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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北平解放时，我在北京大学学习英文。不久，经早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同学介绍，我进入位于廊坊的中央外事学校学习。10月，中央外事组需要打字员，我英文打字较好，随即调任。很快，新中国外交部组建，我又被分配到国际司工作。从此，我走上了外交岗位，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数十年的外交生涯，虽然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经历还是颇为丰富的。既参与过政府外交，做过翻译，当过大使，又干过民间外交，20世纪70年代曾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过几年。既参与过单边外交，曾在我驻瑞士、澳大利亚使馆工作，又长期搞多边外交，在日内瓦、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过多年。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今天看来是值得回味的。有关在日内瓦主持参与联合国裁军和人权外交事务的经历，已在《百年潮》2010年第10期撰文回顾。在这里，我想把其他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截取出来，献给读者。
第一次出国
1950年，中国派出第一个到东南亚、南亚的官方代表团——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丁西林任团长，老革命家李一氓任副团长，著名作家刘白羽为秘书长，著名爱国人士倪菲君为副秘书长，团员有作家郑振铎、哲学家冯友兰、物理学家钱伟长、语言学家季羡林、歌唱家周小燕等。政务院情报总署研究室主任郭达凯任秘书。全国总工会派出两名翻译(当时外交部尚无专职翻译)。我是负责行政联络的助手，虽然年轻，但由于是外交部派出的唯一人员，各方还是很重视。
代表团乘火车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当时，中国到东南亚没有国际航线，只能坐船。我们在香港住中国银行在香港后山的招待所，环境优美，只有一条路通往他处，比较安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后勤的副社长全程陪同照料。我与其他工作人员轮流值夜，注意周围动静，幸运的是未发生意外。
从香港乘船到访问的第一站缅甸需要三个星期时间。出国前，我从外交部领事司了解到，在新加坡接受检查是一关。新加坡那时属英国殖民地，是英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基地。我们乘坐的英印航运公司的轮船，由于排水量仅有1万多吨，无法在远海停泊，只能在新加坡港内停留，接受英殖民地当局的过境检查。因为中英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检查更严格一些。代表团成员大都是初次出国，缺少经验，常出笑话。我自己也如此。我和外交部一位年轻信使，拿着文化代表团一大叠护照，走到各国受检人员的队伍前面，说我们是外交护照，应优先检查。英国官员说，后面站队去。我和信使两人年轻气盛，转身就走，说你们没有礼貌，我们不接受检查了，到我们住的房间检查好了。英官员大怒，说你们不遵守规定，要扔到海里去。此前，确有我出国人员把自己反锁在所住房间，不接受检查，还以为自己是“爱国行为”。现在看来，我和那位年轻信使确也冒失。
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回国时，因为有了一些经验，再加上我使馆人员指点协助，我们回程仍乘英印航运公司轮船。上船前，我们送给大副一些中国土特产。大副答应帮助我们做到既遵守英国人的规定，又不伤中国外交人员的体面。于是，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坐在大客厅等候，不需要排队。英检查人员由大副带领，到大客厅一一检查，避免了又一场风波。
船到缅甸后，我驻缅大使姚仲明亲自接待宴请。席间，副团长李一氓发现自己一个笔记本遗忘在缅官方宾馆，要我马上去宾馆取回。在李一氓的房间，我发现他的生活用品都整整齐齐放在床边，一丝不苟，令人敬佩。我初次出国，时刻注意向文化代表团的老革命学习，向代表团各位专家学习。不少人精通英文，我虽有一定英语水平，仍愿接受指点。
缅甸政府很重视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到来，安排我们在后来周恩来总理停留过的海滨浴场休息。吴努总理正式接见、宴请了文化代表团。缅甸礼仪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官方活动总要着装整齐，而缅甸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缘故，一点儿也不讲究，吴努总理接见我们的时候，竟是赤脚穿拖鞋。缅甸政府还安排我们到南方凉爽的曼德勒参观。茵莱湖湖上人家的生活很有特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常年住在由竹子制成的漂在水面上的房子里，出门乘船，一只脚站在小船边，用另一只脚划水。看起来很惊险，他们却不慌不忙，惬意得很。
当时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到处是“印中是兄弟”的口号。印度官方隆重接待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副团长住印度总统府。总统府门前，有大象把守。其他团员住官方宾馆海德拉巴大厦。印度陪同人员被称作副官。一天，代表团按行程去活动了，我一个人看家。印度副官领我到处看看。我一看，吓一跳，大厦院子竞有十几公顷大，草地都剪得很整齐，令人感到印度很有气魄。我驻印大使袁仲贤说，海德拉巴省位于印度南端，印度共产党曾在当地掌权。印共人员曾邀请文化代表团去访问，我们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婉言拒绝。在北京与印方商讨访问日程时，印度政府原本也安排文化代表团去海德拉巴省访问，以示中央政府对该省的管辖权。外交部有关领导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印度政府的意图，我主动提醒，受到表扬。
