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生于农村，年少时家境极为清苦。读初三时，因为交不起学费，有两个多月是没有课本的。所以中考时只能选择进入中等师范就读；读师范不但学费全免，还发放生活费。我1987年中师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之后参加自学考试，相继取得专科、本科文凭，于2004年参加全国统考，一举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当我进入华东师大，在如诗如画的丽娃河畔徜徉时，我的内心不是骄傲，而是相当惶恐。我当时已经年过三十五周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研究生。我未曾读高中，没有进入大学进行过系统的学习，而我的新同学大多来自全国著名高校，我能跟上他们学习的脚步吗？我能顺利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吗？我能在学问上有所拓展有所收获吗？
就是在这样的惶恐中，陈建华教授走入了我的求学生涯中。记得开学不久，陈老师召集我们同门四人在他办公室谈话，我坦承自己的不足：自考生，非科班出身，知识结构上不尽均衡，年龄上也偏大。陈老师当即鼓励我，介绍他以前所带的几个自考进来的硕士，后来在学业上都有长足发展；又指出年龄大一点并非坏事，学文学的人尤其需要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充实作品，阅历深的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会跟阅历浅的人不一样。记得當时陈老师也针对徐烨、王英飞、韦玫竹三位同门各有点拨，勉励我们扬长避短，学有所成。
虽然我觉得陈老师对我们每个同学都是关心的，但我却感到陈老师似乎对我更偏爱。入学两月后，陈老师更放手让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的撰写，由我独立承担其中的《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陈老师见到我的修改稿，说我“能力较强，速度较快”；不仅如此，他还把他写了大半的《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交给我续写。这使我一扫入学时的惶惑，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起步有了最初的信心。负笈华师的第二个中秋，我写了一首回文诗电邮给陈老师。当时陈老师在俄罗斯访问，但他仍及时回复，“你的回文诗显示了你的文才”，并要我“珍惜自己的才华，争取有更大的发展”。之前我所发表的部分习作虽也引来一些赞誉，但是这一次从我导师的邮件中传递过来的肯定，对我来说格外珍贵，是提振我信心的重要源泉。陈老师对我的点滴进步，总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和更高的要求。记得入学一年半左右，我在《文学报》发表《博尔赫斯出了差错》一文，根据读书所得，我对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的说法提出异议。陈老师看过后说，你们也不要过于菲薄自己，在某一方面也已具备与大学教授对话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读书都可能有疏漏，而你们在某一点上可能读得更认真更仔细，所以不妨写成文章与之商榷。
研二下学期，陈老师提出要我参加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俄文化关系》，撰写其中的《俄苏“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并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陈老师说这是带有挑战性的工作，作为课题的一部分，肯定比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要高难度要大。我很感激陈老师提供机会挑战自我，又担心做不好岂不耽误课题的按时结项。陈老师说他将经常和我联系，随时指导我的写作。他谈到其他同学恐不能胜任此项工作，此选题对外文无所要求，而我的中文表达能力较强，思路较清晰，也有人生阅历，正可以在此选题上有所作为，应有信心做好此项选题。正是陈老师的高度信任，使我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撰写这篇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陈老师不仅在宏观上要我提高理论深度，不能就事论事；而且在微观上帮我调整章节，提出增加参考书目，更让同门徐烨帮我购买王蒙的《苏联祭》供我参考。交出初稿后，陈老师电话告知我“写得相当不容易”，并要我进一步打磨。他提到论文一要严谨，二要准确，不可出现任何漏洞和把柄，有些地方看似没有任何语病，但是可能涉及敏感或有争议的话题，就更要格外慎重，没有确凿的把握不可轻易乱说。正是在陈老师的严格指导下，保证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论文主体部分在毕业当年就刊发于《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后全文收录于陈老师主编的《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由重庆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我想，给学生以信心、激发其潜能、把握其大局，这正是研究生导师所起到的“开导”“引导”“指导”的作用吧。