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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怀有少年得志的自豪，同时又觉得自己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破灭了，因而感到痛苦和内疚
1949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紧锣密鼓地磋商着新政府机构组成人员的重大事宜，准备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议及即将建立的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负责人选时，大家斟酌再三，除了确定罗荣桓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李六如任副检察长之外，还确定了另一位副检察长人选，他就是以刚直和气节闻名的无党派知识分子——蓝公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蓝公武是一位著名的报人，早年属于梁启超门下政治流派，此后既和国民党毫无瓜葛，也和共产党并非同侪。蓝公武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而他和袁世凯之间的恩怨，更是贯穿了早期革命者对宪政理想的艰辛追求。
少年师从梁启超
蓝公武祖籍广东大埔。父亲蓝国祺在1887年1月23日（光绪十二年腊月三十）生下长子，给儿子起名公武，字志先，意思是让他立志继承先人（太平军）的大业。
蓝公武刚一懂事，就时常从父亲那里听到太平军的故事，接受了不少排满思想。他7 岁进私塾读书，聪颖过人，过目不忘，深得私塾先生的钟爱。苏州大户张举人家子弟张东荪和蓝公武同岁，张家很想找一个聪明的孩子做伴读，以促进张东荪的学业，蓝公武被选中，于是他这个平民子弟得以进入举人府的家塾。从此蓝公武和张东荪成为好友，后来两人一同考入教会学校，一同去日本留学，一同开展社会活动。
然而造化弄人，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发生巨大分野，以至于张东荪于抗美援朝期间被控向美国人泄露了国家机密而被最高人民检察署法办，而当时蓝公武是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这样的经历可谓充满了戏剧性。
20 世纪初，从震旦学校毕业后，蓝公武与张东荪一同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张东荪介绍，蓝公武结识了梁启超，此后一直追随他。梁启超归国后，门下曾收有张君劢、黄远庸、蓝公武作为弟子，三弟子常于当时报刊上激扬文字，发排满爱国以至国民启蒙之宕议，在新闻界名噪一时，时称“中国三少年”。
正是因为梁启超，蓝公武与军阀袁世凯有了一段恩怨史。
袁世凯的拉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人们企盼一个民主共和的社会。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 年4 月迁往北京。
清帝退位后，民国成立，初步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北洋军阀、黎元洪三方的鼎足之势。
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利用梁启超的声望（彼时仍在日本），于1911年11月16 日任命梁为内阁司法副大臣，梁虽未接受，但与袁已有函电往来，表明联袁意向，梁很清楚，自己并无单独扮演主角的实力，只有与袁世凯这样的实力派合作，才有可能主导历史进程。
12月19日，蓝公武致信梁启超：“推测其意，袁世凯所以仰望二先生（指康梁），一欲借二先生以搜罗人才，挽回言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裔，整理财政。”袁世凯对康有为，“颇惧南海先生，未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对梁启超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说”。蓝公武的分析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袁世凯还经过李家驹向蓝公武传达联络康梁、资助经费之意。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掌握实权后，千方百计胁迫国会改变《临时约法》关于内阁责任制的规定，以图扩大总统权限，伺机复辟帝制。
蓝公武在看穿了袁世凯复辟的企图后，在《庸言》（1912年12月由梁启超等人在天津创办，并担任主笔，蓝公武为本刊主要撰稿人）上发表《大总统之地位及权限》长篇文章，批评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文章系统考察和论述了当时世界各国民主宪政制度下的总统权限，结合中国刚刚结束清朝帝制的具体情况，认定同临时约法相似的法国式的、以总统虚位为特点的内阁负责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总统专权”或“帝制自为”的危险，否则“欲改行总统制，则后祸不可胜言”。
打一棒，给一个甜枣
