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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认识中医药的价值、潜力、机遇和创新发展前景，应用知识论的理论研究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十分必要。根据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认为中医药知识在性质上属于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种知识比一般作为客观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的科学知识更具有实在性且居于主导地位，具有开拓个性化科学境界的理论和实践功能。在此基础上认识、把握和坚持中医药理论的自主性是其知识创新的关键，有助于人们打破技术性思维的限制，充分理解中医药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内在一致性，这是一个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问题。
关键词：中医药;意会知识;客观知识;知识创新;个性化科学;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R-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7）11-005-07
1 研究缘起
一般来说，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按照这种说法和模式，我国在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中医药知识创新的系统工程。这些工程包括国家攀登计划的经络研究专项、中药现代化研究、国家973基础研究的中医药理论专项、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专项、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以及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等。除此之外，作为我国卫生事业三支力量之一的中西医结合也是中医药知识创新工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随着开展这些研究的时代变化，有关工程在具体表述上经历了从与国际接轨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但是我们看到，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活动，人们对中医药知识创新的一般规律仍然在争论之中。这种争论集中表现在“标准”问题上，涉及中医药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人才、产业、资源、具体标准和知识产权等所有领域。事实上，有关争论的性质是对中医药现代发展方向与道路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在把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化认识。从创新规律来看，对一个问题的歧义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认识，从而为最终解决问题提供理论素材。那么，对中医药来说，有关实践和争论应当是促进知识创新、确立新的发展战略的宝贵资源。
我于2005年3月正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具体在隶属于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工作。该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主要从事中医药领域的软科学研究。十多年来，课题组先后承担了10余项国家各级课题，撰写研究报告200余万字，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及其它层次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学术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课题组主持和参与研究的主要项目有：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药现代化产业国际推进战略研究、中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保护战略研究、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中医药基础理论建设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科技支撑研究、促进中医药科研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以及中医药战略研究等。有关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医药的振弊起衰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我在进站之初曾经征求合作导师贾谦研究员的意见，讨论以中医药知识创新为研究方向的可行性。当初提出这样的想法源于博士论文提出来而未能深究的一个看法，即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典范。当时得出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基于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把握，可以说是哲学式的结论。至于这个玄思能否与实际相合，则需要实践性的验证及其检验后的修正。2003年至2004年，我有幸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赵志付主任医师的指导下，进入对中医学的临床观察和实践。赵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心身疾病的研究，并在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医心身医学。他认为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标志性的《内经》时代、伤寒时代、金元时代和温病时代，如今在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医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主要解决现代人的适应性生存为目的的心身医学时代。他基于以下两个转变提出了这一看法：一是世界性医学模式的转变，一是中医学的现代转变，而两个转变的结合则应当使中医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境界，并能够为世界心身医学的发展贡献智慧、理论和方法。我通过学习、体会和交流，加深了对中医学作为“典范”的认识。但是，这样一种“典范”已经突破了“客观化”的科学范式，必须经过主体精神的参与才能体现出其人文性的特征。
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失实际上削弱了中医药再发展的根基，从而使中医药的现代发展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在我进站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研习、研究和实地考察，特别是在进入了课题组所营造的为中医药“立命”的氛围后，为了解决当前整体上的中医药实践与其自身理论要求的落差，提出既符合全球需求趋势同时又能够为业内外一致接受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的表述方式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但是，统一认识实际上是几乎不可能的，在世界各个文明进入了“各美其美”的时代后，即便是一种文明的内部也存在着上述不同的主体意识，而对个人来说，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很容易影响其志趣选择，且很难不受利益的异化性塑造，除非自己成为“铁杆”，以增益自己所相依为命的文化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受到削弱的中医药能够再次经受多样性的“解构”吗？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理论难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实际上决定着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提出研究中医药知识创新工程的时候，贾谦老师曾指出过这个工程的独特性问题。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战略，而坚持中医药的自主创新恰恰是其知识创新的关键，这是一个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我在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基于参与性的和设身处地的探索。
通过自己的体认，我深知就知识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关于整体的知识比关于局部的知识对创新显得更重要。这一认识不仅来源于对实践的反思，从更基础的层次来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虽然在表述方式上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对整体的重视和把握正是保证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的理论基础和创新之源。因此，对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来说，首先确立的应当是保证与基于过程控制的创新之源的联系，而且这个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创新战略的基调。实际上，由于当代社会本来就是建设中的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海量性的惊扰纷至沓来，所以在整体上把握好“损益”原则，突出本研究的理性和建设性特色，“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或许有助于推进当前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2 中医药知识的基本性质
2.1 从知识角度探讨中医药理论的必要性