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按照钱穆先生的解释，“俨然”是“貌之庄”，“温”是“色之和”，“厉”是“辞之确”。貌庄、色和、辞确三者其实是浑然一体的。在三年的追随中，我有机会观察到陈老师的“三变”。我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具体情景，但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印象已然定格：陈老师穿着朴素，戴一副深度眼镜，深邃的目光穿过镜片直视过来，甚至带着一份淡淡的冷峻，是真正的“望之俨然”。后来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又觉得陈老师温和谦抑，不事张扬，说起生活琐事如同邻家大叔的闲话家常，上课时也是不温不火，不疾不徐，是典型的“即之也温”。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查阅到自己2007年6月5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午饭前见到陈老师，他停车在河西食堂旁。他让我‘吃饭后慢慢下来’。他是用了‘慢慢下来’这个说法，意思是让我不用着急，他也没什么急事要说。我饭后下来坐进他汽车里，老师今天就是和我闲谈。说到他的博士生谈恋爱，找工作；谈到刚出版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谈到这书的较好反响，以及要送给有关的老先生；谈到我们这一届的几个同学的工作去向；谈到他今年新招的两个博士生，两人执意向学，都把原来的工作辞了。闲谈直到一点半他要开会之前才停止。”
我当然也记得陈老师的两次“听其言也厉”。在撰写《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初稿时，我甚至尚未分清学术创新和学术史研究的差别，我把综述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报告我自己的读书心得混为一谈。陈老师见到我的初稿，非常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不是这么写。”他语气并不严厉，可是言辞中自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威严。陈老师随之把他的博士生王霞所写的《中国的纳博科夫研究》发给我作参考，这才使我猛然醒悟何谓“学术史研究”。另一次“听其言也厉”发生在我求职时。研三下学期，我看到安徽某地方高校文学院招聘教师，就请陈老师帮我推荐。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陈老师打来电话，他说他刚跟对方联系上。他要我给该学院人事处和文学院院长分别发邮件，把应聘简历发给他们，今晚就发过去。特别让我在简历上说明已参加的重大课题，并明确告诉我，我的学位论文乃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的一个子项目，一定要在简历上反映出来，并说我所发表的文章要一一注明，包括在校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我听出陈老师的语气仿佛临阵前的排兵布阵，干净有力又从容不迫，我的神经立刻进入被激发状态，飞速记下陈老师口授的内容。陈老师最后嘱咐我明天把简历纸质版再分别寄给该学院人事处和文学院院长，以免电子邮件他们未收到。虽然最终因对方名额已招满而未能录用我，我却真切体会到陈老师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不了解陈老师的人，可能会为他的“貌庄”而生敬畏之心，也可能会为他的“色和”而起轻易之意，更可能会为他的“辞确”而有压迫之感。我追随陈老师三年，深知陈老师作为学者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所以遇到学术性问题或稍微复杂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显出“辞确”的一面；而长期浸淫在学术的天地，从事理性的探讨，他已不必太在意别人的可否，必然使他显得“貌庄”而“色和”。而且我以为陈老师的人和文是相当吻合的。他的文章平易温和而不盛气凌人，但因为措辞精准、论述到位，却自有一种不可移易的坚实稳固，岂不正是“色和”“貌庄”与“辞确”的三位一体的完美体现么。
陈老师曾让我作为书记员，参加了他的博士生招收面试工作和博士生论文答辩工作。我觉得陈老师对我有栽培之意。遗憾的是，因为生计的关系，我未能跟随陈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我毕业后曾给陈老师写电邮：“其实，我内心是很愿意跟随陈老师步入学术之路的。读硕三年，我从您身上学到受惠终身的品质：严谨的学风，认真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孜孜不倦的开掘。这些品质，我身上也有部分因子，但因为在老师身上得到验证而更加强。我想，如果我能再跟随老师三年读博，同时进入高校，继续钻研，或许也能传承老师的学问于万一。可是，事不如愿，徒唤奈何。”陈老师回复电邮说：“考博的事虽然有了变化，但你的为人和追求会让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展露才华的。生活与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把生活安排好，同样是人生的重要方面。相信你和你的家庭會有很好的未来。”陈老师的回邮有鼓励、有慰勉，也有美好的祝愿。倏忽之间，我毕业已经九年，我曾利用几次参会之机到上海拜谒陈老师，更曾因陈老师来安徽大学讲学和主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之际，而有幸“陪侍”陈老师游览合肥的包公园。今年是陈老师七十寿辰，海内外同门有意为陈老师祝嘏，我因此回忆起与陈老师交往的几朵浪花，并敬撰《陈建华教授七十寿序》，聊表感激之情。
