞭笞那些不仁不义、暴虐不人道之人。
第二位是元代散曲家张养浩，他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历史的。
对于汉人和知识分子来说，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之一，从而使不少士人和官员产生了人生无常、官场险恶的思想，这在历史书和元曲中都有不少反映，张养浩同样有这样的思想。不过，比别人高明的是，张养浩超越了王朝兴替的视角，从老百姓命运的视角，对中国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洞察。 张养浩有一首《潼关怀古》的曲子是这样写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武宗至大年间，曾拜监察御史，因上书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后元仁宗即位，复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他因深感宦海风波险恶，辞官归隐，屡召不赴。元文宗天历二年，关中大旱，授为陕西行台中丞，办理赈灾，心劳力竭，死于任所。这首曲子就是张养浩赴陕西救灾途中，登临潼关古塞，看到灾民的悲惨情况后有感而写成的，其中渗透着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官场经验以及对历史、对政治的洞察力。
张养浩的历史观，使我想起近代的鲁迅。鲁迅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看法，有两段话最深刻，最具历史洞察力。
第一，鲁迅在《呐喊·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诉说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第二，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说，一部中国历史，虽然有许多名目，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而在鲁迅看来，用更为直截了当的说法在：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张养浩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看法超越了王朝兴替的视角，而鲁迅受近代民权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洞察更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人的历史观有某些相通之处。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帮闲甚至帮凶的文人，为王朝隐恶扬善，颠倒是非，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眼中根本没有老百姓，但还是有一些人以求真的历史精神和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历史，虽然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漫漫长夜中一道微弱的光。这道微弱的光，给后人以智慧，使后人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历史，变得聪明起来。我想，张养浩这首曲子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位是顾炎武，他把“国”和“天下”分开来看历史，是石破天惊的。
顾炎武有句名言，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名著《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这里的“国”，指的是王朝政权，王朝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情；这里的“天下”指的是道统，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这天下兴亡，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亲身经历明亡清替的大变动时期。他认为，明朝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明朝政权瞎折腾完了，我们老百姓是没有责任的，但道义原则，则不管谁入主中原，是匹夫都应该坚守的。
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顾炎武破天荒第一次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君主专制统治下，王朝兴亡是皇帝以及统治者的责任，我们老百姓没有责任；而天下兴亡则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关，我们有责任。
第四位是黄宗羲，他极力抨击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从“天下人“的角度看历史，提出了“君为民害”的杰出思想，是一位具有民主平等思想的启蒙思想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写了一篇千古名文《原君》。他认为，上古时期的君主是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天下为私，而后世君主则不然，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他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黄宗羲有着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但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国恨家仇上，而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攻击的锋芒直指君主，直指君主专制制度。指出君主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种对君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真是痛快淋漓，雷霆万钧。
他对维护君主专制特权的法律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所谓天下之法实质上是君王的一家之法，不能作为统治全社会的准则。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和臣都应为万民利益尽职尽责，君臣关系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百姓是社会的主体，“万民之忧乐”才是社会治乱的标志和衡量一切政治措施好坏的准则。
可见，黄宗羲也摆脱了从王朝兴替的视角看历史，是从“天下人”、“万民忧乐”的角度来看历史的。
历史在前进，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西学东渐，民权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加之对中国古代以人为本思想的发扬，超越王朝兴替的视角而从民权的角度看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比如严复等启蒙思想家，又比如不少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人物。