按照概念产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知识”比“科学”更古老，其包容性也更大。从概念的构成和修饰规则来看，“科学知识”是指“知识”中关于“科学”的一类知识。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促进人类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人们逐渐形成了崇尚科学的习惯和风气，以至于将科学的边界在无形中扩大开来，从而也使科学精神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价值准则。从表面上看，这样说和这样做都是对的；但从实践效果来看，以“科学知识”代替“知识”的做法还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使其成为社会进步中的不确定因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底发表的《迈向知识社会》的报告中，专家们对上述做法以“过度”来形容，并指出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在全球信息社会里，过度占有知识甚至把知识过度商品化对多元认知文化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在科技知识至上的经济体里，那些专业知识和地方或本土知识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和科技知识相比，专业知识和地方或本土知识往往被贬值了。这些知识代表着无法估量的财富，并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手段，难道它们将彻底消亡吗？
由上可见，作为一种本土知识，当前中医药“被贬值”的处境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现象。只是对我国来说，这种处境不仅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也是真正崇尚科学的有识之士不愿意看到的。在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道路时，人们依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来改善对中医药的认知和应用水平。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中医药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体系，是科学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原来认为科学是一元的看法实际上是源于割裂科学与人文所引起的。我个人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并且通过阅读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的著作，发现这种割裂对“原初科学”已经失去了解释和理解能力。他在谈到“科学在希腊人那里仍处于‘胚胎状态’，而很少得到发展”的现象时说：
但是，这并不是说希腊科学是“落后的”。我们应该承认，它也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意义上的“科学”，它趋向于不同的目标。希腊科学是有价值导向的，而现代科学并不如此。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好的生活标准，以及人们不能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这种把理性读解为合理的做法是我们所陌生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并非只有希腊人具有关于自然中秩序的上述看法。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思想，例如，承认存在着统辖自然事物的原则，它们也是明智地安排人类事务的标准，这就是“阴”与“阳”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它们两者之间的平衡标志着事物的理想状态。
作为西方哲学家，冯•赖特在对现代科学的审察中发现了其所依从的原则在解释其古代科学与文化渊源时的缺陷。其实，在西方科学界和人文学界，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学者还有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表现出对于东方文化的热情和推许。这里不再罗列他们的看法和论述，而代之以中国学者的观点。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指出，“自然合理”的理念比“科学合理”的理念更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特征，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更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以适合和符合事物本来发展的途径与趋势去认识、去实践。在具体把握这种主客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以“心”来代表认知主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由内而外的“价值化”的次序。在界定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时，费孝通先生说：
“心”的主观性和它的道德性，包含着对认知主体的“人”本身的鞭策和制约。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强调的那种超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等观念，而是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它不试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icization 或 moralization），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探索世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的过程，这种看法与一般科学探索的不同点在于提出了“个性化时代”的学术发展趋势。我本人曾经通过对整体的生成原理的研究后认为，新道家的文化观或者说科学观其实就是要开创“个性化科学”的时代：
新道家的文化观必然要求个体的人对自己命运的根本主宰。在此基础之上理解“新的启蒙运动”，我们看到，它对未来科学的要求将是个体化的科学，文化亦是个体化的文化，通过个体，科学与人文融合为一。
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在到来的时候，有关知识的性质就不再是一种客观知识而转向对主观知识的探求，后者也称为个人知识。这种知识观的变化虽然还不能够一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者来说，这样的知识观恰恰是一种创造性的学说，而其中最具原创性的学者当属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他的著作《个人知识：迈向后批评哲学》为人们从“客观化”的知识模式中走出来提供了工具性的理论，并带来了当代知识论的转向。现在看来，这种转向为可能说明中医学的理论性质带来了机遇，从而也为大家虽然意会但难以述说其理的关于中医学之为“个性化医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大体来说，迈克尔•波兰尼关于知识论的贡献是将知识从性质上分为客观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者称为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并着重阐述了前者的局限性以及后者的实在性且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开拓了科学研究的境界，为弥补科学与人文的隔阂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篇报告得以采用知识论的框架来讨论中医学的理论性质，从而避开了关于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只有从这个陷阱中超拔出来，中医药的知识创新战略才能够呈现其对于未来社会的意义。
2.2 中医药知识的意会性质
2.2.1 波兰尼思想概述
我初次接触到波兰尼关于意会知识的论述是通过刘仲林先生的《古道今梦——中华精神第一义：新认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一书，其中将《庄子》的思想与波兰尼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而其所谓“新”实际上是指中国古代的学说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不失为“新”。当时我正处于博士生求学阶段，刘仲林先生的看法有助于我对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研究。其间我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哲学与宗教学前沿”讲座时，金吾伦老师谈到了他关于整体生成论的研究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关注，希望按此路径和方向能够使中国的天人合一学说得到科学合理的阐明。在接下来的课程论文中，我尝试用波兰尼的思想对当代新道家的科学观进行解释，有关努力受到了金吾伦老师的充分肯定，增强了我的研究信心。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关于《黄帝内经》的研究，当时我又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选修有关课程。在一次讨论课上，我关于波兰尼的意会知识与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可能相关的想法得到了王洪图老师的肯定，虽然话语不多，但其“印证”意义很大。及至当我把“道”与“神”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核心加以研究时，我的导师胡孚琛先生认可了这个方向，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关注科学时代下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就在去年，他因感到生命的紧迫性而把《道学文化的新科学观》作为第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如今这篇论文已经在《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上发表。
