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底开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围绕本市新闻战线组织开展的“记者好形象，社会正能量”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活动，派出大批记者深入基层，将话筒和镜头对准普通工作岗位默默奉献的人，向观众介绍这些看似平凡的人们不平凡的闪光故事。节目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的几位一线记者，请他们讲述采访过程中的感人故事。
　　马骏：走访一整天报道乡村好法官
　　陈文
　　北京电台上周播出了由新闻广播记者马骏采写的《从城里娃到乡村法官》，生动讲述了生长在京城的80后法官朱政7年来坚守在郊区三尺法台的故事。或许听众不知道，为了这一篇短短5分钟的报道，记者马骏深入平谷走访了一天，跟朱政开庭、随他送传票、听他与当事人交流……对几个小时的声音素材整理剪辑后，又经过多次修改，最后才呈现出来的。
　　朱政出生在皇城根脚下，北京人，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为何要离开繁华都市到平谷当法官？在面临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工作压力大、不如当律师挣钱多的现实困境，他为什么依然选择留在郊区？这些问题是马骏想了解的。朱政所在的金海湖法庭离平谷城区还有十多公里的路程，采访那天，马骏不到7点就出了家门，坐地铁倒公交，辗转近三个小时来到了朱政办公的地点。“法官很忙，我和朱政只聊了20多分钟他就去开庭了。”马骏也来到法庭，她说可以一边听朱政审案一边观察。“当地人说的满口平谷话，我听不太懂。”马骏介绍。案件审完已经快中午12点了，匆匆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下，马骏又跟着朱政和法警去大东沟村送传票，“可惜没有赶上他们在村里巡回审判。”马骏说，这些都是乡村法官的日常工作。金海湖法庭只有3个法官，每年要审理600多个案子，因为人手少，很多事都要亲力亲为。
　　送完传票已近下班时间，马骏随朱政来到法庭三层他的宿舍，和朱政夫妇聊起他们的生活。朱政已在这里安家，妻子是当地人，也是一名法官，而他们两岁的儿子被送回到城里的父母家寄养，在朱政同事们看来他的孩子就是个留守儿童。“如果说朱政当初到平谷法院应聘是为了不想父母过多干涉自己的生活；而选择留下是由于基层法院的法官都走了就没人审案了。农村的案子看似家长里短，如果处理不好也容易让矛盾变成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马骏说，让朱政安心工作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妻子，两个人是同行能相互理解，而且对他没有太多物质上的要求，“朱政说，别人开好车，我有车开就行；别人有大房子，我有地方住就可以。既然在这儿工作，就做好。”
　　那天马骏采访完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她又把几个小时的采访素材用文字梳理出来，之后还要一点点剪辑，做成报道，从9分钟变成最终的5分钟节目，其间还经过了多次文字和录音的修改。“这些录音素材与节目是不成正比的，但他说的一百句话里可能有一句话正是我要的呢。”5分钟的节目足足花费了一天的时间采访，马骏说，去现场非常重要，如果只是电话采访就像“隔山隔海”似的，而如果能走进朱政的工作环境，包括跟随他送传票、与当事人交流，才能真正感受到他面临的基层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节目有聊场感也才更真实生动、更好听。
　　对于马骏来说，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采访，“作为一线记者，我们每天工作的地方就是基层。”马骏是新闻广播跑政法制的记者，她的采访不仅在城市里，北京东南西北的法庭她都跑过，包括北京海拔最高的法庭——斋堂法庭，坐车到门头沟后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盘山路；北京最远的法庭——位于清河的“非地”法庭采访；而最难走的要算去延庆的冰心墓采访；2012年7.21大雨的时候，她与新闻广播另一名年轻女记者冒雨在郊区各处采访；她还跑过部队，去全国各地的兵营采访……