袁世凯上台伊始，鉴于梁启超对统一、共和、民主三党有绝对影响力，遂极力想促成梁将三党合并成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压倒国民党，而梁启超等也都一度对袁氏心存幻想，几次提出“ 拥袁”政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袁世凯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梁启超的活动经费，力促其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1913年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举行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梁启超在分得大借款的一点残羹冷炙之后，“ 闻者色喜”。
而蓝公武却在《庸言》上著文《论大借款》，指出：“盖大借款鸩也。饮鸩以医疾，则疾未医而人已毙矣！”同时表明：“我之反对大借款非反对其事也，实反对以今日之政治，以今日之财政而欲大借款耳。”“故我尝谓大借款不成，中国以财政困难，时局或有革新之望；若一旦借款告成，则中国从此沉沦于腐败之中，而亡无日矣！”他指责：“今日望借款之成者，无非欲分其余耳？”
蓝公武的这篇政论文章同袁世凯大唱反调，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袁世凯十分尴尬。191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蓝公武正在国民公报报馆排版间挥汗如雨地工作，突然一群暴徒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大打出手，叫喊着要蓝公武出来算账。年轻气盛的蓝公武站起来要同他们论理，徐佛苏赶紧上去把他推走，说：“去！去！你个伙计懂得什么？快去给各位大爷沏茶！”这伙暴徒一点也没看出这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就是蓝公武，竟在眼皮底下把人放走了。他们找不到蓝公武，就把报馆乱砸一通，呼啸而去。
事后，徐佛苏去找袁世凯说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推说不知此事，还把京师警察厅的人找来大骂一通“失职”，下令以后要好好保护报馆，并答应给《国民公报》拨款17000元补偿损失。为了对蓝公武“恩威共济”，“引为己用”，事后不久，袁就传谕接见蓝公武。见面后，袁世凯向蓝公武讲了一通“艰难为国”的“苦衷”，勉励蓝公武“体国公忠，前途无量”，还请他为自己赏识的世界强人威廉、大彼得、明治三人撰写传记，供他参考。蓝公武为大总统“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承诺了袁世凯交给的写书任务。
蓝公武从此身价百倍，砸国民公报报馆事件不到一个月，刚诞生的国民参议会的名单上就出现了蓝公武的名字，是袁世凯亲自指令江苏省督军李纯“选举”蓝公武当选参议员。他的月薪一下子也增加到400 元。
被袁世凯破灭的宪政理想
蓝公武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从此蓝公武开始步入政坛。
进入民国之后，制宪之争一直都处于政坛的中心地位。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签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用以限制袁世凯专权。以此为基础，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其中的规定使掌权者袁世凯非常不满，袁于1914年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提出了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用以打造袁世凯政权的合法性。
在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制定过程中，蓝公武表现得特别活跃。
1913年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出30 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蓝公武以进步党籍当选。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以“增修约法”为名，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约法、国会发难。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一些议员看到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咨文，深感局势严重，制宪工作前途未卜。
为了表示制宪的决心，已脱离国民党的国会议员沈钧儒等和进步党的部分国会议员蓝公武等联合起来于10月18日组成民宪党。该党以“保障共和，拥护宪政”为宣旨，力图贯彻民主精神，竭力维护民主国体。民宪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议员采取一致立场，进行合法议会斗争，国民党与民宪党携手与袁世凯斗争的结果，是加快了袁氏摧毁国民党和国会的步伐。
此后不久，袁世凯又一次召见了蓝公武，宣布任命他为总统府参议，给他5000元大洋，资送他去德国考察政教，许诺回国时予以重用。事实上，这是让这个危险人物赶快离开，以免滋事。
蓝公武于1913年秋天第二次出国留学。他从东北满洲里出国，经俄国去德国。这次出国他的心境是很复杂的。他有时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怀有少年得志的自豪，同时又觉得自己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破灭了，因而感到痛苦和内疚。到德国以后，他仍然热心学习自己所喜爱的哲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到处都有一股铁血的味道。因而当他收到长子出生的电报时，立即回电，给儿子起了个“铁年”（意为铁血之年）的名字。