从我接触到的学术界诸家来看，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促进中国当代学术创新的一条主线。至于是通过科学还是借助于科学而实现创新，这本质上是两条不同的创新路线。老一辈哲学家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对当代科学殊少贡献的现状时，其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楼宇烈先生认为，如果看不到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不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尽管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长处，但是以后的大格局将仍然是“三十年河西”。作为“河西”人，波兰尼是在自己的传统上往前走了一步，改变了科学认识的图景。只是同样是“新”，他的创“新”与我们的不失为“新”仍然具有不同的特色。
波兰尼是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早年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出版过《原子反应》一书，后来转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他生前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获得过哲学博士、医学博士、荣誉理学博士、荣誉法学博士等头衔，同时对艺术也有较深造诣，是一位跨学科的人物。波兰尼的哲学思想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源于他对科学的计划性的反对，根植于他对个体发现观的信念，即他相信科学应由个体（即科学家个人）自由地发展，并由此而建立了他自己的知识理论。194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大部头的哲学著作《科学、信仰与社会》，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为他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他后来又出版了《自由的逻辑》（1950）、《人的研究》（1959）、《超虚无主义》（1960）、《意会的范围》（1966）、《知的存在》（1969）与《意义》（1969），将其哲学思想应用到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分析。《个人知识》是他在《科学、信仰与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抱负是恢复长期以来被客观主义框架歪曲了的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他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的科学观或知识观以其大规模的“现代荒唐性”几乎统治了20世纪的科学思维，而这种见解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认为这种理想的欺骗性已经超出科学领域的范围：
我的探讨是从拒绝科学的超脱性理想开始。这种虚伪的理想在诸精密科学中或许无害，因为在那里科学家们事实上对它视而不见。但是，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我们将看到它施加的毁灭性影响，它的欺骗性对我们整个视野的影响远远超越科学领域之外。
为了确立另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理想，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这个新词语，通过识知者个人的参与，把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表述统在一起，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这种改变是通过识知者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实现的，而领会过程需要理解行为主体的个人参与。因此，“客观”只是在如下的意义上才能够成为客观：
领会既不是一项任意的行为，也不是一种被动的经验；它是一项负责任的、声称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从识知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被定义为预期着范围不定的、依然未知的（也许还是依然无法想象的）种种真实的隐含意义的条件——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识知确实是客观的。
但是，这种客观只是领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在性质上与知识的意会性（默会性）和个人性是统一的。所谓意会性，是指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言传的性质，这种性质要求知识需要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掌握，这一整体就是识知人焦点关注的中心，它的细节则成了识知人附带关注的线索或工具。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虽然识知人对整体和它的部分的关注或警觉性相同，但关注的方式却不一样。一旦改变了关注的方式，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细节上来，那么，关于整体的意义将会立即解体。他举例说：一位钢琴家在弹奏音乐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他正在弹奏的音乐上转移到观察他正用手指弹奏的琴键上，就会发生混乱并可能不得不停止演奏。因此，他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确定我们的行为的细节，而它的不可言传性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聚集在这些细节上，我们的行为就会崩溃。”正是基于这种观察和发现，波兰尼确立了另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理想，使得关于整体的知识具有优先的地位。而在这种意义上，“人”参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只有把它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才能识知一个成功的系统，而对其细节我们只是附带地觉知。而且，除了把这些细节与整体联系起来以外，我们无法有意义地研究它们。此外，我们正在沉思的成功的层次越高，我们对自己的题材的参与度就必定越深。
按照这种逻辑，当我们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时，如何才能够保证成功呢？波兰尼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看到人的整体性的表现，而“人崛起的顶峰在于精神世界的展开”，“发展到精神世界的突生”，使“个人一极到处都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对“自主性”的强调是源于“人”与“物”的不同，现代科学对“物”的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不能移植到“人”身上，不成功的移植则必然导致不成功的认识。对“人”来说，从“精神”着手来认识和把握，不仅是现代知识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医学的一贯之道。
2.2.2 中医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
在国内关于波兰尼的研究中，人们对其关于知识的分类在大体上是一致赞同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在应用波兰尼的理论时，更重要的是“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因此，人们依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割裂自己的传统，不能真正沿着自己的道路自主发展。这种现象在中医药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思考关于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战略问题时，我深切感到尽管国外学者的论述有助于增进对问题的认识，但是从更基础的意义上来看，这些论述难以代替传统的自我表述，特别是对中医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循开放性的“自主创新”之外，其它创新方式虽然在宽泛的意义上扩大了中医药知识的应用领域，但是其本身并不是保持中医药持续创新的恰当方式。
在中医学理论中，能够涵盖“自主性”意义的概念应当是“神”，即人自己的精神。“神”在哲学意义上代表着人的自我主宰性质，扩大来讲，即人必须通过对“主宰性”的认识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健康以及命运。“神”的自用是中医学与原始宗教的根本区别，标志着中医学作为人文文化的成熟。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黄帝内经》及中医学理论和技术的生发点，通过对“神”的阐释，不仅能够把握中医学理论的内核，而且能够把握其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可以通过“神”来领会“易”、“道”、“理”、“心性”、“气”、“阴阳”等概念。在更广泛接触和理解当代文化和科学领域的过程中，把握这个概念具有促进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意义。这种创新不是要发现新概念去代替本来的理论系统，不是要寻找一个新概念来实现对中医学的“重建”，而是通过对“精神”的再认识评估中医学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及其对人类知识结构的贡献度。
对上述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实际上是要具体考察人类不同的知识与精神之间的关联性，而事实上没有哪一类知识与精神没有联系，它们或者就是关于精神本身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参与而建构的知识。这样的分类与波兰尼对知识的分类是一致的，但是按照这种认识方式，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还是平面化的，不能反映精神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况且按照西方学术的说法，“精神科学”就如“个人知识”一样，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矛盾。
