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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起源（1990.6-），男，彝族，四川省攀枝花市人，社会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
刘和（1990.8-），男，汉族，四川省重庆市人，社会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
摘 要：通过近期频繁报道的广场舞扰民这一社会现象引发关于城市公共空间严重缺乏的思考，从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空间的缺失会造成公共政治认同缺失，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建议加大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丰富公共空间的内涵，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关键词：公共空间；政治认同；公民精神
一、公共空间的概念
公共空间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从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来公共空间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从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来看，至少有两种视野，一个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概念，另一个是物质环境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概念。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即“公共领域”概念源自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Polis。公民可以任意在广场自由地发表言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
鲍曼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旨在形成公众舆论，体现公共精神，以大众传媒和社团活动为主要运作工具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空间，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公共空间应包含理性批判、公开开放、自由商谈多元共存、平等自治、普遍利益等价值内容，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理性的批判，通过批判形成公众认可的作为讨论依据的价值尺度，并形成真诚坦率能够展开商讨的交往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作出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1]
二、城市公共空间缺失的典型案例及表现形式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典型案例——广场舞扰民
案例1.
“泼粪事件”。2013年10月23日晚，武汉市民按惯例去跳广场舞。仅跳一会儿，就感到空中有东西飘落，很多人都被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人们发现泼下的竟然是大便。
案例2.
“鸣枪放獒”。2013年8月30日晚上8时左右，北京市民施某因实在无法忍受小区内邻居跳广场舞噪声，与邻居们发生争吵，并产生了过激行为。通过向空中鸣枪并放出自己饲养的藏獒，来表达对跳舞的人群的抗议。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广场舞扰民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人民群众集中活动的物质环境公共空间的缺失、物质环境的公共空间与住宅之间安排不合理造成的。物质环境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具备承载使用活动功能的物质空间，它总是体现为某些特定的社会功能，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与政治要素，一直与人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领域相联系。
台湾学者夏铸久提出，“公共空间是在既定权力关系下，由政治过程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所需的一种共同使用之空间”。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则将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部分称之为“核”，并说“这些‘核’代表了一定社会文化含义，它使得个体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身的位置”。[3]
（二）城市公共空间缺失的表现形式
1.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缺失
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更多表现在空间的功能设计的公共性，其缺失的程度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转变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更多地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性服务，而忽略了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使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出现了异化与消解。部分收入较低的群体因无力承担现代城市生活负担而游离于在城市的边缘，很难享受到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各种福利与方便。
2.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缺失
城市公共空間的人性化缺乏表现在设计理念上。居民在公共空间内的休闲娱乐活动都是居民自己在适应环境，而公共空间的设计并没有主动引导人们的休闲娱乐行为。目前我国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大多是由规划师直接设计的，而没有从老百姓的角度加以设计，再加上设计的速度特别快，当设计质量达不到适宜人的公共活动的时候，在公共空间跳广场舞就成为市民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4]
三、重构城市居民公共空间达成政治认同
利益实现是政治认同的动力机制，公共空间是各方利益之表达与沟通公共利益形成之渠道。只有在尊重和努力实现各个特殊利益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之间才能进行沟通和协调，并在此基础上促使人们认同、追求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只有在公共空间中，各方利益才能得到表达、沟通与交流，在相互的沟通与交流中达成相互妥协，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进而生成公共利益，在利益实现中形成政治认同。
空间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了平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共识是基于一定的利益共性而形成的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这种心理、意识层面的共同认识或倾向是形成共同的态度和行为的基础，是形成政治认同的意识基础。正是在公共空间中，公民通过理性的交往、沟通，在互动中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政治认同。
这种认同感的传递是在工作场合和政治系统自身之外进行的，即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的。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民主参与、理性共识的基础上，而公共领域正是这种民主参与、理性共识得以形成的重要场域。公共空间构成了孕育公民文化的重要平台，从而为政治认同提供文化保障。
四、基于公民社会构建的“公共领域”理论归宿审视
在探寻“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的“民主之光”为推动中国式民主政治改革注入了强大推动力，并演化出极具“中国化色彩”的理论与实践归宿。
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何以能实现对公共权力实践的监督和制约，并使其放置于合法性框架之内？同样是市民主动参与对社会问题商谈、讨论、批判的结果。
毋庸置疑，公民社会是一个真正凸显“还政于民”理念并切实践行的自治模式，公民社会参与度越高，才能更快的实现公民社会化。在此语境下，需要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发挥协同合作精神，以实现对社会的民主化、合法化管理。对此，让民众参与到政治治理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效提高官方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优化官方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以抬升官方的社会公信力。[5]
继续强化“公共场所”的开放多元性，以提供不同群体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诉求渠道，为实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民众”的理想铺平话语空间。然此时的利益诉求表达公众必须具备“公民精神”，此乃公民社会建设的精神脊梁。[6]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 秦红岭.城市公共空间的伦理意蕴.现代城市研究[J].2008.
[2] 刘云虹.在建构公共空间中寻求政治认同——鲍曼公共空间理论的视角[J].学海2013.
[3] 袁继芳1、陈建国2 从广场舞扰民看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9
[4] 郭为桂.公共空间与公民参与：大众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重庆社会科学.2005
[5] 沙金.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我国社会构建的启示[J].求索.2011.
