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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以来，欧债危机成为了制约世界经济稳步复苏的最大障碍，美、欧、日三大经济板块增长因此同步放缓。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增速尽管仍居高位，但面临挑战明显增多。由于欧债危机仍然看不到解决前景，全球失业率高位徘徊，“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等风险依然存在，未来世界经济走势仍然不容乐观。
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受挫
主权债务危机严重。从全球范围看，任何主权债务引发的风险，都会引起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首先，欧债危机近期难见解决前景。在欧盟27个成员中，有13个成员公共债务突破了GDP 60%的上限。目前欧盟峰会对解决危机提出一揽子救援方案，重要的突破是减记50%的希腊债务，所谓减记，实际上是债务重组，将到期的债务更换为新的债券。其次，美、日等国家也同样面临主权债务的风险。据美国公共债务署2011年1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超过美国2010年GDP总额约14.6万亿美元，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的公共债务在GDP比重早就超过200%以上，远超过希腊的120%，未来两年日本政府也将承受偿还高额政府债务的压力。债务危机反映出西方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缺陷。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间的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往往延误救助时机；欧洲的高福利、高消费、低储蓄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导致了公共债务的长期积累。目前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都是短期对策，而且会使各自的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如果其本身社会经济制度没有根本变革，引起债务危机的结构性矛盾将始终存在，从而成为长期困扰西方和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在欧债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不仅欧盟经济的全面复苏难以想象，也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乏力带来的就业不足，没有一定的高速增长，任何国家都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失业率上升又会制约居民消费，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增长。其次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科技发展促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相对下降，带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但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低，创造就业出现瓶颈。第三是发达国家高福利制度造成的“养懒汉”现象则是危机时期自主失业的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还是劳动力丰富与资本稀缺的矛盾突出带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所致。当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转移，多年累积的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通货膨胀面积扩大。首先，美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依然存在。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方面是受控于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受制于美元。美元走强，价格回落；美元走弱，价格上涨。一旦美国宽松政策或是变相宽松政策推出，美元贬值， 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全球新一轮通货膨胀在所难免。第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压力。近些年，国际粮食价格步入趋势性上涨的大周期，极端气候的常态化、供求紧平衡、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用地减少等因素都使得粮价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价格刚性。第三，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局不稳，给油价带来“风险溢价”；美元持续走软带来“计价效应”，2010年底以来，名义美元指数贬值4%左右，使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估计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大约也有5美元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撑。第四，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对趋弱以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就会加大，如何避免“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依然存在
政策调控空间有限。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显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持续低迷和部分国家增长放缓仍是全球经济的主旋律。尤其是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美欧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加大。经过这次信心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发达经济体扩张性政策的底线已经出现，可作为空间已极为有限。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财政政策实际上处于紧缩状态。传统经济调整政策对景气恢复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
美欧日经济均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美国首次主权信用评级下降，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沉重打击。从2011年第三季度美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看，尽管制造业数据好于预期，但经济疲软程度超出预想。2011年8月美国就业岗位出现“零增长”，低于市场预期。说明美国经济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投资者对此极为失望，美国三大股指多日出现大幅暴跌。美股多次暴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打击非常沉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体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欧元区制造业两年来首度萎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危机面积已经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大国，欧洲银行业信用危机不断再现。从欧债危机的走势看，一般认为仅仅是开始，未来两年到五年，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欧债危机的不断扩大，对国际金融市场和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都将带来动荡。日本灾后重建面临外部环境制约，加上美元持续贬值，日元持续在历史高位徘徊，日本出口面临严重困难。
新兴市场难以独善其身。亚洲国家很难与发达国家市场“脱钩”，其制造业指数也呈现低迷状态。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去年8月中国制造业出口订单分项指标出现了两年来首次下降；8月份印度PMI由上月的53.6降至52.6，连续第4个月下滑，且达到了29个月以来的最低值。这些因素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融资成本上升，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遭受重创，大大抵消了正面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1日发布《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发达经济体面临债务危机深重、金融系统脆弱、有效需求疲弱以及决策空间受限等四大痼疾。特别是这四大痼疾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使其经济陷入泥潭。新兴经济体经济受发达经济体拖累增速也将放缓，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边上“蹒跚前行”。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杜梅萍