就我自己对中医学的理解来看，上述矛盾在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医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科学。在一般情况下，科学尚不能成熟地研究和把握精神问题，这也是医学不能称为科学的原因。但是，中医学是成熟认识和把握精神的知识体系，其标志在于“用神”，即发挥精神的功能用于养生、康复、治疗以及宗教等各种不同的目的。下图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中医学的应用领域，大体可见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中医学的这种作用实质上来源于其关于精神的自主性原理，以“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为指导原则。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在客观主义知识论的统治下，中医学的现代发展处于整体上的“失神”状态，不能够充分展现其精神世界的自主性。由此可见，波兰尼对个人知识的强调，指出客观知识的虚伪性，这个方向也是恢复中医学本来面目所应当遵循的自主发展方向。实际上，一旦中医学再次走上了发展的正轨，其在整体上对当代世界的贡献将有可能超过西方纯粹哲学的贡献。这是因为后现代哲学在对科学解构之后并没有完成对新科学的建构任务，而依赖主体的建构仍然缺乏真正促进主客统一的方法。
2.2.3 中医药知识的意会性质
在比较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差别时，专家们基本上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医学注重对人的整体调节，意在人而及其病，而现代医学则相反，只看重病的局部表现而忽视了人的整体性。如果按照波兰尼关于知识的划分，则前者注重意会知识而后者注重明晰知识。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达出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不能系统阐述出来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知识为言传的（Explicit）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Tacit)知识。”在比较这两种知识的特点时，波兰尼认为意会知识首先是个人知识，它比言传知识更基本，不仅在逻辑上先于言传知识，而且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意会知识的结构在理解活动中表现得极为清楚。这是一个领悟过程：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的整体。
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医学知识的意会性质时，必须把它放在一个理解的活动中，而不是作为与理解主体不相关联的独立对象。这种认识方式不同于我国当前通行的“言传”式的研究方式，后者实质上是通过分析而解构了意会知识的整体性。
按照上一节的表述，最能够代表中医学知识之意会性质的概念当属“神”，即精神。这个概念在中药上的表现就是“药性”。按照目前的科研方式，人们尚一时难以找到恰当的设计去理解，这也是国家973基础研究计划中医药理论专项着力破解的目标。按照中医学的传统，对“精神”或者“药性”的知识只能来源于人的感受和体验，并受到自然之道的影响和制约，所谓“望闻问切”和“升降浮沉”以及其间细微的差别辨识皆是直接体验的描述，至于结果是否客观则因人而定。因此，对观察对象的研究和定性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认识水平，而这种认识以“天人合一”为终极标准。所以，在《黄帝内经》中，将“天”“地”“人”作连贯性的统一考察就成为一种范式。例如，《素问•著至教论》说：
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可以说，中医学就是以这样一种范式建立起来的，而其关键则在于“人”的精神的认知。但只有“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于“行”，达到“知行合一”。我们以此原则来看待中医学的实践方式，发现这种以“行”为目的的“知”实际上是分层次和质量的，最高的“知”属于“独知”，亦即“个人知识”。在这种“独知”状态下，中医学知识的意会性是不言而喻的，望闻问切的工夫无一不是以见“独”为旨归。
在《黄帝内经》之后的中医学发展中，流派的创立以及新技法的实践丰富了其知识体系。据《中国中医联合目录》所载，中医古籍数多达12124种。这些知识在表面上应当属于言传知识，而其用则依然属于意会知识。当前很多人不会应用，不是因为这些古籍已经失传，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以意会的方式去理解它们，从而失去了这些知识的本性。而要恢复这些知识的本来面目，当务之急则是首先要学习古人的传统，重新肯定中医的传统，使传统不失为“新”。
但是，学习传统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客观主义知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人们要改弦易辙需要从头做起，而这一般来说是需要花费巨大成本的事情。只是如果不做，那么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本将比学习成本更大，以至于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中医学传统的恢复和复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门学问的再发展，在更基本的意义上是通过焦点中心的转移及其关注方式的变化，我们发现了时代变革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注重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发展极限的突破应当首先来自于认识上的转变，而通过中医学所遵循的认识路径来看，提高人类主宰发展的能力将成为发展是否可能的关键。
3 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机遇
通过现代人的努力来恢复古代的精神传统，其在意义上与使传统走向现代舞台是相同的，都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在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疑古”、“信古”、“释古”各成一家，与《黄帝内经》的“崇古”遥相呼应。同样，我们也看到，“复朴”、“复礼”、“复性”等主张也与“古”相关。在《黄帝内经•素问》的开篇，我们便看到关于“上古”时代的“至人”、“真人”、“圣人”、“贤人”的描述。如果我们不把该书看作文化史的著作而看作科学史的著作，就会感到中国关于科学史的写法与西方不同，不是以技术而是以人为中心编撰的。
现代科学技术可以通过C14的衰变期来确定出土文物的年代，研究古代文明的早晚，给出可以言传的知识。但是这一技术在感知古代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却显得不足，对古代文明的解释还是需要意会知识。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后贤对前贤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心心相印”的方式实现的。按照中医学“心主神明”的理论，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是“神会”或者“神契”。波兰尼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重建一个群体自身的历史连续性。所谓连续性，实际上是指“变易”中有“不易”，通过对“不易”的理解求得“变易”的途径。那么，对中医学的现代发展和创新来说，现代社会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需要它的参与和建构，从而显得不可或缺呢？
在中医学理论里面，“机遇”就是“神机”。《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因此，“机遇”与“机息”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看到，从整体来看，由于自身的发展，作为客观主义知识论的科学时代与意会知识占主导作用的时代正在发生手拉手的更替，人类需要通过对连续性的领会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和知识。这一转变是通过“节约”而带来的“增长”方式实现的，即通过“为道日损”而实现“为学日益”。这种知识的转型表现于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而以社会的形态作为整体，成为制约和引领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系统发展的最终因素。否则，人类未来的发展将从整体上失去意义，造成人性的沉溺和迷失。而作为一种文化解读，中医学原理所要求和依凭的正是人性中的积极力量，所谓“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实质是首先保证精神的觉醒，然后才能有所“守”而获得最佳结果。相比之下，这种以“精神”或者“人性”作为中介的原理较单纯以“物”为工具手段将更多地鼓励参与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可以预见，培养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将是未来社会的必修课，而中医学有可能成为主干课程。
早在多年以前，这一趋势就已经被未来学家所看到。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为其著作《HighTech/HighTouch》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
在《大趋势》中，我认识到我们正同时朝高科技和高思维两个方向前进，每出现一种新的技术，相应地就会有一种人性的反应作为代偿；我们的生活愈是浸沉于科技，人们就愈是想与他人相处（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参加读书俱乐部，带孩子看足球赛，等等）；医药越是具有高科技含量，人们就越是对另类疗法感兴趣；我们越是在电脑前用脑力而非用体力，我们的休闲活动就越是具有高思维和满足感官享受的性质（做园艺，烹饪，做木工，观鸟，等等）。最初对高科技／高思维二者关系的构想可以用一个实用的、具有指导性的词来概括，那就是平衡，即求得物质奇观与人性精神需求的平衡。……
在注意科技对人性的种种后果时，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忽视高思维，因为这一平衡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我们相信，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之一，在高思维方面能为人类做出许多贡献，例如中国人对天、地、人的看法，灵性、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的丰富知识。随着中国和大中华圈的重新崛起，发扬其宝贵文化传统的复兴也将为世界提供宝贵的“高思维”资源，从而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