清季以还，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摇撼中天。若夫影响及于我民族政治文化社会者，舍俄苏文学其谁。至于中共建政之初，则以苏为师，以夷变夏，丧失本我，臻乎其极。百年间我国家治俄苏文学者，别为六代。周（树人）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诸公，乃凿空之第一代也。姜（椿芳）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群贤，乃承传之第二代也。鼎革后所培养之学者，乃光大之第三代也，华东师范大学倪蕊琴教授预乎其盛。暨乎当政者匡救其恶，乃有反正之第四代也。吾师陈建华教授，从太老师倪教授而开新之，洵为第四代之中坚。师之弟子及再传弟子，已厕身第五、六代矣。以政治而代审美，因利害而致淆乱，固时代之烙印也。自第四代始，舍独断而求多元，具学理而见客观，多纵深之开掘，返文学之本原，则弟子得传道之正，幸如何之。吾师幼年即浸润于俄苏文学，以弱冠下放赣东北山区，犯禁读书，几类于第一代之“盗火”。劫难之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第二代之大家、校友戈宝权先生来校讲学，师如聆纶音，遂定治学之向。乃破例以本科生之身，攻硕士生之业，进而得从第三代之倪教授而修成正果。所撰《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界耆宿钱谷融先生誉之为“资料翔实、论述精当、学养深厚、识见超卓”，诚题无剩义之作。以比较文学之眼光，由一国而别国，由中俄而中外文学关系，领衔《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国家项目，亦由点及面行远自迩之理。师之治学，以涓滴而成溪流，以溪流而汇江河，以江河而达海洋，初莫测其高深，而穷源竟委，则示后学者以轨则。即稳健扎实、集腋成裘，不趋时俗、深造自得之谓也。凡真学者，成就大小不齐，然莫不以学术为生命。吾师年届七十，其文日粹，其见日精，以学术为延益之方，是吾师匪特以生命弘学术，实以学术弘生命者。夫如是，匪特子女乐其寿，生徒乐其寿，学林乐其寿，邦国亦将乐其寿也。则《诗经·大雅》“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之谓也。忆十二年前，喜阳初入师门，曾奉回文俚句云：“海上明月明上海，中秋佳节佳秋中。我爱师尊师爱我，龙雕比较比雕龙。”以喜阳之末学，进不足以光大，退不足以传承，初不知“比”之狂悖！及今思之，同门师兄学姊乃有硕博七十之贤，诸贤与师“比雕龙”，师则“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也。而师亦乐见后来居上之第五、六代，乃至远远无穷者。丙申桂月，师以七十而荣休，海内外门弟子咸集沪上为寿。从而歌曰：松柏之苍，桃李之芳。丽娃河畔，邦家之光。
责任编辑 何冰凌
就是在这样的惶恐中，陈建华教授走入了我的求学生涯中。记得开学不久，陈老师召集我们同门四人在他办公室谈话，我坦承自己的不足：自考生，非科班出身，知识结构上不尽均衡，年龄上也偏大。陈老师当即鼓励我，介绍他以前所带的几个自考进来的硕士，后来在学业上都有长足发展；又指出年龄大一点并非坏事，学文学的人尤其需要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充实作品，阅历深的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会跟阅历浅的人不一样。记得當时陈老师也针对徐烨、王英飞、韦玫竹三位同门各有点拨，勉励我们扬长避短，学有所成。
虽然我觉得陈老师对我们每个同学都是关心的，但我却感到陈老师似乎对我更偏爱。入学两月后，陈老师更放手让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的撰写，由我独立承担其中的《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陈老师见到我的修改稿，说我“能力较强，速度较快”；不仅如此，他还把他写了大半的《中国的屠格涅夫研究》交给我续写。这使我一扫入学时的惶惑，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起步有了最初的信心。负笈华师的第二个中秋，我写了一首回文诗电邮给陈老师。当时陈老师在俄罗斯访问，但他仍及时回复，“你的回文诗显示了你的文才”，并要我“珍惜自己的才华，争取有更大的发展”。之前我所发表的部分习作虽也引来一些赞誉，但是这一次从我导师的邮件中传递过来的肯定，对我来说格外珍贵，是提振我信心的重要源泉。陈老师对我的点滴进步，总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和更高的要求。记得入学一年半左右，我在《文学报》发表《博尔赫斯出了差错》一文，根据读书所得，我对北京大学某著名教授的说法提出异议。陈老师看过后说，你们也不要过于菲薄自己，在某一方面也已具备与大学教授对话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读书都可能有疏漏，而你们在某一点上可能读得更认真更仔细，所以不妨写成文章与之商榷。
