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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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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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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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共七大前后国际国内比较有利的形势,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底线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密切关注伴随着抗战的逐步胜利,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新挑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认真考虑到各种"最坏"情况,力争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做好充分的预判和准备;积极准备、争取好转,努力引导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变,促成矛盾向有利于我方的态势转化,从而赢得主动,争取最有利的局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化解风险、以斗争坚守底线,努力克
抗战时期朱德围绕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深刻思考和丰富实践。他重视瓦解日军工作,帮助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发展,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1941年,他领导筹备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总结了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阐明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谁而战"等重要问题。朱德还倡议"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不仅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极大地影响全人类的发展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领导"米棉之战",应对和化解了棉花和纺织品供需紧张局面。他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为保证棉花的生产和稳定供应,推动纺织工业发展,提出并采取了多重举措:合理规定棉粮比价,调动农民种棉积极性;加大国家对纺织工业的投资;加大宣传动员,开展售棉储棉运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推动农民搞互助合作,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棉花增产;合理布局,新建纺织企业;依靠科学技术,改良棉种并推广。此外,为解决耕地有限条件下棉田粮田冲突的问题,陈云适时转变思路,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三者并列,形成了"三个基本"。"三个基本"的形成脉络可以概括为: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基本",即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两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重申"两个基本";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五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下,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与妥协、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在湖西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1938年初,湖西各县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地方政权崩溃,正规军撤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中共地方党组织一面组建武装力量开展敌后抗日,一面协助国民党建立敌后政权和武装。国共地方武装一度在军事上互相配合支援,开展联谊,协商财政问题,保持了合作,但在对敌伪军作战时
抗战时期,中共高度重视传统民歌等文艺形式对政治动员及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共注重发掘传统民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并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再创造,赋予传统民歌这一民族形式以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其拥有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功能。中共对传统民歌进行改造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使传统民歌承载全新革命内容,二是基于革命需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新民歌创作。通过努力,根据地的民众积极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参军、战争、生产也逐渐成为民歌的主题,广大民众被有效动员起来,乡村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积极开展社会治理,进行了一场革故鼎新的民主改革、社会变革。通过解决旧社会遗留的顽瘴痼疾、划分和改造阶级成分、完善社会保障、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管理体系等,把一个满目疮痍的旧社会,治理成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以延庆县为例,其主要做法包括:通过剿匪、镇压反革命、肃清黄赌毒、提倡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重塑社会风气;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各个阶级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了新社会的劳动者和建设者;通过对旧人员"包下来"、劳动力"统包统配"、设立劳动保险、开展社会救济等,
食品卫生关乎人民生命健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食品卫生监管工作十分重视。北京作为首都,除建立食品卫生监管体制、配备专业人员外,在措施上着重从制定监管规章、开展卫生宣教活动、加强监督检查整顿、设置事故防范与追责机制等方面展开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绩,为保护首都人民群众的健康提供了保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市食品卫生监管工作的实践,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卫生事业建设不断加强的缩影,其经验对解决当今食品卫生监管问题也有借鉴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发挥党和政府对卫生工作的
1935年2月中旬至8月初,方志敏在狱中先后写下了10余篇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第一组文稿写作于2月中旬至4月20日,重点是总结所经历的历次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向狱外同志提出忠告。《可爱的中国》等第二组文稿写作于4月下旬至5月下旬,重点是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烈呼吁以全民族抗战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第三组文稿的写作开始于5月底,重点是揭露国民党的种种阴谋,并以此坚定狱外战友的革命斗志。7月以后,方志敏把主要精力放在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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