印度政府对文化代表团的正式宴请在海德拉巴大厦举行。席间正式致词，由译员口译。文化代表团老专家认为，我的英语发音好，标准的伦敦音，决定由我念稿。印方宴请用长条桌，我坐在团长旁，念稿很成功，赢得几次掌声。最后，团长脱稿致词，祝印度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昌盛。我竞译不出来，要请坐在远处的全国总工会译员赶过来译这句简单的话。中印双方人员都表示惊讶不解。我站在那里感到说不出的别扭，深感大学学院式教学问题严重，会朗诵莎士比亚英文诗，不会翻译日常礼貌上的致词。
1 962年参加日内瓦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过两次日内瓦会议。一次是1 954年由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的讨论越南、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另一次是1962年由陈毅副总理率团参加的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62年日内瓦会议时，我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工作。外交部到日内瓦打前站的行政司司长表示，国内非常重视日内瓦会议，但缺少外文翻译，要求驻瑞士使馆大力配合。使馆领导表示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由于我会英、法两种外语，代表团点名要我，李清泉大使立即同意。中国驻瑞士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在距开会地点“万国宫”(联合国在日内瓦的总部)不远处找到一所“花山别墅”，有十几亩之大，供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和团员章汉夫、姬鹏飞、乔冠华等居住和办公使用。两位主要发言人吴冷西和曾涛，则挤在新华社日内瓦分社安排的住处。
本来，会议的口、笔译均由联合国免费提供。但那时，我们死咬住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由国内调配了最好的英、法、俄译员到日内瓦。我陪同代表团负责联络的韩叙会见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时，对方表示可免费提供翻译 服务。韩叙表示不能接受，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对方感到很惊讶，因为其他国家代表团均认为这是联合国分内之事。为了安排国内调来的一大批高级翻译人员(包括打字、油印人员)，我日内瓦总领馆租用了“湖滨别墅”。所有会议文件，我们均连夜译好，打字印刷，送会场分发。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办事真是太机械。当然，也可从中看出那时我们与联合国隔阂之深，宁愿自己吃大亏，也不与之发生关系。
国际会议不是每天举行。休息时，陈老总表示不到外地游览，在住地借些外国影片看，由当时国内最好的翻译冀朝铸、齐宗华、李越然等同声传译。他的夫人张茜想到外面看看，便由我夫人李宝球陪同。姬鹏飞想看看有特色的瑞士风光，李清泉大使便陪他到瑞士中部“少女峰”(西欧最高山峰)参观。陈老总不去外地，在看电影之余，我陪他到日内瓦郊区一些风景区，如位于市区的卢梭墓(法国革命家卢梭，生于日内瓦，那时日内瓦还是法属地)、莱蒙湖的喷泉，近郊区的小水电站(瑞士水电技术高度发达，不仅利用从上向下冲的水力，且还利用特殊地势，由左向右的流水冲力。瑞士工业发达，虽本国用电很多，还有余电输往法国)参观。瑞士负责保卫的当地警察对我如此熟悉日内瓦郊区风景十分钦佩，说他们在本地工作多年都未去过。沿着河边斜坡走时，我怕陈老总摔倒，便扶着他慢慢走。陈老总说，老游击队员了，摔不着。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坚持扶着他。
1962年日内瓦会议，主要是解决老挝问题。我驻瑞士使领馆为帮助解决老挝三方住宿问题，租了一栋别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住在法国，看望老挝三方代表的时候，每次都是乘汽车过来，但没有准确时间。我与负责会议安全的瑞士警卫混熟了，便在别墅门口等着，看到亲王的车队即将抵达，便电话告知韩叙。陈老总夫妇立即赶到别墅。西哈努克亲王对中方的热情一再表示感谢。
中国驻瑞士使馆不仅安排老挝三方住所，而且厨师、采购人员均由使馆派出。尽管我们国家当时外汇紧张，对于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还是做出了最大努力。那时，国内经济非常困难，来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同志中有许多因缺乏营养而浮肿，我们看了不禁骇然。他们到日内瓦后，拼命吃，肚皮胀得连腰带都系不上。临回国时，因为在日内瓦猪油比进口的酱油便宜得多，不少人用放酱油的罐头铁桶装上炼好的猪油带回北京。有领导也买了两盒白砂糖，说是给家里的孩子补充营养。
在外交学会
在山西干校下放两年多后，197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要负责接待西方上层政界人士。当时，重要外宾一般由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会见。我在职期间，只有两位极特殊的联邦德国政党领袖由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专机来回，我有幸领略了领袖的风采。周总理习惯在夜间办公，常在清晨接见外宾。邓小平副总理习惯早睡早起，一般上午10点听我们汇报，10点半准时会见外宾，12点结束。他们的记忆力都很强，对国内工农业生产数字以及内参上的最新国际报道都了如指掌。
1973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当时他刚刚复出不久，我们担心他是否熟悉有关情况。哪想到，他对答如流，对有关政策和国内外情况都非常熟悉，语言精炼、风趣，一点儿都不像刚复出工作的领导。在场的中英两国人员都十分敬佩。
有些来访外宾不好对付，特别是一些美国议员更是如此。有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代表团。团长要求由他主持，请邓小平逐个回答美国议员的问题。这不太符合常规。当时我国领导人一般是在客人提完问题后，再一起答复。邓小平有力地一摆手，说可以。有议员就美台关系问题进行挑衅。邓小平反问：你们都是这个态度吗?无人回答。邓小平当即说，看，你们意见也不一致嘛!会见后，许多美国议员私下表示，邓小平真的很能干!
