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工委遭重创

　　在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座烈士雕像。这是宁夏人民为纪念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烈士崔景岳等人而建立的。
　　1938年12月，国民党“防共”“反共”的逆流席卷了宁夏。宁夏军阀马鸿逵加紧了对宁夏抗日进步力量的监视和打击，下令取缔了抗日团体，并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宁夏工委决定将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杨一木、何广宽等10余名党员先后撤离了宁夏，只留下了杜琳、白玉光、马云泽等部分党员。工委书记李仰南因工作需要改名为杨维宝冒险隐蔽下来，继续领导宁夏工委的工作。但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开展工作极其困难。他一边继续工作，一边请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另派人来宁夏接替他的工作。
　　1939年10月，中共中央派时任陕西省委秘书长的崔景岳和王博（王连成）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12月，崔景岳和王连成辗转来到了宁夏。他们一到宁夏，就同宁夏各地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着手对宁夏的基层党支部进行整顿，确定了各支部的负责人。1940年3月，崔景岳等共产党员在宁朔县汉坝小学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新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部长，王博任宣传部长。新成立的中共宁夏工委共有5个党支部，26名党员。另外，还有在中卫和同心海如小学任教的王世同、孟长有等人。根据工委的决定，崔景岳给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写了情况汇报，派江生玉送往延安，并再三叮嘱江生玉半月内务必动身，否则销毁报告。而江生玉既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奔赴延安，也未将报告销毁，这给日后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受重创埋下了隐患。
　　马鸿逵特务机关对外地来宁人员盘查监视很严，当特务机关掌握了杜琳是抗大学生的情况后，便将特务李郁华派往杜琳所在的新城小学任实习教师，伪装进步，接近杜琳，以骗取杜琳的信任，并暗中监视他的行动。杜琳没有识破敌人的圈套，毫无防备，暴露了自己。1940年4月13日，杜琳邀崔景岳到他家商议要事。崔景岳到杜琳家后，被尾随而至的特务李郁华侦知。夜里12点左右，敌特军警将两人逮捕。特务用酷刑审讯，杜琳经不住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敌人提审崔景岳时，从崔景岳的身上搜出了马云泽让他到银川采购课本教具的证明。当夜，敌人逮捕了开书店的陈选民，在宋澄堡逮捕了马云泽。之后，在中宁和同心逮捕了江生玉、王世同、姚怀廉、孟长有等11人。在敌人的酷刑下，崔景岳镇定自若，沉着应对，敌人一无所获。江生玉贪生怕死，自首叛变，供出了白玉光和王博，还有崔景岳写给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的秘密报告，案情随之扩大。在敌人的大搜捕中，共有30多人被捕，其中有16名党员，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声浪甚嚣尘上，马鸿逵也不甘示弱，他授意特务头子马效贤、高中第以“高官厚禄”引诱崔景岳悔过自新。遭崔景岳断然拒绝后，敌人于1941年4月17日晚将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三位共产党员押至宁夏城城隍庙后活埋。崔景岳、马文良、孟长有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崔景岳牺牲时年仅30岁，马文良29岁，孟长有只有25岁。