护国反对帝制
蓝公武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回了国，此时日本已经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我国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并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登基称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蓝公武回国不久，即写就驳斥袁世凯尊孔复古的《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 1915年1月发表在由梁启超担任撰述（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给了袁世凯当头一棒。这篇文章较早地打出了反对尊孔复古的旗帜，深刻地指出了尊孔和复辟的联系，及时地揭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它文锋犀利，痛快淋漓，脍炙人口，引起了思想界强烈的反响，因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有的大学还把它选进语文课本，做学生阅读的范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15年，袁世凯借口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这同时遭到梁启超及其弟子蓝公武等人的坚决反对。梁启超等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梁启超本与袁世凯在一条船上，但袁氏称帝完全不符合梁的立宪主张，为此梁启超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梁还于1915年9月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政坛为之震撼，影响遍及全国。
但袁氏执迷不悟，梁启超只得抛开袁氏，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率进步党联络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同年11 月梁启超弟子蔡锷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
1915年12月梁启超偕蓝公武等6 名弟子秘密离开北京赴上海，准备向云南进发。他们到上海后，得知蔡锷到云南后与他的后任唐继尧发生龃龉，组织护国军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梁启超便在上海运筹帷幄，调整战略，蓝公武也参与其间。他们先到广西劝说陆荣廷都督独立，后又到广东逼迫龙济光都督独立，一路险象环生。
蓝公武到上海后不久，就收到别人转来的袁克定（袁世凯的儿子）的礼物和书信。信上责问蓝公武：“今上（指袁世凯）待君不薄，何骤然离去？”他希望蓝公武回到北京，支持复辟帝制事业，并答应委以重任，遭到蓝公武的断然拒绝，蓝因而成为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的著名人士。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责任编辑：张羽
人物索引
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少时师从梁启超，在新闻界名噪一时，与张君劢、黄远庸并称“中国三少年”，是研究系的主要人物。一生历尽对中国宪政曲折道路的探索。
作为检察官的蓝公武
蓝公武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表现出人民检察官刚直不阿的优秀品质。蓝公武不但是中国文人的硬派，而且是中国执法者中的硬派。
1952 年，处理王剑朋杀人一案时，蓝公武疾恶如仇，严格执法。王原是广州市政府企业局局长，在“三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贪污挥霍国家财产、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在被看管期间，他掐死一名看管人员，并枪杀检举人李春林，被判处死刑。广州市检察署认为王剑朋十几岁参军，为革命出生入死，一再坚持要从轻处置。蓝公武对此非常气愤。他认为王的罪行恶劣，连杀两人，必须依法惩处，杀人偿命，不能把功劳作为枉法的借口。为这事，他连着好几天寝食不安，亲自写信向毛主席申述自己的意见。此后，蓝公武又亲自写信给中南分署，严
厉批评了广州市人民检察署，并催问该案的执行结果。 对假案错案，蓝公武坚持实事求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审查，有错必纠。最高人民检察署对山西省临汾县南席村革命烈属张三元一案平反昭雪，就是他主持办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张三元系中农积极分子，其子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窃取该村农会主席职务的兵痞流氓张金生，出于私人报复，在土改中勾结品质恶劣的工作队干部，将张三元划为地主，严刑拷打，扫地出门。1951 年，又借镇压反革命之机，捏造材料，以地方反攻的罪名，将张三元送县公安局关押。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发现后，提出纠正，但县里仍然以不法分子罪名将张三元解回农村管制。张金生又第二次捏造罪名，向区政府诬告。区干部偏信一面之词，组织批斗张三元。张金生勾结其他坏分子，在斗争会上将张三元活活打死。事件发生后，该县一些领导人员，抗拒上级指示，将主犯纵容轻判。中央和省两级检察署克服重重阻力，坚持原则，彻查全案，提请法院将主犯张金生改判死刑，其他同案犯判处长期徒刑，并追查处分有关失职干部，伸张了正义，提高了政府威信。