研二下学期，陈老师提出要我参加他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俄文化关系》，撰写其中的《俄苏“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并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陈老师说这是带有挑战性的工作，作为课题的一部分，肯定比硕士学位论文要求要高难度要大。我很感激陈老师提供机会挑战自我，又担心做不好岂不耽误课题的按时结项。陈老师说他将经常和我联系，随时指导我的写作。他谈到其他同学恐不能胜任此项工作，此选题对外文无所要求，而我的中文表达能力较强，思路较清晰，也有人生阅历，正可以在此选题上有所作为，应有信心做好此项选题。正是陈老师的高度信任，使我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撰写这篇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陈老师不仅在宏观上要我提高理论深度，不能就事论事；而且在微观上帮我调整章节，提出增加参考书目，更让同门徐烨帮我购买王蒙的《苏联祭》供我参考。交出初稿后，陈老师电话告知我“写得相当不容易”，并要我进一步打磨。他提到论文一要严谨，二要准确，不可出现任何漏洞和把柄，有些地方看似没有任何语病，但是可能涉及敏感或有争议的话题，就更要格外慎重，没有确凿的把握不可轻易乱说。正是在陈老师的严格指导下，保证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论文主体部分在毕业当年就刊发于《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3期，后全文收录于陈老师主编的《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由重庆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我想，给学生以信心、激发其潜能、把握其大局，这正是研究生导师所起到的“开导”“引导”“指导”的作用吧。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按照钱穆先生的解释，“俨然”是“貌之庄”，“温”是“色之和”，“厉”是“辞之确”。貌庄、色和、辞确三者其实是浑然一体的。在三年的追随中，我有机会观察到陈老师的“三变”。我不记得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具体情景，但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印象已然定格：陈老师穿着朴素，戴一副深度眼镜，深邃的目光穿过镜片直视过来，甚至带着一份淡淡的冷峻，是真正的“望之俨然”。后来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又觉得陈老师温和谦抑，不事张扬，说起生活琐事如同邻家大叔的闲话家常，上课时也是不温不火，不疾不徐，是典型的“即之也温”。为了写这篇短文，我查阅到自己2007年6月5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午饭前见到陈老师，他停车在河西食堂旁。他让我‘吃饭后慢慢下来’。他是用了‘慢慢下来’这个说法，意思是让我不用着急，他也没什么急事要说。我饭后下来坐进他汽车里，老师今天就是和我闲谈。说到他的博士生谈恋爱，找工作；谈到刚出版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谈到这书的较好反响，以及要送给有关的老先生；谈到我们这一届的几个同学的工作去向；谈到他今年新招的两个博士生，两人执意向学，都把原来的工作辞了。闲谈直到一点半他要开会之前才停止。”
我当然也记得陈老师的两次“听其言也厉”。在撰写《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研究》初稿时，我甚至尚未分清学术创新和学术史研究的差别，我把综述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报告我自己的读书心得混为一谈。陈老师见到我的初稿，非常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不是这么写。”他语气并不严厉，可是言辞中自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威严。陈老师随之把他的博士生王霞所写的《中国的纳博科夫研究》发给我作参考，这才使我猛然醒悟何谓“学术史研究”。另一次“听其言也厉”发生在我求职时。研三下学期，我看到安徽某地方高校文学院招聘教师，就请陈老师帮我推荐。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陈老师打来电话，他说他刚跟对方联系上。他要我给该学院人事处和文学院院长分别发邮件，把应聘简历发给他们，今晚就发过去。特别让我在简历上说明已参加的重大课题，并明确告诉我，我的学位论文乃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俄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的一个子项目，一定要在简历上反映出来，并说我所发表的文章要一一注明，包括在校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我听出陈老师的语气仿佛临阵前的排兵布阵，干净有力又从容不迫，我的神经立刻进入被激发状态，飞速记下陈老师口授的内容。