重组宁夏党组织

　　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宁夏的局势，在宁夏工委遭到重创后，迅即组建了中共金（积）灵（武）工委，领导宁夏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又调整建立了中共河东工作组，加强对宁夏工作的领导。
　　中共金灵工委。1940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遭到敌人破坏后，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由中共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负责。三边分区党委统战部根据马鸿逵对外实行严密封锁、对内实行军阀统治，不易派人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建立中共党组织，在宁夏逃到边区的移民、难民和逃兵中开展工作，然后逐步向马鸿逵统治区扩展的办法，打开宁夏工作的局面。
　　1942年9月4日，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9月中旬，中共金灵工委正式成立，书记为何广宽，宣传部长为江云，组织部长为许宗岳。工委成立后，首先从移民、难民和马部逃兵入手，进行调查了解，选择和培养工作对象，建立工作联系。然后，再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利用亲朋好友关系向马鸿逵统治区渗透并开展工作。同时，在盐池县党政领导的积极配合下，发动群众，对从宁夏国民党统治区逃来的移民、难民进行妥善安置，帮助解决住房、口粮、耕地、耕畜困难，使他们安居乐业，享受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移民、难民和逃兵中不少是回民，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三边分区、盐池县党政领导和中共金灵工委都十分重视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金灵工委特意在定边设立回民自治区，在盐池回民聚居的回六庄设立回民自治乡，划归回民自治區管辖。在民主选举中，回民自治区、乡单独选举，并在各级参议会中留给议员名额。定边、盐池还修建了清真寺，建立了回民学校，为回族群众的宗教活动和子女上学提供了方便。对来往回民商人也给予照顾，及时发给“护照”，使其来往方便，有利可图。通过以上种种措施，提高了移民、难民、马部逃兵和广大回族群众对共产党和边区民主政策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中共金灵工委还在移民、难民和马鸿逵部逃兵中培养了部分积极分子，个别比较成熟者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马鸿逵统治区开展工作。同时，设法同一些原有统战关系取得了联系，扩大工作面。建立的新关系有磁窑堡煤矿工人苗发明，灵武县城东门外居士李善堂等，恢复旧有统战关系有吕士元、孙学秀、夏麟阁等。通过移民、难民和这些新旧关系，调查收集了许多有关马鸿逵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材料。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中共三边分区党委改为中共三边地委，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为充实地级机关领导班子，江云、许宗岳调往地级机关工作。1943年3月，工委书记何广宽因参加整风运动，不能坚持工作，中共金灵工委遂于3月1日撤销。
　　中共河东工作组。1944年下半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马鸿逵对边境的封锁有所放松，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及时调整宁夏工作方针，改变以往只注重一般性交际统战工作，不注重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制定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计划。同时派出干部，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三段地建立了3个工作据点，划分了各据点的主要活动范围，要求相互配合，做好工作。余庄子据点由梁大均、李健负责，活动范围为灵武，逐步拓展到永宁、宁朔、贺兰3县；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活动范围为盐池、同心、金积、中宁、中卫5县；三段地据点由王延负责，活动范围包括平罗、惠农、陶乐、磴口4县和阿拉善旗。由于组织工作和干部力量得到了加强，各据点的工作都比较活跃、进展快。各据点进一步加强了在移民、难民中的工作，在原有工作基础上，经过考察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发展的秘密党员有永宁的王克和、周光耀、周光智、朱九章，贺兰的陈芳、邓万福等，陶乐的李双双、孙鸿谋，平罗的仇思诚、仇思忠，惠农的徐文彬、任天才等。通过这些党员利用亲友关系，把工作延伸到了马鸿逵的统治区内，派人到马鸿逵的统治区内开展秘密工作，收集情报，并在马鸿逵的部队中进行策反活动。 　　1945年3月，中共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献，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中共河东工作组成立后，结合当时的形势，将建党工作和群众的自发斗争相结合，重视和加强国民党中层干部的统战工作，在工人和农民中发展党员，培养党的核心骨干力量。截至1946年2月，共发展党员131名，分布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11个县，并与74名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建立了统战关系，从而打开了宁夏工作的局面。1946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成立在中共三边地委领导下的中共宁夏工委，中共河东工作组随之撤消。

边区盐池别样天

　　盐池县位于陕、甘、宁、内蒙古四省交接处，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是1936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境内建立的6个县级政权中唯一坚持到全国解放的一个县。盐池战略地位重要，又盛产食盐、甘草、裘皮、煤炭、石膏等，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期间，宁夏马鸿逵部和伊盟蒙古兵经常骚扰盐池县，制造纠纷和摩擦。中共盐池县委、县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各区建立了统战委员会，组织群众击退马部和蒙古兵的侵扰。1942年，中共盐池县委、县政府组建了盐池骑兵游击队，后来扩编为骑兵团，在交界地带抗击蒋、马部队，打击清乡团和土匪，保卫了边区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盐池县大力垦荒，增加耕地，政府帮助解决劳动力，并发放救济粮款，调剂种子，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县、区、乡成立了春耕、夏耕、秋收委员会，组织男女老少参加生产。据统计，1939年全县开荒2.24万亩，1942年开荒6.48万亩，1943年开荒达11.98万亩。1945年耕地面积比1938年增加了两倍多。同时，畜牧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通过开荒种地，机关学校部分或完全解决了粮、油、肉、菜的供给。除开荒外，部队、机关、学校和农民还开展了副业生产，挖干草、烧砖、种菜、养猪、养羊等，增加收入。1936年盐池解放时有羊只4.8万只，1945年发展到15.7万只，牛从原有的1100多头发展到4100多头。打井取水、湖中捞盐、加工面粉、养殖烧砖等活动，既实现了自给自足，显著改善了干部、战士、教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密切了干群、军民关系。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盐池县克服各种困难，大力发展工商事业。在中國共产党领导下，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安定，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政治清明，干部廉洁奉公，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劳动人民的乐园。这与马鸿逵统治下的地区抓兵、抢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盐池县，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宁夏山川的广大劳动人民，“人人都往东山里跑”成为人民群众反抗马鸿逵统治的最好写照。G
　　（作者单位：共产党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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