1949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紧锣密鼓地磋商着新政府机构组成人员的重大事宜，准备迎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议及即将建立的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负责人选时，大家斟酌再三，除了确定罗荣桓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李六如任副检察长之外，还确定了另一位副检察长人选，他就是以刚直和气节闻名的无党派知识分子——蓝公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蓝公武是一位著名的报人，早年属于梁启超门下政治流派，此后既和国民党毫无瓜葛，也和共产党并非同侪。蓝公武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而他和袁世凯之间的恩怨，更是贯穿了早期革命者对宪政理想的艰辛追求。
少年师从梁启超
蓝公武祖籍广东大埔。父亲蓝国祺在1887年1月23日（光绪十二年腊月三十）生下长子，给儿子起名公武，字志先，意思是让他立志继承先人（太平军）的大业。
蓝公武刚一懂事，就时常从父亲那里听到太平军的故事，接受了不少排满思想。他7 岁进私塾读书，聪颖过人，过目不忘，深得私塾先生的钟爱。苏州大户张举人家子弟张东荪和蓝公武同岁，张家很想找一个聪明的孩子做伴读，以促进张东荪的学业，蓝公武被选中，于是他这个平民子弟得以进入举人府的家塾。从此蓝公武和张东荪成为好友，后来两人一同考入教会学校，一同去日本留学，一同开展社会活动。
然而造化弄人，后来两人在政治上发生巨大分野，以至于张东荪于抗美援朝期间被控向美国人泄露了国家机密而被最高人民检察署法办，而当时蓝公武是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这样的经历可谓充满了戏剧性。
20 世纪初，从震旦学校毕业后，蓝公武与张东荪一同东渡日本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张东荪介绍，蓝公武结识了梁启超，此后一直追随他。梁启超归国后，门下曾收有张君劢、黄远庸、蓝公武作为弟子，三弟子常于当时报刊上激扬文字，发排满爱国以至国民启蒙之宕议，在新闻界名噪一时，时称“中国三少年”。
正是因为梁启超，蓝公武与军阀袁世凯有了一段恩怨史。
袁世凯的拉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人们企盼一个民主共和的社会。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 年4 月迁往北京。
清帝退位后，民国成立，初步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北洋军阀、黎元洪三方的鼎足之势。
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利用梁启超的声望（彼时仍在日本），于1911年11月16 日任命梁为内阁司法副大臣，梁虽未接受，但与袁已有函电往来，表明联袁意向，梁很清楚，自己并无单独扮演主角的实力，只有与袁世凯这样的实力派合作，才有可能主导历史进程。
12月19日，蓝公武致信梁启超：“推测其意，袁世凯所以仰望二先生（指康梁），一欲借二先生以搜罗人才，挽回言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裔，整理财政。”袁世凯对康有为，“颇惧南海先生，未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对梁启超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说”。蓝公武的分析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袁世凯还经过李家驹向蓝公武传达联络康梁、资助经费之意。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掌握实权后，千方百计胁迫国会改变《临时约法》关于内阁责任制的规定，以图扩大总统权限，伺机复辟帝制。
蓝公武在看穿了袁世凯复辟的企图后，在《庸言》（1912年12月由梁启超等人在天津创办，并担任主笔，蓝公武为本刊主要撰稿人）上发表《大总统之地位及权限》长篇文章，批评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文章系统考察和论述了当时世界各国民主宪政制度下的总统权限，结合中国刚刚结束清朝帝制的具体情况，认定同临时约法相似的法国式的、以总统虚位为特点的内阁负责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总统专权”或“帝制自为”的危险，否则“欲改行总统制，则后祸不可胜言”。
打一棒，给一个甜枣