历史可以明智，其前提是历史是真实的。历史的生命是真实，没有真实，就无从谈什么历史使人明智。我们读历史，最要小心的是有的所谓历史，其实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甚至有的可能是谎言。这一点，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来说是常识，但一般的读者未必清楚。因为谎言不是历史。如果我们把谎言作历史读，那就很糟糕了，那就不是历史何以明智的问题，而是会使人愚蠢，更有甚者，是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祸莫大焉！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中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英国哲人培根在他的《培根论说文集·论学问》中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
许多人经常把唐太宗的话和培根的话看成一个意思，并未认真分析过这两句话意义的差异。过细玩味这两段话，其意思是有很大不同的。唐太宗与培根两人讲的都是历史使人聪明的问题，但唐太宗是从王朝兴替的角度来讲以史为鉴的；而培根则不同，他是以我们每个人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一个人的气质须有各种学问来滋养，学问可以改变气质，而历史又是我们首先要必修的学问之一。
培根的话题，本文不多做论述，我想从中国古人看历史的两个出发点即王朝兴替和以人为本，来谈谈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
唐太宗作为皇帝，他从短命的隋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与大臣们讨论为政的得失，探讨治国安邦的方略，集中考虑的是王朝的兴替，关键是这个“替”：过去的王朝是如何江山易姓、改朝换代的，这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李姓的唐王朝如何才能做到万世不替？
中国史学十分发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思想，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中就有这样的思想。《诗经·大雅·荡》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借鉴。
而后世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立意来写的历史书，可谓是汗牛充栋，比如一部二十四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外，其他大体上就是这个思想主题。
我还要特别提到一本著名的中国史书，这就是不在二十四史之内、由大史学家司马光等人撰写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资治通鉴》集中反映了司马光等史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一思想主题。宋神宗皇帝在《资治通鉴·序》中说得很清楚：“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多求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史家也很清楚，一个王朝要万世不替是不可能的，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车水马龙，多则三百来年，少则十几年；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江山易姓，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不少史家以及当朝皇帝还是希望本姓王朝万世不替，万代相传。不过，现在看来，虽然万世不替做不到，但统治者如能很好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王朝命运长一点、老百姓少受一点苦还是可能的，如秦朝之后的汉朝，隋朝之后的唐朝。
但在中国古代，不从王朝兴替的角度来看历史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有吗？依我看，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他们超越了王朝兴替的视角、而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来看历史。
有人会问，中国古代有“以人为本”这个词吗？或者说“以人为本”是现代的思想，是从西方来的舶来品。其实，仅就这个词来说，中国很早就有了。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初期政治家管子就说过这样的话，《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当然，这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实就是更早的《尚书·盘庚》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发达，如孔子的爱民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君舟民水思想，墨子的爱利万民思想，等等。
这种民本思想的前提是尊君忠君。但我认为，后来以人为本的思想，不完全就是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了，而是有了不小的发展和突破，这种发展和突破超越了尊君忠君、王朝兴替的循环，转而以人的视角、以普通老百姓的视角来看历史。这里，不妨以史学家司马迁、元代散曲家张养浩、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和黄宗羲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谈司马迁，他是从人的角度来写历史的。
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官史，其实这有点不够准确。我认为，其中的《史记》就不是官史，是司马迁自己写的，并非奉命之作，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太史令。司马迁很清楚，当代不会容纳他，也不会容纳他的《史记》，故他打算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这是其一。其二，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是写给皇帝看的，更不是为了皇朝延续而写的。第三，他敢于批评当朝皇帝。他的《史记》，从远古写到当代，他写当朝开国皇帝刘邦，既写出了刘邦的过人之处，也写出了刘邦是个流氓。项羽是刘邦的死对头，是刘氏王朝的政敌，但他写项羽的失败，并不站在刘家的角度写，他写出了项羽的英雄气，以及他推翻暴秦的伟大功绩。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看他写的《武帝本纪》，你对汉武帝不会得出什么好印象，司马迁并非不顾历史事实，或者只是考虑个人利害，而为当朝皇帝歌功颂德，树立形象。第四，胸怀博大，他写生活史，给各类人写列传，包括《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和《货殖列传》等等。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并给予不低的评价。他还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把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别列传，一一写来。
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另类，他并非从王朝兴替的角度、而是从人的角度来记录史实，并寄托自己的怀抱。他写大写的“人”，他推崇“赴公家之难之人”，“伟烈奇节之人”，“有国士之风之人”，“有奇功于世之人”，“奋不顾身徇国之难之人”，“倜傥非常之人”，当然，他也写鸡鸣狗盗之人，更鞭笞那些不仁不义、暴虐不人道之人。