1975年12月，邓小平会见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布什对邓小平讲，他习惯骑自行车在北京街上参观。一天联络处值班人员将他从街上紧急叫回，原来是美国政府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到中央情报局任职可能不满，但邓小平对此坦然处之，并对他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这就打消了布什心中的疑虑。
1977年2月，布什从中央情报局卸职后，9月以私人身份来华访问。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布什一行，得知布什一行将去西藏时说：西藏解放前是农奴制度。你们到西藏后可以了解到，西藏人民现在心情舒畅，同达赖喇嘛统治时不同了。随后，我陪同布什等人去西藏访问。布什一行主要包括竞选重要助手、准备当选后任国务卿的李洁明，一位美国电台节目主持人，一位德克萨斯州石油公司老板娘。在拉萨参观西藏今昔对比展览时，正好有一张照片，揭露那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是美国间谍。美方大为不满，说中国捏造，不尊重布什。西藏外办恰好有一本该电台节目主持人写的书，讲他如何受美国政府派遣，经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口去拉萨，中途摔伤，被抬着见到达赖喇嘛，拿到达赖向联合国呼吁西藏独立的请愿书。书中附有该电台节目主持人的照片。我连夜仔细看完此书。次日早晨动身去参观达赖夏宫罗布林卡前，我严肃地对布什说，不是中方不尊重你，而是我们早知道你的随行人员里有此电台节目主持人，只是因尊重你而未拒绝。我拿过那本书给布什看，他很尴尬，只能是一再感谢中国的理解和照顾。事后，西藏外办负责人和我不禁大笑，觉得布什确被我们将住了。
中美建交前，美国政界许多人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纷纷组团来华。其中，有由参众两院议长率领的多达80人的议员团、议员助手代表团(助手均是专家，议员投票时，因自己不能什么都懂，有的要靠助手提醒)，有国会两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率领的代表团，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有由20余人组成的美女议员代表团，等等。这些团均由外交学会接待。应该讲，这些访问大都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我驻美使馆反映，访过华与未访过华的议员，对中国的态度确不一样。
纽约联合国任职
在澳大利亚工作几年后，1985年，我被调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参赞、政治组副组长(大使兼组长)、出席联大副代表等职。
联合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官方机构，但其运作完全是西方议会民主方式。各国代表团按报名次序先后发言。一般来讲，各国代表团团长均不在会场听他国的长篇空洞发言。各国副代表负责记录，到本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时，及时通知他来会场。此外，各国副代表都还有个任务，他国代表发言后，要去祝贺，动作迅速的可赶到对方座位前，动作缓慢的则要到代表休息厅去致贺。这是联大多年形成的习惯。我国代表团人多，副代表不止一个，我不必担心因为致贺漏记他 国发言，特别是对我国攻击的内容。小国则难办，只好“随大流”，即使漏记重要内容也顾不上了。
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即使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小国家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总统由于是当地元首，每次大会总是最先发言。这时候，不仅各国代表席，而且会场旁听席的座位都被抢占一空。如果各国代表夫人也跑来旁听，会场座位就更挤了。然而，主要国家代表发言后，会场立即就变得空空荡荡的。一些小国代表往往对着空场讲话，一开始不适应，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
我在美国参加一些半官方国际会议，有时住在洛克菲勒别墅。据百科全书中记载，约翰·D·洛克菲勒19世纪搞石油开发赚了大钱，人称“石油大王”，遭人忌恨，由此重视慈善事业，以博得社会好名声。洛克菲勒别墅位于纽约州，占地几十公顷，比北京中山公园还大，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任何国家重要访美人士均可申请使用，吃住不花任何费用。这样大的别墅，入口处仅有一个老头看门。当然，别墅周围有不少纽约州政府的保卫人员，只是按照美国法律，别墅属于私人住宅，这些人非请不能进入。