　　“可能大家都觉得法官是在法庭里工作，实际上执行法官一直在路上。”马骏介绍，她曾多次跟随法官去各处执行案件。有一次是随房山法官夜间执行。“从晚上10点到凌晨两三点，因为这时候老赖们都在被寓里。”听到法官的敲门声，有的老赖慌忙从床上爬起来藏到院内的鸡窝里，家属谎称其不在家。那次马骏目睹了法官如何与躲在鸡窝的老赖斗智斗勇。“如果不深人基层，就无法感受法官的智慧。”而亲临现场采访，也让马骏面临着危险。在一个村子里，大半村的人把法院的车围了起来，一个村民凶巴巴地威胁拿着采访机、身材瘦小的马骏：“录什么录！”又指着旁边的一名摄像说：“你不信，我把你的机器砸了！”马骏坦言当时还是挺害怕的，她灵机一动，马上站到一名法警的身边，“这样他就不敢打我了。”马骏表示，遇到突发情况，就得随机应变。
　　黄河：采访“纪录之王”的辛酸苦辣
　　陈文
　　“他是北京盾构施工领域特别有名的专家型建设者，北京地铁建设里程碑式的一系列创新都是从他开始的。”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这样介绍郭玉海。在北京电台本周的百集系列节目“说出你的精彩一新北京广播故事”播出了黄海采访的这位北京市政地铁建设“纪录之王”的辛酸苦辣。
　　黄河介绍，早在2010年底、2011年初的时候就认识了郭玉海，他参加了北京地铁5号线、4号线、9号线、8号线的建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4号线建设时又创造了北京的一个历史——第一台直径超过10米、地铁施工领域最大直径10.22米的盾构机。“我全程记录了新设备的使用过程，先后跟踪采访了近加次。这一次走转改，正赶上14号线东段开通，我在郭玉海工作的地下又对他进行了回顾式的采访。”
　　黄河说他是北京新闻界里第一个下到大盾构隧道里的记者，这种超10米的盾构机比一般的3层楼还要高，而施工时面临的挑战也更大。黄河对郭玉海的多次采访都是在隧道里完成的，因为“只能在地下才能找到他”。其实，郭玉海是名管理人员，由于新技术第一次运用，他每天几乎都泡在隧道里。黄河介绍，隧道里昏暗、潮湿，夏天特别热，长期在地下待着的人，三伏天时上到地面很容易被冻感冒，因为地下温度太高了。“现在对地下施工者的劳动保障没问题，连盾构机里都有通风循环系统，但环境太压抑了，长期在一个密闭、幽暗的地方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多数人都会受不了。”黄河回忆，他在地下最长的一次采访花了3个多小时，“感觉有点喘不过来气，而且噪音很大。” 　　“我的工作就是跑新闻现场，而这些现场就在基层。”黄河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而他跑的路政、运输等分口的基层环境都艰苦，不是会议室、办公房，这些年跑下来他都习惯了。黄河表示，通过深入基层能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和让人感动的人物，也可以用更加真实与自然的视角与笔触，去讲述这些故事，描绘区些人物。
　　黄河曾采访过城市防汛工作，每到汛期前排水集团都要将城市的雨水管线清理一遍。这些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北京的地下管线到底什么样？黄河与排水集团联系希望到现场采访，但因为北京的管线都是雨水、污水合流的，管道内充斥着有害气体，出于安全考虑，他的几次采访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黄河决定接受安全培训，“我上了好几次课，包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如何与工友合作等，最后通过考核拿下了证书。”有了上岗证，黄河进入地下管线的采访申请终获批准。
