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控机关和人民法院为适应社会变化，在法外自定标准，既严重损害了刑法的尊严，也让检控机关与人民法院不得不面对合法性的指控
　　
　　 日前，“东莞海关驻凤岗办事处集体受贿案”曝光。该案中，走私集团香港照华运输公司为求顺利通关，于2001年底至2004年4月间，依通关岗位重要性及海关人员职位高低，每月定期向凤岗办事处海关人员送红包，每人每月2000港元到7000港元不等。
　　 案件涉及凤岗办事处海关48人，受贿额共112万余港元。而香港照华公司经凤岗办事处所辖海关走私货物案值18.2亿元人民币，涉嫌偷逃税3.5亿元人民币——此案被称为“老鼠给猫发工资”。
　　 《财经》获悉，该案目前已大体处理完毕。48名涉案人员大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只有11人被移送检察院立案。其中还有几人最终被免予起诉，而最后被法院审理者，基本上都判了缓刑。
　　 “凤岗案”性质恶劣，而最终轻判，外界一度有质疑之声。对此，有司法界人士指出，此案“轻判”并非意外，因为每个受贿海关人员的受贿金额并不大，个人受贿额多数在5万港元以下，最高者不过9万港元；而广东省内有不成文的司法惯例：个人受贿金额5万元人民币以下者，一般都认为是“小案”，绝大多数只是追回赃款，而不再立案查处。
　　 据悉，上述“惯例”在各省亦属常见，但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法学界人士则对这一“惯例”提出了质疑。
　　 “在实践中，对于受贿罪的判刑，已和严惩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初衷相背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博士向《财经》表示。
　　 中国《刑法》明确规定，贪污受贿罪，一般以5000元为立案起刑标准，5000元以下只有“情节较重的”才做处理；5000元至5万元的，一般判一年至七年有期徒刑；5万元以上的，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的，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受贿1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但是，目前许多案件中，罪犯贪污受贿数额数百万甚至逾千万元，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也未被判处死刑。如是，则在司法实践中，就会产生“看齐”心态，对受贿额不超过10万元者，“降格处理”便符合情理。
　　 周光权指出，目前大量受贿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直接违反了《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法定量刑规定，也与“罪刑相当”的刑法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会使得某些公职人员产生错误认识，认为司法机关对于受贿犯罪总会网开一面，从而使刑法的预防功能丧失。”
　　 据《财经》了解，广东省司法系统将受贿额5万元以下的案子定为“小案”，原则上要求司法机关尽量办“大案”，大案率保持在80％以上，所以5万元以下的受贿案在实践中往往就被放过。
　　 上述情况并非广东独有。根据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均有各自标准。如浙江省一般将受贿2万元以下定为“小案”，湖北省则不同地区标准不同：在武汉等大城市，一般是受贿1万元以下不查；但在贫困山区，则坚持《刑法》规定的“5000元”立案标准。
　　 “如今，《刑法》在一些地方的具体执行其实处于无序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说，《刑法》立法初衷，是希望通过规定统一尺度，实现打击犯罪的一致性。但实际上，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若制定一个贪污受贿案立案量刑的绝对金额，在执行时难免遇阻。
　　 “《刑法》打击犯罪，理论上是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同样是5万元的贪污受贿额，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其危害性相差甚远，这恐怕是当初的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黄京平说。
　　 刑法规定明确具体的量刑金额，本意是想统一量刑制度，限制法院的裁量权。但这种过于刚性的规定，难以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检控机关和人民法院为适应社会变化，在法外自定标准，既严重损害了刑法的尊严，也让检控机关与人民法院不得不面对合法性的指控。
　　 从更深层次上说，刑事政策要有效发挥作用，需要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环境。缺乏这种相对合理的社会环境，单靠刑事处罚并不足以遏制犯罪。目前中国存在的普遍的贪污受贿现象，其根本原因还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限制。
　　 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普遍的、日益猖獗的犯罪，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境况：一方面为集中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检控和裁判的量刑标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基于“法难责众”的考量，有许多本该构成刑事犯罪的人被免于或从轻处罚。这就必然会给公职人员提供某种“暗示”或“激励”，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如果两者之间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贪污受贿就会日益严重，整个社会也将陷入普遍的腐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