世纪之交，我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织的中国名人代表团访美，又一次住在洛克菲勒别墅。当时，我已结束了在国外的工作，回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了。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中的代表人物)亲自出面接待，他对中国客人很客气，自己递过茶杯、茶碟，亲自倒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和美方接待单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基辛格共同主持的工作早餐上，宾主互相提问，有问有答，气氛活跃。戴维·洛克菲勒坐在我旁边，我们聊起来，不由得一起回忆1971年戴维·洛克菲勒初次访华，参观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建的北京协和医院的情景。当时，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参加了接待工作。戴维·洛克菲勒亲眼看到医院的管理和医疗技术继续是世界一流的时候，一再说中国人了不起。戴维·洛克菲勒还回忆，“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访华，宴请在京的中国社会名流，出席的客人坐满新侨饭店的宴会大厅。郭沫若即席朗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顺口溜”： “打倒刘少奇，不知道，打倒林彪，吓一跳，打倒‘四人帮’，哈哈笑!”由唐闻生译成英文，全场震动。
使馆内部管理
由于国外环境特殊，内部管理和对外活动密不可分。我担任常驻日内瓦大使级代表期间，下属有十几名参赞、一秘、记者以及数百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职员，内部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有些问题相当棘手，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严重影响对外关系，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及所属专门机构每年在日内瓦举行各种会议，牵涉到国内很多部门。由此，我常和国内相关部门打交道。出于谨慎，我要求这些部门的指示必须取得外交部(中央授权主管对外活动)的同意后，才能交我执行。即便如此，有些部门的意见，我还是很难执行，不得不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有一次某部委要求派常驻公使，理由是日内瓦乃该部派驻国外人员中的唯一处所，可派一名公使，负责调研相关资料。我认为，可以在国内调研的事，不必派人到国外来。来开会的该部部长拿出与外交部会签的文件，我表示执行，但保留个人意见。后来，我的反对意见被采纳。
最棘手的问题是我国际职员的工资问题。他们对国内的有关规定十分不满，意见很大。有关机构也跑来干预、施压。我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我国驻外人员的工资，比国内高，联合国国际职员收入更高，而且高得多。大家都想当国际职员。当时国务院初步决定，国际职员的收入可比常驻国外人员高出一定比例，但大部分要上交财政。一时间，国际职员群情激愤，要求联合国主管财政的第五委员会对扣留国际职员工资进行干预，还要在联合国职员联谊会上，向联合国秘书长申诉，请他对此进行干预。我得知这一动向后，立即召集国际职员领导骨干开会，严格要求大家可以向国内领导反映各种意见，但不准“告洋状”，更不能上街游行(在瑞士，各种人游行很多)。我国际职员骨干不错，确实起了约束作用，没有让大家做出“越轨行为”。
对国际职员的收入，有两种不同看法。国内领导，特别是财政部，认为国内外工资差别不应太大，且各部门出国活动使用的外汇，要与本部门国际职员的外汇收入挂钩。联合国的立场是，中国政府可以推荐国际职员，但一旦与联合国签订合同，中国国际职员的收入，应与世界各国一样，由本人处理，政府不得截留。我国际职员强烈反映，说我们为国家挣了那么多钱，只给我们一点儿，打个电话的费用也要审批，否则不予报销。财政部专门派了两名常驻外交官，负责审批有关开销。他们与国际职员的关系，势同水火。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劳工局的总干事分别约见我，说他们比中国政府更关心自己属下的生活水平，强烈反对扣留中国国际职员工资。经了解，除越南、苏联外，各国的国际职员收入均为己有。日本、联邦德国国内工资高，对派出的国际职员还给予额外补贴。
当时，我国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外汇尤其紧张，我国国际职员的全部外汇收入有数千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如果大部分由国家截留的话，可能影响国际威信，因小失大。当时，在负责财政的联合国第五委员会会议上，有不少国家要求中国增加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数额，那就是要增加几亿美元开销的问题了。反复权衡利弊，我对国务院已经批准的文件提出异议，主张国际职员的收入全部放开，自己处理。老实讲，当时我颇为忐忑不安。据外交部干部司领导讲，大使一般是不会对国务院决定提出异议的。幸好，钱其琛副总理支持我提出的意见。国务院几经研究，最后同意了我的建议，国际职员的收入全部放开。
数十年的外交生涯，虽然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经历还是颇为丰富的。既参与过政府外交，做过翻译，当过大使，又干过民间外交，20世纪70年代曾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过几年。既参与过单边外交，曾在我驻瑞士、澳大利亚使馆工作，又长期搞多边外交，在日内瓦、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过多年。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今天看来是值得回味的。有关在日内瓦主持参与联合国裁军和人权外交事务的经历，已在《百年潮》2010年第10期撰文回顾。在这里，我想把其他一些印象深刻的片段截取出来，献给读者。