　　“那天晚上，还分了我一个岗，发了我一套工具呢。”黄河笑着解释，“因为地下空间有限一次不能下去太多人，我既然占了一个名额，不能光采访耽误人家的活儿呀。”真实体验排水管线工人的劳动，才能感受这份工作的艰辛。黄河说，下去工作的人都要带着氧气瓶、背着呼吸机、穿着防护服，还有对讲机、铲挖污泥的工具等，“光那一身行头就四五十斤重，三伏天穿着，没干活呢就一身汗。”黄河介绍，一瓶氧气可以用40分钟，工人们一般在地下工作半个小时就上来换个新氧气瓶，或着换个人接着挖。黄河清楚地记得，那次他铲了11大桶的泥，当然同时完成了采访，“干完活儿全身都湿透了。”
　　黄洋：起早摸黑前往曹妃甸采访
　　冷梅
　　2014年12月15日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新闻》栏目推出了走转改专题节目《记者好形象社会正能量——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大型主题报道。
　　据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编辑部副主任王毅介绍：这档大型走转改专题节目每天18：30在《北京新闻》中播出，每周至少首播4期，每期5分钟。从开播至今已经制作、播出了不少深受观众好评的节目，如元旦期间连续播出的三期节目、跨年夜节目、南水北调特别节目、去年年底新地铁开通时连续制作了6期特别节目、冬奥会3期节目等，这些节目播出后反响特别好。第一期节目《郭现的“山海经”》的出镜记者黄洋，也为本报记者讲述了她参与“走转改”的经历——拍摄这期节目时的经历和感受。她说他们只有5天的准备时间，拍摄历时三天，拍摄的素材有两个多小时，把首钢转型当中的故事——10年搬迁，3年停产，如今再开工如实呈现出来了，播出时包括导语、记者手记总共才6分钟左右。通过这次走转改，黄洋理解“走转改”不是刻意要让记者吃苦，而是强调记者必须要去一线，要在现场，要与被采访者长时间在一起，了解所拍摄对象的内心世界，挖掘背后的故事。
　　黄洋回忆说：记得2012年她参加入台考试的时候，面试官还问过一题：“你知道为什么要走转改吗？”当时北京电视台上一轮的走转改正开展得轰轰烈烈，而黄洋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是傻傻地回答：“看着记者都挺辛苦的！”她刚说完，在场的考宫就都笑了。就在2014年底这一次走转改任务来临时，让黄洋补上了这一课。她负责拍摄第一期走转改节目《郭现的“山海经”》：3年前已经停产的首钢石景山老工业区在天安门向西17公里处，今年也有了新变化，原先用来存放炼铁原料一个叫作西十筒仓的地方，现在被改造成创意办公空间，首钢转型成功第一个项目即将诞生。巧的是，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郭现还经历过曹妃甸厂区从无到有的建设。
　　当时接到拍摄任务时已经时间紧迫了，就在拍摄的前一天快到夜里12点了，黄洋和另外一位同事把了解到的情况细细梳理成片子结构。拍摄的主要新闻现场在西十筒仓，那里是一个大工地，经常有不明物体往下乱掉，他们几人偶尔不戴安全帽爬上爬下拍摄着，于是就经常会有人来提醒他们——别被砸着，一定要戴安全帽。这种情况下最辛苦的就要数摄像了，为了把镜头拍好，他们把本来好几十斤的设备加上更重的广角头，再上到60米高的大烟囱上，或下到地下10米深的电梯井，大摄像机和三脚架都是必须要拿的，黄洋他们三人小团队就这样“上天入地”不停地拍摄着。
　　片子内容是说首钢转型，黄洋他们是必须要去一趟曹妃甸的。曹妃甸很远，往返路程至少要7个小时。另一位记者李烨放下手头工作，替黄洋跑了这一趟。他和陈静岩赶到曹妃甸天就已经黑了，他们直接去找适合的拍摄地点，大概在夜里11点多才终于确定下了拍摄点。第二天凌晨五点，李烨就和陈静岩爬了起来，拍海滩和日出，他们的鞋子和裤腿全湿了。黄洋说这集片子之所以得以顺利拍摄，是因为帮他们的人太多了！黄洋想说的就是她是一个十分幸运的小记者，这次顺利完成了第一次“走转改”，是新闻中心领导和团队给予了她指导、帮助和支持：刘靖和陈静岩在全力拍摄之余，还反复琢磨主题、设计结构与镜头。徐京玲主任每天连夜看素材，反复打磨。张庆主任不断关注节目进展，随时给出指导。艾冬云副总编辑不仅听了这期节目详细的选题汇报，还多次到机房亲自审片，而且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从始至终一直亲自盯到节目播出前的最后一刻。还有本来很忙的李烨毅然去曹妃甸采访，帮助黄洋加工后期编辑。金蕾特地到单位帮黄洋配音。包装和技术也快要被黄洋烦死了，笺称全9楼都在给黄洋做包装！