该书的中文名译作《高科技高思维》，有学者曾经对“高思维”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High Touch”与“思维”没有直接关系，与什么“高思维”更没关系，甚至以为汉语不通。其实从意会的角度来讲，这种译法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之高足以使“技术性思维”黯然失色。按照奈斯比特的预测，伴随高科技而来的将是对“高思维”的需求，用以主宰和驾驭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意会”正是“高思维”的表现方式。从中医学的本性来看，其中蕴藏着丰富的“高思维”资源，对于“平衡”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价值意义。只有社会平衡发展，才能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医药的知识创新在战略上应当跨越“技术性思维”的障碍，通过“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自觉，提升社会的整体认识水平，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其蕴藏的潜力。由此来看，中医药的知识创新战略实际上是以社会创新为导向的，单纯的科技创新或者文化创新都容易造成“见指不见月”的偏弊。把握社会才能把握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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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药;意会知识;客观知识;知识创新;个性化科学;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R-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7）11-005-07
1 研究缘起
一般来说，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按照这种说法和模式，我国在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中医药知识创新的系统工程。这些工程包括国家攀登计划的经络研究专项、中药现代化研究、国家973基础研究的中医药理论专项、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专项、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以及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等。除此之外，作为我国卫生事业三支力量之一的中西医结合也是中医药知识创新工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随着开展这些研究的时代变化，有关工程在具体表述上经历了从与国际接轨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但是我们看到，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活动，人们对中医药知识创新的一般规律仍然在争论之中。这种争论集中表现在“标准”问题上，涉及中医药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人才、产业、资源、具体标准和知识产权等所有领域。事实上，有关争论的性质是对中医药现代发展方向与道路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在把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人文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化认识。从创新规律来看，对一个问题的歧义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认识，从而为最终解决问题提供理论素材。那么，对中医药来说，有关实践和争论应当是促进知识创新、确立新的发展战略的宝贵资源。
我于2005年3月正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具体在隶属于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工作。该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主要从事中医药领域的软科学研究。十多年来，课题组先后承担了10余项国家各级课题，撰写研究报告200余万字，多次组织召开全国性及其它层次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学术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课题组主持和参与研究的主要项目有：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药现代化产业国际推进战略研究、中国药用濒危野生物种保护战略研究、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中医药基础理论建设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科技支撑研究、促进中医药科研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以及中医药战略研究等。有关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医药的振弊起衰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我在进站之初曾经征求合作导师贾谦研究员的意见，讨论以中医药知识创新为研究方向的可行性。当初提出这样的想法源于博士论文提出来而未能深究的一个看法，即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典范。当时得出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基于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把握，可以说是哲学式的结论。至于这个玄思能否与实际相合，则需要实践性的验证及其检验后的修正。2003年至2004年，我有幸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赵志付主任医师的指导下，进入对中医学的临床观察和实践。赵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心身疾病的研究，并在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中医心身医学。他认为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标志性的《内经》时代、伤寒时代、金元时代和温病时代，如今在生活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医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以主要解决现代人的适应性生存为目的的心身医学时代。他基于以下两个转变提出了这一看法：一是世界性医学模式的转变，一是中医学的现代转变，而两个转变的结合则应当使中医学的发展进入新的境界，并能够为世界心身医学的发展贡献智慧、理论和方法。我通过学习、体会和交流，加深了对中医学作为“典范”的认识。但是，这样一种“典范”已经突破了“客观化”的科学范式，必须经过主体精神的参与才能体现出其人文性的特征。
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缺失实际上削弱了中医药再发展的根基，从而使中医药的现代发展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在我进站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研习、研究和实地考察，特别是在进入了课题组所营造的为中医药“立命”的氛围后，为了解决当前整体上的中医药实践与其自身理论要求的落差，提出既符合全球需求趋势同时又能够为业内外一致接受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的表述方式就成为一种逻辑必然。但是，统一认识实际上是几乎不可能的，在世界各个文明进入了“各美其美”的时代后，即便是一种文明的内部也存在着上述不同的主体意识，而对个人来说，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很容易影响其志趣选择，且很难不受利益的异化性塑造，除非自己成为“铁杆”，以增益自己所相依为命的文化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本已受到削弱的中医药能够再次经受多样性的“解构”吗？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在本质上也是一个理论难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方式实际上决定着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提出研究中医药知识创新工程的时候，贾谦老师曾指出过这个工程的独特性问题。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战略，而坚持中医药的自主创新恰恰是其知识创新的关键，这是一个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我在得到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基于参与性的和设身处地的探索。
通过自己的体认，我深知就知识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关于整体的知识比关于局部的知识对创新显得更重要。这一认识不仅来源于对实践的反思，从更基础的层次来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虽然在表述方式上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对整体的重视和把握正是保证中国文化自强不息的理论基础和创新之源。因此，对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来说，首先确立的应当是保证与基于过程控制的创新之源的联系，而且这个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创新战略的基调。实际上，由于当代社会本来就是建设中的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海量性的惊扰纷至沓来，所以在整体上把握好“损益”原则，突出本研究的理性和建设性特色，“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或许有助于推进当前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2 中医药知识的基本性质
2.1 从知识角度探讨中医药理论的必要性
