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凭借《桃姐》，许鞍华取得了个人电影得奖史上的第二个大满贯。上一次，是15年前的《女人四十》。
　　新闻视频中，得奖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65岁的女导演兴奋地高高举起奖杯，神态像极一个终于得到糖果或者满分考卷的小女孩子。
　　我想，那才是她本来的样子。
　　第一次见到她本人，是在2010年的两岸三地导演年会上。她就坐在我后面，非常端庄严肃的样子。我和另外一个女孩，都是她的粉丝，见到她，非常开心，便去跟她搭话。她看着我们，微微笑，话却很少。然而，人是亲和的。
　　之前我只做过她的一个电话采访，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上映的时期。电话里的她说话很慢很慢，每一句话都像经过了很严肃的思考。后来才开始慢慢轻松起来，可是，时间又到了。
　　那次访谈里她提到了“老”。她说：“在香港这个地方，每个人真的都很怕自己老，老了便说明不再有机会。”
　　那段时期的许鞍华，染彩色头发，戴粉蓝色眼镜，穿少女才穿的红格子短裙。那种打扮显然不适合她的年纪，但我们都归之于艺术家特立独行的脾气。
　　采访里她说：“从前我并不在意外貌，但是现在我开始染头发，用口红。”
　　《桃姐》中看得出她对老人院的恐惧。尤其是桃姐初初入住老人院时，低低的天花板水平线，嗡嗡转动的风扇，一扇一扇的格子间。简直要唤起人的幽闭恐怖症。那一段，镜头的颜色都仿佛灰暗了起来。
　　一直到，有一天，桃姐清晨起来，看到“院友”们在清晨的光里打太极拳。那是积极而安然的一种生活态度。
　　后来的老人院里的戏，便活泼、生动、幽默、好看了起来。《女人四十》里中年女人面对生活的手足无措，上有老下有小的苦涩、自嘲、苍凉与黑色幽默一般的喜剧感，在这部电影里，终于转换成为一种乐天知命的淡定、豁达与达观。
　　其实她一直很勇敢。“新浪潮”里涌现出的那一批影人，后来多少都转向商业，原本直白作者化的叙事，鲜明有力而富于探索和实验性的影像语言，随着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也逐渐开始“好莱坞化”甚至“机械化”起来。许鞍华并非没有拍过通俗意义上的“商业片”，但她拍摄的“商业片”，似乎总都不太成功。尤其是那一部《玉观音》。
　　许鞍华自己的说法是，她自觉《玉观音》太过于传奇，风格化不足；所以在“姨妈”这里，便希望在风格方面有所弥补。然而，不够厚道地说，《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生生将那时还对生活的灰暗一面所知不多的我，看得哭了——看到人到中年，却依然对生活满怀梦想的姨妈，最终蓬首垢面在二线小城的市场上为了一毛两毛跟人讨价还价，绝望、麻木、孤寂地啃着冰凉的馒头；怎能不叫文艺女青年如我心有怕怕，心有戚戚。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部电影真正特殊的地方。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融合了很多她对社会事件的观察与思考。她试图将商业电影的戏剧化叙事与她本身所独有的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与知识分子化的情怀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电影叙事语言。由于这种融合在那个时候并不够自然，甚至显得有些“愣”。《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在当时的口碑与票房上几乎是遭遇了“双重失败”。事实上，从这部电影开始，许鞍华已经尝试从传统叙事中跳出，尽可能地复制生活的零散化和随意性。
　　这种尝试，经过《天水围的日与夜》，到了《桃姐》这里，终于达到了现实纪录与故事叙述水乳交融、几无痕迹的境界。《桃姐》的返璞归真，香港街市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浓浓人情味道，让《桃姐》在两岸四地都不仅赢尽口碑，更成为当月最卖座的文艺电影。
　　许鞍华说，借了《桃姐》，她宣泄了自己对“老无所依”的恐惧和焦虑。她说，拍完这部电影，她不再害怕老来潦倒。
　　“我以前怕到老了不能自理，其实是不愿接受人帮忙，人都是这样：帮人容易，接受人帮忙反而难。但拍了这个戏我反而觉得坦然，看到老人院里的长者都能处之泰然的，原来只要肯放下来接受人帮忙就会好了。”《桃姐》上映后，有记者问到她时，她说。
　　之前的很多很多年里，面对公众时，许鞍华看上去，都更像一个男人。那时她总是一袭黑衣，大口抽烟，眼神凌厉，皮肤粗糙，满脸是知识分子的严肃和紧张。
　　年轻时候的许鞍华，面容清秀。那时她的眼睛很大，很亮。那是只有理想主义者才拥有的美。
　　马戎戎
　　资深媒体人，影评人。现代传播集团《numero》专题总监，《优家画报》特稿总监，
　　曾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现代传播集团专题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