[6] 彭立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刘和（1990.8-），男，汉族，四川省重庆市人，社会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政策。
摘 要：通过近期频繁报道的广场舞扰民这一社会现象引发关于城市公共空间严重缺乏的思考，从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空间的缺失会造成公共政治认同缺失，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建议加大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丰富公共空间的内涵，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关键词：公共空间；政治认同；公民精神
一、公共空间的概念
公共空间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从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来公共空间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从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来看，至少有两种视野，一个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概念，另一个是物质环境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概念。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即“公共领域”概念源自于古希腊雅典时代的Polis。公民可以任意在广场自由地发表言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显示了公共领域的存在。
鲍曼认为公共空间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旨在形成公众舆论，体现公共精神，以大众传媒和社团活动为主要运作工具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空间，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公共空间应包含理性批判、公开开放、自由商谈多元共存、平等自治、普遍利益等价值内容，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理性的批判，通过批判形成公众认可的作为讨论依据的价值尺度，并形成真诚坦率能够展开商讨的交往氛围，由此对公共事务作出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理性判断。[1]
二、城市公共空间缺失的典型案例及表现形式
（一）城市公共空间的缺失典型案例——广场舞扰民
案例1.
“泼粪事件”。2013年10月23日晚，武汉市民按惯例去跳广场舞。仅跳一会儿，就感到空中有东西飘落，很多人都被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人们发现泼下的竟然是大便。
案例2.
“鸣枪放獒”。2013年8月30日晚上8时左右，北京市民施某因实在无法忍受小区内邻居跳广场舞噪声，与邻居们发生争吵，并产生了过激行为。通过向空中鸣枪并放出自己饲养的藏獒，来表达对跳舞的人群的抗议。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广场舞扰民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人民群众集中活动的物质环境公共空间的缺失、物质环境的公共空间与住宅之间安排不合理造成的。物质环境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是具备承载使用活动功能的物质空间，它总是体现为某些特定的社会功能，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与政治要素，一直与人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领域相联系。
台湾学者夏铸久提出，“公共空间是在既定权力关系下，由政治过程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所需的一种共同使用之空间”。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则将城市空间中的公共交往部分称之为“核”，并说“这些‘核’代表了一定社会文化含义，它使得个体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身的位置”。[3]
（二）城市公共空间缺失的表现形式
1.城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缺失
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更多表现在空间的功能设计的公共性，其缺失的程度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转变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使得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更多地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性服务，而忽略了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使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出现了异化与消解。部分收入较低的群体因无力承担现代城市生活负担而游离于在城市的边缘，很难享受到现代城市所带来的各种福利与方便。
2.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性化缺失
城市公共空間的人性化缺乏表现在设计理念上。居民在公共空间内的休闲娱乐活动都是居民自己在适应环境，而公共空间的设计并没有主动引导人们的休闲娱乐行为。目前我国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大多是由规划师直接设计的，而没有从老百姓的角度加以设计，再加上设计的速度特别快，当设计质量达不到适宜人的公共活动的时候，在公共空间跳广场舞就成为市民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4]
三、重构城市居民公共空间达成政治认同
利益实现是政治认同的动力机制，公共空间是各方利益之表达与沟通公共利益形成之渠道。只有在尊重和努力实现各个特殊利益的基础上，不同的利益之间才能进行沟通和协调，并在此基础上促使人们认同、追求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只有在公共空间中，各方利益才能得到表达、沟通与交流，在相互的沟通与交流中达成相互妥协，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化，进而生成公共利益，在利益实现中形成政治认同。
空间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了平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政治共识是基于一定的利益共性而形成的共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这种心理、意识层面的共同认识或倾向是形成共同的态度和行为的基础，是形成政治认同的意识基础。正是在公共空间中，公民通过理性的交往、沟通，在互动中达成政治共识，实现政治认同。
这种认同感的传递是在工作场合和政治系统自身之外进行的，即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的。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民主参与、理性共识的基础上，而公共领域正是这种民主参与、理性共识得以形成的重要场域。公共空间构成了孕育公民文化的重要平台，从而为政治认同提供文化保障。
四、基于公民社会构建的“公共领域”理论归宿审视
在探寻“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的“民主之光”为推动中国式民主政治改革注入了强大推动力，并演化出极具“中国化色彩”的理论与实践归宿。
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何以能实现对公共权力实践的监督和制约，并使其放置于合法性框架之内？同样是市民主动参与对社会问题商谈、讨论、批判的结果。
毋庸置疑，公民社会是一个真正凸显“还政于民”理念并切实践行的自治模式，公民社会参与度越高，才能更快的实现公民社会化。在此语境下，需要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发挥协同合作精神，以实现对社会的民主化、合法化管理。对此，让民众参与到政治治理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效提高官方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优化官方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以抬升官方的社会公信力。[5]
继续强化“公共场所”的开放多元性，以提供不同群体基于自身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诉求渠道，为实现“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民众”的理想铺平话语空间。然此时的利益诉求表达公众必须具备“公民精神”，此乃公民社会建设的精神脊梁。[6]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 秦红岭.城市公共空间的伦理意蕴.现代城市研究[J].2008.
[2] 刘云虹.在建构公共空间中寻求政治认同——鲍曼公共空间理论的视角[J].学海2013.
[3] 袁继芳1、陈建国2 从广场舞扰民看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9
[4] 郭为桂.公共空间与公民参与：大众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重庆社会科学.2005
[5] 沙金.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我国社会构建的启示[J].求索.2011.
[6] 彭立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探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