　　就是这一次“走转改”让黄洋在报道过程中感受颇多，她深刻理解了深入一线是记者的本职工作，在与采访对象的沟通中不断发掘细节，而且镜头也要随时跟上，才算到位。
　　刘旭：夜班车，温暖的回家路
　　袁治安
　　2014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电视台记者刘旭接到临时任务，帮同事替班拍摄“走转改”选题——夜班公交司机。接到选题的时候他显得异常兴奋，他觉得这样的选题，和平时操作的纯新闻选题相比挑战更多，也更能练手。于是1月2日晚上，结束手中的工作后，刘旭和同事便提前赶到了临近北四环和京藏高速的夜2路公交场站。
　　其实他们要跟踪拍摄的司机师傅苗宇泉按正常交接班时间，在晚上10点50抵达场站即可，不过为了配合记者的拍摄，10点刚过苗师傅就早早来到场站，碰面后便快速进入拍摄前的预采访环节。虽然是有备而来，但预采访通常还是会较大地改变拍摄方案。“比如，苗师傅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今天晚上人不会多。”苗师傅多年的夜班车经验已经总结出了什么日子乘客会多，由于节日特点，一年365天中，4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还有除夕夜这几天晚上人都非常多。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地从他口中说出，但细细一想便知道只有把这几天的班全都轮过一遍才可能总结得出来。再一问，苗师傅才说开夜班车的这几年，除夕夜的班都让他赶上了，而且即将到来的春节他还是除夕夜的班。
　　“为了展现苗师傅普通工作上的不易，还需要踏踏实实的跟拍记录”。预采访后，刘旭和同事决定使用两台摄像机在车内和车后同时跟拍，文字记者此时也改行当起了摄像。其实对电视节目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清楚，很多综艺节目，现场活动的录制通常都需要多个机位同时拍摄，但新闻节目一般的标配却只是一个记者和一名摄像，一台摄像机和一个采访话筒。平时简单的新闻采访，这样的“标准配置”当然绰绰有余，可苗师傅负责驾驶的夜2路公交从祁家豁子发车单程二十多公里，是夜班车线路中单程最长的，因此一晚上他只能跑两趟。所以，这样的“标准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准备充分，可刚拍了一会，困难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找了上来。夜2路公交车的运行线路从北至南跨越北京城多个不同的区域，还要走“中轴线”，红绿灯多弯道多，在车内拍摄经常会站不稳，而且为了不影响苗师傅的正常驾驶，记者也不能过多地与他交流。而后面驾车跟拍的摄像同事，如苗师傅对这条路夜间路况的预测一样，遇到一队大货车，阻断了对公交车的跟随。随后只能电话沟通改变拍摄计划，让摄像上车再一同拍摄。由于去年9月底夜班公交改革后，对每一趟车到达每一站的时间都有严格要求，误差只能在前后五分钟内，因此司机对路况车速都要一直紧密把控。但路上不断出现的状况却让刘旭他们傻了眼，闯红灯行驶的、对向行驶车辆滥用远光灯的、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不予让路的、还有大货在路上遗撒的……这一路只看到苗师傅不停地眨眼睛，每到路口都要左右观察，一直紧绷着神经，而作为记者，他们也记录着苗师傅驾驶的整个过程。一圈下来将近两个半小时，苗师傅都不可能下车去上厕所，再回到始发场站时，顾不上跟刘旭他们多说一句话，就径直跑向了洗手间。
　　最后采访时，苗师傅对半程晚了几分钟的情况有些懊恼，“因为你晚了几分钟，乘客就可能多站几分钟，而且有的乘客可能看车没到会以为车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乘坐夜班车的乘客都还是代驾司机、下夜班的员工、早起去市场拉货的人这些和他一样的普通劳动者，这是最让他觉得过意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