第一次出国
1950年，中国派出第一个到东南亚、南亚的官方代表团——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丁西林任团长，老革命家李一氓任副团长，著名作家刘白羽为秘书长，著名爱国人士倪菲君为副秘书长，团员有作家郑振铎、哲学家冯友兰、物理学家钱伟长、语言学家季羡林、歌唱家周小燕等。政务院情报总署研究室主任郭达凯任秘书。全国总工会派出两名翻译(当时外交部尚无专职翻译)。我是负责行政联络的助手，虽然年轻，但由于是外交部派出的唯一人员，各方还是很重视。
代表团乘火车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当时，中国到东南亚没有国际航线，只能坐船。我们在香港住中国银行在香港后山的招待所，环境优美，只有一条路通往他处，比较安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后勤的副社长全程陪同照料。我与其他工作人员轮流值夜，注意周围动静，幸运的是未发生意外。
从香港乘船到访问的第一站缅甸需要三个星期时间。出国前，我从外交部领事司了解到，在新加坡接受检查是一关。新加坡那时属英国殖民地，是英国在亚洲的重要军事基地。我们乘坐的英印航运公司的轮船，由于排水量仅有1万多吨，无法在远海停泊，只能在新加坡港内停留，接受英殖民地当局的过境检查。因为中英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检查更严格一些。代表团成员大都是初次出国，缺少经验，常出笑话。我自己也如此。我和外交部一位年轻信使，拿着文化代表团一大叠护照，走到各国受检人员的队伍前面，说我们是外交护照，应优先检查。英国官员说，后面站队去。我和信使两人年轻气盛，转身就走，说你们没有礼貌，我们不接受检查了，到我们住的房间检查好了。英官员大怒，说你们不遵守规定，要扔到海里去。此前，确有我出国人员把自己反锁在所住房间，不接受检查，还以为自己是“爱国行为”。现在看来，我和那位年轻信使确也冒失。
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回国时，因为有了一些经验，再加上我使馆人员指点协助，我们回程仍乘英印航运公司轮船。上船前，我们送给大副一些中国土特产。大副答应帮助我们做到既遵守英国人的规定，又不伤中国外交人员的体面。于是，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坐在大客厅等候，不需要排队。英检查人员由大副带领，到大客厅一一检查，避免了又一场风波。
船到缅甸后，我驻缅大使姚仲明亲自接待宴请。席间，副团长李一氓发现自己一个笔记本遗忘在缅官方宾馆，要我马上去宾馆取回。在李一氓的房间，我发现他的生活用品都整整齐齐放在床边，一丝不苟，令人敬佩。我初次出国，时刻注意向文化代表团的老革命学习，向代表团各位专家学习。不少人精通英文，我虽有一定英语水平，仍愿接受指点。
缅甸政府很重视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到来，安排我们在后来周恩来总理停留过的海滨浴场休息。吴努总理正式接见、宴请了文化代表团。缅甸礼仪与中国不同。在中国，官方活动总要着装整齐，而缅甸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的缘故，一点儿也不讲究，吴努总理接见我们的时候，竟是赤脚穿拖鞋。缅甸政府还安排我们到南方凉爽的曼德勒参观。茵莱湖湖上人家的生活很有特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常年住在由竹子制成的漂在水面上的房子里，出门乘船，一只脚站在小船边，用另一只脚划水。看起来很惊险，他们却不慌不忙，惬意得很。
当时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到处是“印中是兄弟”的口号。印度官方隆重接待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副团长住印度总统府。总统府门前，有大象把守。其他团员住官方宾馆海德拉巴大厦。印度陪同人员被称作副官。一天，代表团按行程去活动了，我一个人看家。印度副官领我到处看看。我一看，吓一跳，大厦院子竞有十几公顷大，草地都剪得很整齐，令人感到印度很有气魄。我驻印大使袁仲贤说，海德拉巴省位于印度南端，印度共产党曾在当地掌权。印共人员曾邀请文化代表团去访问，我们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婉言拒绝。在北京与印方商讨访问日程时，印度政府原本也安排文化代表团去海德拉巴省访问，以示中央政府对该省的管辖权。外交部有关领导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印度政府的意图，我主动提醒，受到表扬。
印度政府对文化代表团的正式宴请在海德拉巴大厦举行。席间正式致词，由译员口译。文化代表团老专家认为，我的英语发音好，标准的伦敦音，决定由我念稿。印方宴请用长条桌，我坐在团长旁，念稿很成功，赢得几次掌声。最后，团长脱稿致词，祝印度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昌盛。我竞译不出来，要请坐在远处的全国总工会译员赶过来译这句简单的话。中印双方人员都表示惊讶不解。我站在那里感到说不出的别扭，深感大学学院式教学问题严重，会朗诵莎士比亚英文诗，不会翻译日常礼貌上的致词。
