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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