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受挫
主权债务危机严重。从全球范围看，任何主权债务引发的风险，都会引起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首先，欧债危机近期难见解决前景。在欧盟27个成员中，有13个成员公共债务突破了GDP 60%的上限。目前欧盟峰会对解决危机提出一揽子救援方案，重要的突破是减记50%的希腊债务，所谓减记，实际上是债务重组，将到期的债务更换为新的债券。其次，美、日等国家也同样面临主权债务的风险。据美国公共债务署2011年11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超过美国2010年GDP总额约14.6万亿美元，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的公共债务在GDP比重早就超过200%以上，远超过希腊的120%，未来两年日本政府也将承受偿还高额政府债务的压力。债务危机反映出西方经济体自身的制度缺陷。统一货币与分散财政间的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往往延误救助时机；欧洲的高福利、高消费、低储蓄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导致了公共债务的长期积累。目前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都是短期对策，而且会使各自的债务规模继续增大。如果其本身社会经济制度没有根本变革，引起债务危机的结构性矛盾将始终存在，从而成为长期困扰西方和世界经济的风险因素。在欧债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下，不仅欧盟经济的全面复苏难以想象，也将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乏力带来的就业不足，没有一定的高速增长，任何国家都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失业率上升又会制约居民消费，反过来制约着经济增长。其次是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科技发展促使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相对下降，带来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但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低，创造就业出现瓶颈。第三是发达国家高福利制度造成的“养懒汉”现象则是危机时期自主失业的重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失业问题主要还是劳动力丰富与资本稀缺的矛盾突出带来的劳动力供过于求所致。当然，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农业劳动力需要逐步转移，多年累积的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也是其中重要原因。
通货膨胀面积扩大。首先，美国推出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依然存在。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方面是受控于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受制于美元。美元走强，价格回落；美元走弱，价格上涨。一旦美国宽松政策或是变相宽松政策推出，美元贬值， 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全球新一轮通货膨胀在所难免。第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压力。近些年，国际粮食价格步入趋势性上涨的大周期，极端气候的常态化、供求紧平衡、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用地减少等因素都使得粮价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价格刚性。第三，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局不稳，给油价带来“风险溢价”；美元持续走软带来“计价效应”，2010年底以来，名义美元指数贬值4%左右，使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上涨，估计对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大约也有5美元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需求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撑。第四，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相对趋弱以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就会加大，如何避免“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依然存在
政策调控空间有限。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显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复苏势头，持续低迷和部分国家增长放缓仍是全球经济的主旋律。尤其是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美欧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加大。经过这次信心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发达经济体扩张性政策的底线已经出现，可作为空间已极为有限。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财政政策实际上处于紧缩状态。传统经济调整政策对景气恢复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
美欧日经济均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美国首次主权信用评级下降，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沉重打击。从2011年第三季度美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看，尽管制造业数据好于预期，但经济疲软程度超出预想。2011年8月美国就业岗位出现“零增长”，低于市场预期。说明美国经济内生性动力仍然不足。投资者对此极为失望，美国三大股指多日出现大幅暴跌。美股多次暴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打击非常沉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体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欧元区制造业两年来首度萎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危机面积已经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大国，欧洲银行业信用危机不断再现。从欧债危机的走势看，一般认为仅仅是开始，未来两年到五年，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欧债危机的不断扩大，对国际金融市场和整个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都将带来动荡。日本灾后重建面临外部环境制约，加上美元持续贬值，日元持续在历史高位徘徊，日本出口面临严重困难。
新兴市场难以独善其身。亚洲国家很难与发达国家市场“脱钩”，其制造业指数也呈现低迷状态。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去年8月中国制造业出口订单分项指标出现了两年来首次下降；8月份印度PMI由上月的53.6降至52.6，连续第4个月下滑，且达到了29个月以来的最低值。这些因素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融资成本上升，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遭受重创，大大抵消了正面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1日发布《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发达经济体面临债务危机深重、金融系统脆弱、有效需求疲弱以及决策空间受限等四大痼疾。特别是这四大痼疾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使其经济陷入泥潭。新兴经济体经济受发达经济体拖累增速也将放缓，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边上“蹒跚前行”。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杜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