陈老师最后嘱咐我明天把简历纸质版再分别寄给该学院人事处和文学院院长，以免电子邮件他们未收到。虽然最终因对方名额已招满而未能录用我，我却真切体会到陈老师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不了解陈老师的人，可能会为他的“貌庄”而生敬畏之心，也可能会为他的“色和”而起轻易之意，更可能会为他的“辞确”而有压迫之感。我追随陈老师三年，深知陈老师作为学者养成了深思熟虑的习惯，所以遇到学术性问题或稍微复杂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显出“辞确”的一面；而长期浸淫在学术的天地，从事理性的探讨，他已不必太在意别人的可否，必然使他显得“貌庄”而“色和”。而且我以为陈老师的人和文是相当吻合的。他的文章平易温和而不盛气凌人，但因为措辞精准、论述到位，却自有一种不可移易的坚实稳固，岂不正是“色和”“貌庄”与“辞确”的三位一体的完美体现么。
陈老师曾让我作为书记员，参加了他的博士生招收面试工作和博士生论文答辩工作。我觉得陈老师对我有栽培之意。遗憾的是，因为生计的关系，我未能跟随陈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我毕业后曾给陈老师写电邮：“其实，我内心是很愿意跟随陈老师步入学术之路的。读硕三年，我从您身上学到受惠终身的品质：严谨的学风，认真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孜孜不倦的开掘。这些品质，我身上也有部分因子，但因为在老师身上得到验证而更加强。我想，如果我能再跟随老师三年读博，同时进入高校，继续钻研，或许也能传承老师的学问于万一。可是，事不如愿，徒唤奈何。”陈老师回复电邮说：“考博的事虽然有了变化，但你的为人和追求会让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展露才华的。生活与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把生活安排好，同样是人生的重要方面。相信你和你的家庭會有很好的未来。”陈老师的回邮有鼓励、有慰勉，也有美好的祝愿。倏忽之间，我毕业已经九年，我曾利用几次参会之机到上海拜谒陈老师，更曾因陈老师来安徽大学讲学和主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之际，而有幸“陪侍”陈老师游览合肥的包公园。今年是陈老师七十寿辰，海内外同门有意为陈老师祝嘏，我因此回忆起与陈老师交往的几朵浪花，并敬撰《陈建华教授七十寿序》，聊表感激之情。
清季以还，西学东渐。欧风美雨，摇撼中天。若夫影响及于我民族政治文化社会者，舍俄苏文学其谁。至于中共建政之初，则以苏为师，以夷变夏，丧失本我，臻乎其极。百年间我国家治俄苏文学者，别为六代。周（树人）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诸公，乃凿空之第一代也。姜（椿芳）戈（宝权）陈（冰夷）叶（水夫）群贤，乃承传之第二代也。鼎革后所培养之学者，乃光大之第三代也，华东师范大学倪蕊琴教授预乎其盛。暨乎当政者匡救其恶，乃有反正之第四代也。吾师陈建华教授，从太老师倪教授而开新之，洵为第四代之中坚。师之弟子及再传弟子，已厕身第五、六代矣。以政治而代审美，因利害而致淆乱，固时代之烙印也。自第四代始，舍独断而求多元，具学理而见客观，多纵深之开掘，返文学之本原，则弟子得传道之正，幸如何之。吾师幼年即浸润于俄苏文学，以弱冠下放赣东北山区，犯禁读书，几类于第一代之“盗火”。劫难之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第二代之大家、校友戈宝权先生来校讲学，师如聆纶音，遂定治学之向。乃破例以本科生之身，攻硕士生之业，进而得从第三代之倪教授而修成正果。所撰《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学界耆宿钱谷融先生誉之为“资料翔实、论述精当、学养深厚、识见超卓”，诚题无剩义之作。以比较文学之眼光，由一国而别国，由中俄而中外文学关系，领衔《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国家项目，亦由点及面行远自迩之理。师之治学，以涓滴而成溪流，以溪流而汇江河，以江河而达海洋，初莫测其高深，而穷源竟委，则示后学者以轨则。即稳健扎实、集腋成裘，不趋时俗、深造自得之谓也。凡真学者，成就大小不齐，然莫不以学术为生命。吾师年届七十，其文日粹，其见日精，以学术为延益之方，是吾师匪特以生命弘学术，实以学术弘生命者。夫如是，匪特子女乐其寿，生徒乐其寿，学林乐其寿，邦国亦将乐其寿也。则《诗经·大雅》“寿考维祺，以介景福”之谓也。忆十二年前，喜阳初入师门，曾奉回文俚句云：“海上明月明上海，中秋佳节佳秋中。我爱师尊师爱我，龙雕比较比雕龙。”以喜阳之末学，进不足以光大，退不足以传承，初不知“比”之狂悖！及今思之，同门师兄学姊乃有硕博七十之贤，诸贤与师“比雕龙”，师则“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也。而师亦乐见后来居上之第五、六代，乃至远远无穷者。丙申桂月，师以七十而荣休，海内外门弟子咸集沪上为寿。从而歌曰：松柏之苍，桃李之芳。丽娃河畔，邦家之光。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