1 962年参加日内瓦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过两次日内瓦会议。一次是1 954年由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的讨论越南、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另一次是1962年由陈毅副总理率团参加的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62年日内瓦会议时，我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工作。外交部到日内瓦打前站的行政司司长表示，国内非常重视日内瓦会议，但缺少外文翻译，要求驻瑞士使馆大力配合。使馆领导表示全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由于我会英、法两种外语，代表团点名要我，李清泉大使立即同意。中国驻瑞士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在距开会地点“万国宫”(联合国在日内瓦的总部)不远处找到一所“花山别墅”，有十几亩之大，供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和团员章汉夫、姬鹏飞、乔冠华等居住和办公使用。两位主要发言人吴冷西和曾涛，则挤在新华社日内瓦分社安排的住处。
本来，会议的口、笔译均由联合国免费提供。但那时，我们死咬住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由国内调配了最好的英、法、俄译员到日内瓦。我陪同代表团负责联络的韩叙会见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时，对方表示可免费提供翻译 服务。韩叙表示不能接受，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对方感到很惊讶，因为其他国家代表团均认为这是联合国分内之事。为了安排国内调来的一大批高级翻译人员(包括打字、油印人员)，我日内瓦总领馆租用了“湖滨别墅”。所有会议文件，我们均连夜译好，打字印刷，送会场分发。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办事真是太机械。当然，也可从中看出那时我们与联合国隔阂之深，宁愿自己吃大亏，也不与之发生关系。
国际会议不是每天举行。休息时，陈老总表示不到外地游览，在住地借些外国影片看，由当时国内最好的翻译冀朝铸、齐宗华、李越然等同声传译。他的夫人张茜想到外面看看，便由我夫人李宝球陪同。姬鹏飞想看看有特色的瑞士风光，李清泉大使便陪他到瑞士中部“少女峰”(西欧最高山峰)参观。陈老总不去外地，在看电影之余，我陪他到日内瓦郊区一些风景区，如位于市区的卢梭墓(法国革命家卢梭，生于日内瓦，那时日内瓦还是法属地)、莱蒙湖的喷泉，近郊区的小水电站(瑞士水电技术高度发达，不仅利用从上向下冲的水力，且还利用特殊地势，由左向右的流水冲力。瑞士工业发达，虽本国用电很多，还有余电输往法国)参观。瑞士负责保卫的当地警察对我如此熟悉日内瓦郊区风景十分钦佩，说他们在本地工作多年都未去过。沿着河边斜坡走时，我怕陈老总摔倒，便扶着他慢慢走。陈老总说，老游击队员了，摔不着。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坚持扶着他。
1962年日内瓦会议，主要是解决老挝问题。我驻瑞士使领馆为帮助解决老挝三方住宿问题，租了一栋别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住在法国，看望老挝三方代表的时候，每次都是乘汽车过来，但没有准确时间。我与负责会议安全的瑞士警卫混熟了，便在别墅门口等着，看到亲王的车队即将抵达，便电话告知韩叙。陈老总夫妇立即赶到别墅。西哈努克亲王对中方的热情一再表示感谢。
中国驻瑞士使馆不仅安排老挝三方住所，而且厨师、采购人员均由使馆派出。尽管我们国家当时外汇紧张，对于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还是做出了最大努力。那时，国内经济非常困难，来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同志中有许多因缺乏营养而浮肿，我们看了不禁骇然。他们到日内瓦后，拼命吃，肚皮胀得连腰带都系不上。临回国时，因为在日内瓦猪油比进口的酱油便宜得多，不少人用放酱油的罐头铁桶装上炼好的猪油带回北京。有领导也买了两盒白砂糖，说是给家里的孩子补充营养。
在外交学会
在山西干校下放两年多后，197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要负责接待西方上层政界人士。当时，重要外宾一般由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会见。我在职期间，只有两位极特殊的联邦德国政党领袖由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专机来回，我有幸领略了领袖的风采。周总理习惯在夜间办公，常在清晨接见外宾。邓小平副总理习惯早睡早起，一般上午10点听我们汇报，10点半准时会见外宾，12点结束。他们的记忆力都很强，对国内工农业生产数字以及内参上的最新国际报道都了如指掌。
1973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当时他刚刚复出不久，我们担心他是否熟悉有关情况。哪想到，他对答如流，对有关政策和国内外情况都非常熟悉，语言精炼、风趣，一点儿都不像刚复出工作的领导。在场的中英两国人员都十分敬佩。
有些来访外宾不好对付，特别是一些美国议员更是如此。有一次，邓小平会见美国代表团。团长要求由他主持，请邓小平逐个回答美国议员的问题。这不太符合常规。当时我国领导人一般是在客人提完问题后，再一起答复。邓小平有力地一摆手，说可以。有议员就美台关系问题进行挑衅。邓小平反问：你们都是这个态度吗?无人回答。邓小平当即说，看，你们意见也不一致嘛!会见后，许多美国议员私下表示，邓小平真的很能干!