按照概念产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知识”比“科学”更古老，其包容性也更大。从概念的构成和修饰规则来看，“科学知识”是指“知识”中关于“科学”的一类知识。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在促进人类的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人们逐渐形成了崇尚科学的习惯和风气，以至于将科学的边界在无形中扩大开来，从而也使科学精神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价值准则。从表面上看，这样说和这样做都是对的；但从实践效果来看，以“科学知识”代替“知识”的做法还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使其成为社会进步中的不确定因素。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底发表的《迈向知识社会》的报告中，专家们对上述做法以“过度”来形容，并指出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在全球信息社会里，过度占有知识甚至把知识过度商品化对多元认知文化构成严重威胁。实际上，在科技知识至上的经济体里，那些专业知识和地方或本土知识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和科技知识相比，专业知识和地方或本土知识往往被贬值了。这些知识代表着无法估量的财富，并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手段，难道它们将彻底消亡吗？
由上可见，作为一种本土知识，当前中医药“被贬值”的处境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现象。只是对我国来说，这种处境不仅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也是真正崇尚科学的有识之士不愿意看到的。在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道路时，人们依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来改善对中医药的认知和应用水平。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中医药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体系，是科学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原来认为科学是一元的看法实际上是源于割裂科学与人文所引起的。我个人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并且通过阅读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的著作，发现这种割裂对“原初科学”已经失去了解释和理解能力。他在谈到“科学在希腊人那里仍处于‘胚胎状态’，而很少得到发展”的现象时说：
但是，这并不是说希腊科学是“落后的”。我们应该承认，它也是一种“科学”，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意义上的“科学”，它趋向于不同的目标。希腊科学是有价值导向的，而现代科学并不如此。它试图在自然的理性秩序中体察出作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规范，寻找一种好的生活标准，以及人们不能不受惩罚地超越的界限。这种把理性读解为合理的做法是我们所陌生的。
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并非只有希腊人具有关于自然中秩序的上述看法。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思想，例如，承认存在着统辖自然事物的原则，它们也是明智地安排人类事务的标准，这就是“阴”与“阳”这两种对立的力量，它们两者之间的平衡标志着事物的理想状态。
作为西方哲学家，冯•赖特在对现代科学的审察中发现了其所依从的原则在解释其古代科学与文化渊源时的缺陷。其实，在西方科学界和人文学界，与他持相同看法的学者还有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表现出对于东方文化的热情和推许。这里不再罗列他们的看法和论述，而代之以中国学者的观点。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指出，“自然合理”的理念比“科学合理”的理念更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特征，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更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以适合和符合事物本来发展的途径与趋势去认识、去实践。在具体把握这种主客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以“心”来代表认知主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由内而外的“价值化”的次序。在界定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时，费孝通先生说：
“心”的主观性和它的道德性，包含着对认知主体的“人”本身的鞭策和制约。这种观念，不同于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强调的那种超然置身事外、回避是非的“价值中立”、“客观性”等观念，而是坦诚地承认“价值判断”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它不试图回避、掩盖一种价值偏好和道德责任，而是反过来，直接把“我”和世界的关系公开地“伦理化”（ethicization 或 moralization），理直气壮地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探索世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的过程，这种看法与一般科学探索的不同点在于提出了“个性化时代”的学术发展趋势。我本人曾经通过对整体的生成原理的研究后认为，新道家的文化观或者说科学观其实就是要开创“个性化科学”的时代：
新道家的文化观必然要求个体的人对自己命运的根本主宰。在此基础之上理解“新的启蒙运动”，我们看到，它对未来科学的要求将是个体化的科学，文化亦是个体化的文化，通过个体，科学与人文融合为一。
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在到来的时候，有关知识的性质就不再是一种客观知识而转向对主观知识的探求，后者也称为个人知识。这种知识观的变化虽然还不能够一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者来说，这样的知识观恰恰是一种创造性的学说，而其中最具原创性的学者当属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他的著作《个人知识：迈向后批评哲学》为人们从“客观化”的知识模式中走出来提供了工具性的理论，并带来了当代知识论的转向。现在看来，这种转向为可能说明中医学的理论性质带来了机遇，从而也为大家虽然意会但难以述说其理的关于中医学之为“个性化医学”提供了理论支持。
大体来说，迈克尔•波兰尼关于知识论的贡献是将知识从性质上分为客观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者称为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并着重阐述了前者的局限性以及后者的实在性且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开拓了科学研究的境界，为弥补科学与人文的隔阂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本篇报告得以采用知识论的框架来讨论中医学的理论性质，从而避开了关于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只有从这个陷阱中超拔出来，中医药的知识创新战略才能够呈现其对于未来社会的意义。
2.2 中医药知识的意会性质
2.2.1 波兰尼思想概述
我初次接触到波兰尼关于意会知识的论述是通过刘仲林先生的《古道今梦——中华精神第一义：新认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一书，其中将《庄子》的思想与波兰尼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而其所谓“新”实际上是指中国古代的学说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不失为“新”。当时我正处于博士生求学阶段，刘仲林先生的看法有助于我对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研究。其间我在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哲学与宗教学前沿”讲座时，金吾伦老师谈到了他关于整体生成论的研究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关注，希望按此路径和方向能够使中国的天人合一学说得到科学合理的阐明。在接下来的课程论文中，我尝试用波兰尼的思想对当代新道家的科学观进行解释，有关努力受到了金吾伦老师的充分肯定，增强了我的研究信心。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关于《黄帝内经》的研究，当时我又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选修有关课程。在一次讨论课上，我关于波兰尼的意会知识与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可能相关的想法得到了王洪图老师的肯定，虽然话语不多，但其“印证”意义很大。及至当我把“道”与“神”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核心加以研究时，我的导师胡孚琛先生认可了这个方向，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关注科学时代下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就在去年，他因感到生命的紧迫性而把《道学文化的新科学观》作为第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如今这篇论文已经在《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上发表。
从我接触到的学术界诸家来看，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促进中国当代学术创新的一条主线。至于是通过科学还是借助于科学而实现创新，这本质上是两条不同的创新路线。老一辈哲学家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哲学对当代科学殊少贡献的现状时，其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楼宇烈先生认为，如果看不到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不从自身的传统出发，尽管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长处，但是以后的大格局将仍然是“三十年河西”。作为“河西”人，波兰尼是在自己的传统上往前走了一步，改变了科学认识的图景。只是同样是“新”，他的创“新”与我们的不失为“新”仍然具有不同的特色。