袁世凯上台伊始，鉴于梁启超对统一、共和、民主三党有绝对影响力，遂极力想促成梁将三党合并成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压倒国民党，而梁启超等也都一度对袁氏心存幻想，几次提出“ 拥袁”政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袁世凯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梁启超的活动经费，力促其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1913年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举行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梁启超在分得大借款的一点残羹冷炙之后，“ 闻者色喜”。
而蓝公武却在《庸言》上著文《论大借款》，指出：“盖大借款鸩也。饮鸩以医疾，则疾未医而人已毙矣！”同时表明：“我之反对大借款非反对其事也，实反对以今日之政治，以今日之财政而欲大借款耳。”“故我尝谓大借款不成，中国以财政困难，时局或有革新之望；若一旦借款告成，则中国从此沉沦于腐败之中，而亡无日矣！”他指责：“今日望借款之成者，无非欲分其余耳？”
蓝公武的这篇政论文章同袁世凯大唱反调，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袁世凯十分尴尬。191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蓝公武正在国民公报报馆排版间挥汗如雨地工作，突然一群暴徒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大打出手，叫喊着要蓝公武出来算账。年轻气盛的蓝公武站起来要同他们论理，徐佛苏赶紧上去把他推走，说：“去！去！你个伙计懂得什么？快去给各位大爷沏茶！”这伙暴徒一点也没看出这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就是蓝公武，竟在眼皮底下把人放走了。他们找不到蓝公武，就把报馆乱砸一通，呼啸而去。
事后，徐佛苏去找袁世凯说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推说不知此事，还把京师警察厅的人找来大骂一通“失职”，下令以后要好好保护报馆，并答应给《国民公报》拨款17000元补偿损失。为了对蓝公武“恩威共济”，“引为己用”，事后不久，袁就传谕接见蓝公武。见面后，袁世凯向蓝公武讲了一通“艰难为国”的“苦衷”，勉励蓝公武“体国公忠，前途无量”，还请他为自己赏识的世界强人威廉、大彼得、明治三人撰写传记，供他参考。蓝公武为大总统“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承诺了袁世凯交给的写书任务。
蓝公武从此身价百倍，砸国民公报报馆事件不到一个月，刚诞生的国民参议会的名单上就出现了蓝公武的名字，是袁世凯亲自指令江苏省督军李纯“选举”蓝公武当选参议员。他的月薪一下子也增加到400 元。
被袁世凯破灭的宪政理想
蓝公武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从此蓝公武开始步入政坛。
进入民国之后，制宪之争一直都处于政坛的中心地位。孙中山于1912年3月11日签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用以限制袁世凯专权。以此为基础，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法草案），其中的规定使掌权者袁世凯非常不满，袁于1914年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提出了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用以打造袁世凯政权的合法性。
在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的制定过程中，蓝公武表现得特别活跃。
1913年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出30 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蓝公武以进步党籍当选。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以“增修约法”为名，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约法、国会发难。国民党和进步党的一些议员看到袁世凯咄咄逼人的咨文，深感局势严重，制宪工作前途未卜。
为了表示制宪的决心，已脱离国民党的国会议员沈钧儒等和进步党的部分国会议员蓝公武等联合起来于10月18日组成民宪党。该党以“保障共和，拥护宪政”为宣旨，力图贯彻民主精神，竭力维护民主国体。民宪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议员采取一致立场，进行合法议会斗争，国民党与民宪党携手与袁世凯斗争的结果，是加快了袁氏摧毁国民党和国会的步伐。
此后不久，袁世凯又一次召见了蓝公武，宣布任命他为总统府参议，给他5000元大洋，资送他去德国考察政教，许诺回国时予以重用。事实上，这是让这个危险人物赶快离开，以免滋事。
蓝公武于1913年秋天第二次出国留学。他从东北满洲里出国，经俄国去德国。这次出国他的心境是很复杂的。他有时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怀有少年得志的自豪，同时又觉得自己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理想破灭了，因而感到痛苦和内疚。到德国以后，他仍然热心学习自己所喜爱的哲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到处都有一股铁血的味道。因而当他收到长子出生的电报时，立即回电，给儿子起了个“铁年”（意为铁血之年）的名字。
护国反对帝制