1975年12月，邓小平会见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布什对邓小平讲，他习惯骑自行车在北京街上参观。一天联络处值班人员将他从街上紧急叫回，原来是美国政府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到中央情报局任职可能不满，但邓小平对此坦然处之，并对他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来访问，我们都欢迎，即使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我们也欢迎。”这就打消了布什心中的疑虑。
1977年2月，布什从中央情报局卸职后，9月以私人身份来华访问。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布什一行，得知布什一行将去西藏时说：西藏解放前是农奴制度。你们到西藏后可以了解到，西藏人民现在心情舒畅，同达赖喇嘛统治时不同了。随后，我陪同布什等人去西藏访问。布什一行主要包括竞选重要助手、准备当选后任国务卿的李洁明，一位美国电台节目主持人，一位德克萨斯州石油公司老板娘。在拉萨参观西藏今昔对比展览时，正好有一张照片，揭露那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是美国间谍。美方大为不满，说中国捏造，不尊重布什。西藏外办恰好有一本该电台节目主持人写的书，讲他如何受美国政府派遣，经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口去拉萨，中途摔伤，被抬着见到达赖喇嘛，拿到达赖向联合国呼吁西藏独立的请愿书。书中附有该电台节目主持人的照片。我连夜仔细看完此书。次日早晨动身去参观达赖夏宫罗布林卡前，我严肃地对布什说，不是中方不尊重你，而是我们早知道你的随行人员里有此电台节目主持人，只是因尊重你而未拒绝。我拿过那本书给布什看，他很尴尬，只能是一再感谢中国的理解和照顾。事后，西藏外办负责人和我不禁大笑，觉得布什确被我们将住了。
中美建交前，美国政界许多人迫切希望了解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材料，纷纷组团来华。其中，有由参众两院议长率领的多达80人的议员团、议员助手代表团(助手均是专家，议员投票时，因自己不能什么都懂，有的要靠助手提醒)，有国会两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率领的代表团，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有由20余人组成的美女议员代表团，等等。这些团均由外交学会接待。应该讲，这些访问大都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我驻美使馆反映，访过华与未访过华的议员，对中国的态度确不一样。
纽约联合国任职
在澳大利亚工作几年后，1985年，我被调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参赞、政治组副组长(大使兼组长)、出席联大副代表等职。
联合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官方机构，但其运作完全是西方议会民主方式。各国代表团按报名次序先后发言。一般来讲，各国代表团团长均不在会场听他国的长篇空洞发言。各国副代表负责记录，到本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时，及时通知他来会场。此外，各国副代表都还有个任务，他国代表发言后，要去祝贺，动作迅速的可赶到对方座位前，动作缓慢的则要到代表休息厅去致贺。这是联大多年形成的习惯。我国代表团人多，副代表不止一个，我不必担心因为致贺漏记他 国发言，特别是对我国攻击的内容。小国则难办，只好“随大流”，即使漏记重要内容也顾不上了。
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即使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小国家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美国总统由于是当地元首，每次大会总是最先发言。这时候，不仅各国代表席，而且会场旁听席的座位都被抢占一空。如果各国代表夫人也跑来旁听，会场座位就更挤了。然而，主要国家代表发言后，会场立即就变得空空荡荡的。一些小国代表往往对着空场讲话，一开始不适应，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
我在美国参加一些半官方国际会议，有时住在洛克菲勒别墅。据百科全书中记载，约翰·D·洛克菲勒19世纪搞石油开发赚了大钱，人称“石油大王”，遭人忌恨，由此重视慈善事业，以博得社会好名声。洛克菲勒别墅位于纽约州，占地几十公顷，比北京中山公园还大，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任何国家重要访美人士均可申请使用，吃住不花任何费用。这样大的别墅，入口处仅有一个老头看门。当然，别墅周围有不少纽约州政府的保卫人员，只是按照美国法律，别墅属于私人住宅，这些人非请不能进入。