波兰尼是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早年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和教学，出版过《原子反应》一书，后来转向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他生前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获得过哲学博士、医学博士、荣誉理学博士、荣誉法学博士等头衔，同时对艺术也有较深造诣，是一位跨学科的人物。波兰尼的哲学思想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源于他对科学的计划性的反对，根植于他对个体发现观的信念，即他相信科学应由个体（即科学家个人）自由地发展，并由此而建立了他自己的知识理论。194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大部头的哲学著作《科学、信仰与社会》，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为他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他后来又出版了《自由的逻辑》（1950）、《人的研究》（1959）、《超虚无主义》（1960）、《意会的范围》（1966）、《知的存在》（1969）与《意义》（1969），将其哲学思想应用到对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分析。《个人知识》是他在《科学、信仰与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抱负是恢复长期以来被客观主义框架歪曲了的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他认为，这种客观主义的科学观或知识观以其大规模的“现代荒唐性”几乎统治了20世纪的科学思维，而这种见解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在该书的前言中，他认为这种理想的欺骗性已经超出科学领域的范围：
我的探讨是从拒绝科学的超脱性理想开始。这种虚伪的理想在诸精密科学中或许无害，因为在那里科学家们事实上对它视而不见。但是，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我们将看到它施加的毁灭性影响，它的欺骗性对我们整个视野的影响远远超越科学领域之外。
为了确立另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理想，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这个新词语，通过识知者个人的参与，把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表述统在一起，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这种改变是通过识知者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实现的，而领会过程需要理解行为主体的个人参与。因此，“客观”只是在如下的意义上才能够成为客观：
领会既不是一项任意的行为，也不是一种被动的经验；它是一项负责任的、声称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从识知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被定义为预期着范围不定的、依然未知的（也许还是依然无法想象的）种种真实的隐含意义的条件——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识知确实是客观的。
但是，这种客观只是领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在性质上与知识的意会性（默会性）和个人性是统一的。所谓意会性，是指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言传的性质，这种性质要求知识需要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掌握，这一整体就是识知人焦点关注的中心，它的细节则成了识知人附带关注的线索或工具。这里值得重视的是，虽然识知人对整体和它的部分的关注或警觉性相同，但关注的方式却不一样。一旦改变了关注的方式，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细节上来，那么，关于整体的意义将会立即解体。他举例说：一位钢琴家在弹奏音乐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他正在弹奏的音乐上转移到观察他正用手指弹奏的琴键上，就会发生混乱并可能不得不停止演奏。因此，他认为：“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确定我们的行为的细节，而它的不可言传性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聚集在这些细节上，我们的行为就会崩溃。”正是基于这种观察和发现，波兰尼确立了另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理想，使得关于整体的知识具有优先的地位。而在这种意义上，“人”参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只有把它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才能识知一个成功的系统，而对其细节我们只是附带地觉知。而且，除了把这些细节与整体联系起来以外，我们无法有意义地研究它们。此外，我们正在沉思的成功的层次越高，我们对自己的题材的参与度就必定越深。
按照这种逻辑，当我们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时，如何才能够保证成功呢？波兰尼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看到人的整体性的表现，而“人崛起的顶峰在于精神世界的展开”，“发展到精神世界的突生”，使“个人一极到处都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对“自主性”的强调是源于“人”与“物”的不同，现代科学对“物”的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不能移植到“人”身上，不成功的移植则必然导致不成功的认识。对“人”来说，从“精神”着手来认识和把握，不仅是现代知识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医学的一贯之道。
2.2.2 中医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
在国内关于波兰尼的研究中，人们对其关于知识的分类在大体上是一致赞同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在应用波兰尼的理论时，更重要的是“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因此，人们依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割裂自己的传统，不能真正沿着自己的道路自主发展。这种现象在中医药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思考关于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战略问题时，我深切感到尽管国外学者的论述有助于增进对问题的认识，但是从更基础的意义上来看，这些论述难以代替传统的自我表述，特别是对中医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循开放性的“自主创新”之外，其它创新方式虽然在宽泛的意义上扩大了中医药知识的应用领域，但是其本身并不是保持中医药持续创新的恰当方式。
在中医学理论中，能够涵盖“自主性”意义的概念应当是“神”，即人自己的精神。“神”在哲学意义上代表着人的自我主宰性质，扩大来讲，即人必须通过对“主宰性”的认识才能自己把握自己的健康以及命运。“神”的自用是中医学与原始宗教的根本区别，标志着中医学作为人文文化的成熟。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黄帝内经》及中医学理论和技术的生发点，通过对“神”的阐释，不仅能够把握中医学理论的内核，而且能够把握其与中国文化的相通性，可以通过“神”来领会“易”、“道”、“理”、“心性”、“气”、“阴阳”等概念。在更广泛接触和理解当代文化和科学领域的过程中，把握这个概念具有促进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意义。这种创新不是要发现新概念去代替本来的理论系统，不是要寻找一个新概念来实现对中医学的“重建”，而是通过对“精神”的再认识评估中医学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及其对人类知识结构的贡献度。
对上述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实际上是要具体考察人类不同的知识与精神之间的关联性，而事实上没有哪一类知识与精神没有联系，它们或者就是关于精神本身的知识，或者是通过精神的参与而建构的知识。这样的分类与波兰尼对知识的分类是一致的，但是按照这种认识方式，人们对知识的理解还是平面化的，不能反映精神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性。况且按照西方学术的说法，“精神科学”就如“个人知识”一样，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矛盾。
就我自己对中医学的理解来看，上述矛盾在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医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科学。在一般情况下，科学尚不能成熟地研究和把握精神问题，这也是医学不能称为科学的原因。但是，中医学是成熟认识和把握精神的知识体系，其标志在于“用神”，即发挥精神的功能用于养生、康复、治疗以及宗教等各种不同的目的。下图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条件下中医学的应用领域，大体可见其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中医学的这种作用实质上来源于其关于精神的自主性原理，以“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为指导原则。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在客观主义知识论的统治下，中医学的现代发展处于整体上的“失神”状态，不能够充分展现其精神世界的自主性。由此可见，波兰尼对个人知识的强调，指出客观知识的虚伪性，这个方向也是恢复中医学本来面目所应当遵循的自主发展方向。实际上，一旦中医学再次走上了发展的正轨，其在整体上对当代世界的贡献将有可能超过西方纯粹哲学的贡献。这是因为后现代哲学在对科学解构之后并没有完成对新科学的建构任务，而依赖主体的建构仍然缺乏真正促进主客统一的方法。
2.2.3 中医药知识的意会性质