第二位是元代散曲家张养浩，他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历史的。
对于汉人和知识分子来说，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之一，从而使不少士人和官员产生了人生无常、官场险恶的思想，这在历史书和元曲中都有不少反映，张养浩同样有这样的思想。不过，比别人高明的是，张养浩超越了王朝兴替的视角，从老百姓命运的视角，对中国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洞察。 张养浩有一首《潼关怀古》的曲子是这样写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人。元武宗至大年间，曾拜监察御史，因上书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后元仁宗即位，复官至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他因深感宦海风波险恶，辞官归隐，屡召不赴。元文宗天历二年，关中大旱，授为陕西行台中丞，办理赈灾，心劳力竭，死于任所。这首曲子就是张养浩赴陕西救灾途中，登临潼关古塞，看到灾民的悲惨情况后有感而写成的，其中渗透着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官场经验以及对历史、对政治的洞察力。
张养浩的历史观，使我想起近代的鲁迅。鲁迅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看法，有两段话最深刻，最具历史洞察力。
第一，鲁迅在《呐喊·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诉说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第二，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说，一部中国历史，虽然有许多名目，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而在鲁迅看来，用更为直截了当的说法在：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张养浩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看法超越了王朝兴替的视角，而鲁迅受近代民权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洞察更深刻。我觉得，他们两人的历史观有某些相通之处。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不少帮闲甚至帮凶的文人，为王朝隐恶扬善，颠倒是非，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眼中根本没有老百姓，但还是有一些人以求真的历史精神和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历史，虽然这些人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漫漫长夜中一道微弱的光。这道微弱的光，给后人以智慧，使后人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历史，变得聪明起来。我想，张养浩这首曲子的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位是顾炎武，他把“国”和“天下”分开来看历史，是石破天惊的。
顾炎武有句名言，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名著《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这里的“国”，指的是王朝政权，王朝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情；这里的“天下”指的是道统，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这天下兴亡，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亲身经历明亡清替的大变动时期。他认为，明朝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明朝政权瞎折腾完了，我们老百姓是没有责任的，但道义原则，则不管谁入主中原，是匹夫都应该坚守的。
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顾炎武破天荒第一次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君主专制统治下，王朝兴亡是皇帝以及统治者的责任，我们老百姓没有责任；而天下兴亡则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关，我们有责任。
第四位是黄宗羲，他极力抨击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从“天下人“的角度看历史，提出了“君为民害”的杰出思想，是一位具有民主平等思想的启蒙思想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写了一篇千古名文《原君》。他认为，上古时期的君主是以天下为公，而不是以天下为私，而后世君主则不然，完全是以天下为私。他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黄宗羲有着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但他没有仅仅停留在国恨家仇上，而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攻击的锋芒直指君主，直指君主专制制度。指出君主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这种对君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真是痛快淋漓，雷霆万钧。
他对维护君主专制特权的法律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所谓天下之法实质上是君王的一家之法，不能作为统治全社会的准则。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和臣都应为万民利益尽职尽责，君臣关系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百姓是社会的主体，“万民之忧乐”才是社会治乱的标志和衡量一切政治措施好坏的准则。
可见，黄宗羲也摆脱了从王朝兴替的视角看历史，是从“天下人”、“万民忧乐”的角度来看历史的。
历史在前进，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西学东渐，民权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加之对中国古代以人为本思想的发扬，超越王朝兴替的视角而从民权的角度看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比如严复等启蒙思想家，又比如不少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人物。
历史可以明智，其前提是历史是真实的。历史的生命是真实，没有真实，就无从谈什么历史使人明智。我们读历史，最要小心的是有的所谓历史，其实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甚至有的可能是谎言。这一点，对于专业历史学者来说是常识，但一般的读者未必清楚。因为谎言不是历史。如果我们把谎言作历史读，那就很糟糕了，那就不是历史何以明智的问题，而是会使人愚蠢，更有甚者，是害人害己，误国误民，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