世纪之交，我随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组织的中国名人代表团访美，又一次住在洛克菲勒别墅。当时，我已结束了在国外的工作，回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了。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中的代表人物)亲自出面接待，他对中国客人很客气，自己递过茶杯、茶碟，亲自倒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和美方接待单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基辛格共同主持的工作早餐上，宾主互相提问，有问有答，气氛活跃。戴维·洛克菲勒坐在我旁边，我们聊起来，不由得一起回忆1971年戴维·洛克菲勒初次访华，参观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建的北京协和医院的情景。当时，我在外交部翻译处工作，参加了接待工作。戴维·洛克菲勒亲眼看到医院的管理和医疗技术继续是世界一流的时候，一再说中国人了不起。戴维·洛克菲勒还回忆，“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访华，宴请在京的中国社会名流，出席的客人坐满新侨饭店的宴会大厅。郭沫若即席朗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顺口溜”： “打倒刘少奇，不知道，打倒林彪，吓一跳，打倒‘四人帮’，哈哈笑!”由唐闻生译成英文，全场震动。
使馆内部管理
由于国外环境特殊，内部管理和对外活动密不可分。我担任常驻日内瓦大使级代表期间，下属有十几名参赞、一秘、记者以及数百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职员，内部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有些问题相当棘手，处理不好的话甚至会严重影响对外关系，我不得不花费很大精力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及所属专门机构每年在日内瓦举行各种会议，牵涉到国内很多部门。由此，我常和国内相关部门打交道。出于谨慎，我要求这些部门的指示必须取得外交部(中央授权主管对外活动)的同意后，才能交我执行。即便如此，有些部门的意见，我还是很难执行，不得不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有一次某部委要求派常驻公使，理由是日内瓦乃该部派驻国外人员中的唯一处所，可派一名公使，负责调研相关资料。我认为，可以在国内调研的事，不必派人到国外来。来开会的该部部长拿出与外交部会签的文件，我表示执行，但保留个人意见。后来，我的反对意见被采纳。
最棘手的问题是我国际职员的工资问题。他们对国内的有关规定十分不满，意见很大。有关机构也跑来干预、施压。我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我国驻外人员的工资，比国内高，联合国国际职员收入更高，而且高得多。大家都想当国际职员。当时国务院初步决定，国际职员的收入可比常驻国外人员高出一定比例，但大部分要上交财政。一时间，国际职员群情激愤，要求联合国主管财政的第五委员会对扣留国际职员工资进行干预，还要在联合国职员联谊会上，向联合国秘书长申诉，请他对此进行干预。我得知这一动向后，立即召集国际职员领导骨干开会，严格要求大家可以向国内领导反映各种意见，但不准“告洋状”，更不能上街游行(在瑞士，各种人游行很多)。我国际职员骨干不错，确实起了约束作用，没有让大家做出“越轨行为”。
对国际职员的收入，有两种不同看法。国内领导，特别是财政部，认为国内外工资差别不应太大，且各部门出国活动使用的外汇，要与本部门国际职员的外汇收入挂钩。联合国的立场是，中国政府可以推荐国际职员，但一旦与联合国签订合同，中国国际职员的收入，应与世界各国一样，由本人处理，政府不得截留。我国际职员强烈反映，说我们为国家挣了那么多钱，只给我们一点儿，打个电话的费用也要审批，否则不予报销。财政部专门派了两名常驻外交官，负责审批有关开销。他们与国际职员的关系，势同水火。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劳工局的总干事分别约见我，说他们比中国政府更关心自己属下的生活水平，强烈反对扣留中国国际职员工资。经了解，除越南、苏联外，各国的国际职员收入均为己有。日本、联邦德国国内工资高，对派出的国际职员还给予额外补贴。
当时，我国经济水平还比较低，外汇尤其紧张，我国国际职员的全部外汇收入有数千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如果大部分由国家截留的话，可能影响国际威信，因小失大。当时，在负责财政的联合国第五委员会会议上，有不少国家要求中国增加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数额，那就是要增加几亿美元开销的问题了。反复权衡利弊，我对国务院已经批准的文件提出异议，主张国际职员的收入全部放开，自己处理。老实讲，当时我颇为忐忑不安。据外交部干部司领导讲，大使一般是不会对国务院决定提出异议的。幸好，钱其琛副总理支持我提出的意见。国务院几经研究，最后同意了我的建议，国际职员的收入全部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