蓝公武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回了国，此时日本已经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我国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并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登基称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蓝公武回国不久，即写就驳斥袁世凯尊孔复古的《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 1915年1月发表在由梁启超担任撰述（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给了袁世凯当头一棒。这篇文章较早地打出了反对尊孔复古的旗帜，深刻地指出了尊孔和复辟的联系，及时地揭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它文锋犀利，痛快淋漓，脍炙人口，引起了思想界强烈的反响，因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有的大学还把它选进语文课本，做学生阅读的范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15年，袁世凯借口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这同时遭到梁启超及其弟子蓝公武等人的坚决反对。梁启超等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梁启超本与袁世凯在一条船上，但袁氏称帝完全不符合梁的立宪主张，为此梁启超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 梁还于1915年9月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政坛为之震撼，影响遍及全国。
但袁氏执迷不悟，梁启超只得抛开袁氏，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率进步党联络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同年11 月梁启超弟子蔡锷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
1915年12月梁启超偕蓝公武等6 名弟子秘密离开北京赴上海，准备向云南进发。他们到上海后，得知蔡锷到云南后与他的后任唐继尧发生龃龉，组织护国军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梁启超便在上海运筹帷幄，调整战略，蓝公武也参与其间。他们先到广西劝说陆荣廷都督独立，后又到广东逼迫龙济光都督独立，一路险象环生。
蓝公武到上海后不久，就收到别人转来的袁克定（袁世凯的儿子）的礼物和书信。信上责问蓝公武：“今上（指袁世凯）待君不薄，何骤然离去？”他希望蓝公武回到北京，支持复辟帝制事业，并答应委以重任，遭到蓝公武的断然拒绝，蓝因而成为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的著名人士。
（节选自《检察生涯——高检院二十七位卸任副检察长访谈录》，有删改）
责任编辑：张羽
人物索引
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少时师从梁启超，在新闻界名噪一时，与张君劢、黄远庸并称“中国三少年”，是研究系的主要人物。一生历尽对中国宪政曲折道路的探索。
作为检察官的蓝公武
蓝公武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表现出人民检察官刚直不阿的优秀品质。蓝公武不但是中国文人的硬派，而且是中国执法者中的硬派。
1952 年，处理王剑朋杀人一案时，蓝公武疾恶如仇，严格执法。王原是广州市政府企业局局长，在“三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贪污挥霍国家财产、生活作风腐化等问题。在被看管期间，他掐死一名看管人员，并枪杀检举人李春林，被判处死刑。广州市检察署认为王剑朋十几岁参军，为革命出生入死，一再坚持要从轻处置。蓝公武对此非常气愤。他认为王的罪行恶劣，连杀两人，必须依法惩处，杀人偿命，不能把功劳作为枉法的借口。为这事，他连着好几天寝食不安，亲自写信向毛主席申述自己的意见。此后，蓝公武又亲自写信给中南分署，严
厉批评了广州市人民检察署，并催问该案的执行结果。 对假案错案，蓝公武坚持实事求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审查，有错必纠。最高人民检察署对山西省临汾县南席村革命烈属张三元一案平反昭雪，就是他主持办理的一个典型案例。
张三元系中农积极分子，其子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窃取该村农会主席职务的兵痞流氓张金生，出于私人报复，在土改中勾结品质恶劣的工作队干部，将张三元划为地主，严刑拷打，扫地出门。1951 年，又借镇压反革命之机，捏造材料，以地方反攻的罪名，将张三元送县公安局关押。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发现后，提出纠正，但县里仍然以不法分子罪名将张三元解回农村管制。张金生又第二次捏造罪名，向区政府诬告。区干部偏信一面之词，组织批斗张三元。张金生勾结其他坏分子，在斗争会上将张三元活活打死。事件发生后，该县一些领导人员，抗拒上级指示，将主犯纵容轻判。中央和省两级检察署克服重重阻力，坚持原则，彻查全案，提请法院将主犯张金生改判死刑，其他同案犯判处长期徒刑，并追查处分有关失职干部，伸张了正义，提高了政府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