在比较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的差别时，专家们基本上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医学注重对人的整体调节，意在人而及其病，而现代医学则相反，只看重病的局部表现而忽视了人的整体性。如果按照波兰尼关于知识的划分，则前者注重意会知识而后者注重明晰知识。
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说成知识的东西，像用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表达出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不能系统阐述出来的知识，例如我们对正在做的某事所具有的知识，是知识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称前一种知识为言传的（Explicit）知识，后一种则为意会的(Tacit)知识。”在比较这两种知识的特点时，波兰尼认为意会知识首先是个人知识，它比言传知识更基本，不仅在逻辑上先于言传知识，而且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意会知识的结构在理解活动中表现得极为清楚。这是一个领悟过程：把不连贯的局部理解为完整的整体。
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医学知识的意会性质时，必须把它放在一个理解的活动中，而不是作为与理解主体不相关联的独立对象。这种认识方式不同于我国当前通行的“言传”式的研究方式，后者实质上是通过分析而解构了意会知识的整体性。
按照上一节的表述，最能够代表中医学知识之意会性质的概念当属“神”，即精神。这个概念在中药上的表现就是“药性”。按照目前的科研方式，人们尚一时难以找到恰当的设计去理解，这也是国家973基础研究计划中医药理论专项着力破解的目标。按照中医学的传统，对“精神”或者“药性”的知识只能来源于人的感受和体验，并受到自然之道的影响和制约，所谓“望闻问切”和“升降浮沉”以及其间细微的差别辨识皆是直接体验的描述，至于结果是否客观则因人而定。因此，对观察对象的研究和定性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本人的认识水平，而这种认识以“天人合一”为终极标准。所以，在《黄帝内经》中，将“天”“地”“人”作连贯性的统一考察就成为一种范式。例如，《素问•著至教论》说：
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可以说，中医学就是以这样一种范式建立起来的，而其关键则在于“人”的精神的认知。但只有“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于“行”，达到“知行合一”。我们以此原则来看待中医学的实践方式，发现这种以“行”为目的的“知”实际上是分层次和质量的，最高的“知”属于“独知”，亦即“个人知识”。在这种“独知”状态下，中医学知识的意会性是不言而喻的，望闻问切的工夫无一不是以见“独”为旨归。
在《黄帝内经》之后的中医学发展中，流派的创立以及新技法的实践丰富了其知识体系。据《中国中医联合目录》所载，中医古籍数多达12124种。这些知识在表面上应当属于言传知识，而其用则依然属于意会知识。当前很多人不会应用，不是因为这些古籍已经失传，而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以意会的方式去理解它们，从而失去了这些知识的本性。而要恢复这些知识的本来面目，当务之急则是首先要学习古人的传统，重新肯定中医的传统，使传统不失为“新”。
但是，学习传统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客观主义知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人们要改弦易辙需要从头做起，而这一般来说是需要花费巨大成本的事情。只是如果不做，那么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本将比学习成本更大，以至于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中医学传统的恢复和复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门学问的再发展，在更基本的意义上是通过焦点中心的转移及其关注方式的变化，我们发现了时代变革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注重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发展极限的突破应当首先来自于认识上的转变，而通过中医学所遵循的认识路径来看，提高人类主宰发展的能力将成为发展是否可能的关键。
3 中医药知识创新的机遇
通过现代人的努力来恢复古代的精神传统，其在意义上与使传统走向现代舞台是相同的，都存在如何理解的问题。在我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疑古”、“信古”、“释古”各成一家，与《黄帝内经》的“崇古”遥相呼应。同样，我们也看到，“复朴”、“复礼”、“复性”等主张也与“古”相关。在《黄帝内经•素问》的开篇，我们便看到关于“上古”时代的“至人”、“真人”、“圣人”、“贤人”的描述。如果我们不把该书看作文化史的著作而看作科学史的著作，就会感到中国关于科学史的写法与西方不同，不是以技术而是以人为中心编撰的。
现代科学技术可以通过C14的衰变期来确定出土文物的年代，研究古代文明的早晚，给出可以言传的知识。但是这一技术在感知古代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却显得不足，对古代文明的解释还是需要意会知识。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后贤对前贤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心心相印”的方式实现的。按照中医学“心主神明”的理论，这种方式也可以说是“神会”或者“神契”。波兰尼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重建一个群体自身的历史连续性。所谓连续性，实际上是指“变易”中有“不易”，通过对“不易”的理解求得“变易”的途径。那么，对中医学的现代发展和创新来说，现代社会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需要它的参与和建构，从而显得不可或缺呢？
在中医学理论里面，“机遇”就是“神机”。《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因此，“机遇”与“机息”是相对而言的。我们看到，从整体来看，由于自身的发展，作为客观主义知识论的科学时代与意会知识占主导作用的时代正在发生手拉手的更替，人类需要通过对连续性的领会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和知识。这一转变是通过“节约”而带来的“增长”方式实现的，即通过“为道日损”而实现“为学日益”。这种知识的转型表现于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诸领域，而以社会的形态作为整体，成为制约和引领科技、经济、文化等各个系统发展的最终因素。否则，人类未来的发展将从整体上失去意义，造成人性的沉溺和迷失。而作为一种文化解读，中医学原理所要求和依凭的正是人性中的积极力量，所谓“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实质是首先保证精神的觉醒，然后才能有所“守”而获得最佳结果。相比之下，这种以“精神”或者“人性”作为中介的原理较单纯以“物”为工具手段将更多地鼓励参与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可以预见，培养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将是未来社会的必修课，而中医学有可能成为主干课程。
早在多年以前，这一趋势就已经被未来学家所看到。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为其著作《HighTech/HighTouch》的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
在《大趋势》中，我认识到我们正同时朝高科技和高思维两个方向前进，每出现一种新的技术，相应地就会有一种人性的反应作为代偿；我们的生活愈是浸沉于科技，人们就愈是想与他人相处（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参加读书俱乐部，带孩子看足球赛，等等）；医药越是具有高科技含量，人们就越是对另类疗法感兴趣；我们越是在电脑前用脑力而非用体力，我们的休闲活动就越是具有高思维和满足感官享受的性质（做园艺，烹饪，做木工，观鸟，等等）。最初对高科技／高思维二者关系的构想可以用一个实用的、具有指导性的词来概括，那就是平衡，即求得物质奇观与人性精神需求的平衡。……
在注意科技对人性的种种后果时，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忽视高思维，因为这一平衡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我们相信，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之一，在高思维方面能为人类做出许多贡献，例如中国人对天、地、人的看法，灵性、伦理、哲学和人际关系的丰富知识。随着中国和大中华圈的重新崛起，发扬其宝贵文化传统的复兴也将为世界提供宝贵的“高思维”资源，从而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
该书的中文名译作《高科技高思维》，有学者曾经对“高思维”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High Touch”与“思维”没有直接关系，与什么“高思维”更没关系，甚至以为汉语不通。其实从意会的角度来讲，这种译法非常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传统，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之高足以使“技术性思维”黯然失色。按照奈斯比特的预测，伴随高科技而来的将是对“高思维”的需求，用以主宰和驾驭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意会”正是“高思维”的表现方式。从中医学的本性来看，其中蕴藏着丰富的“高思维”资源，对于“平衡”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价值意义。只有社会平衡发展，才能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医药的知识创新在战略上应当跨越“技术性思维”的障碍，通过“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自觉，提升社会的整体认识水平，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其蕴藏的潜力。由此来看，中医药的知识创新战略实际上是以社会创新为导向的，单纯的科技创新或者文化创新都容易造成“见指不见月”的偏弊。把握社会才能把握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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