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福利政策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欧洲高福利制度在历史上曾起到了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这一制度催生了不想工作的福利懒汉，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拖累经济发展，福利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高福利 福利国家 懒人现象 效率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促成了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的变革。在无法阻挡的现代化潮流中，人类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加剧，高度的社会流动又使得个人和家庭、社区等传统组织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不断减弱，国家和政府逐渐成为提供公共社会服务的主导性力量，普遍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也逐渐成为应对广泛社会风险的基本制度安排。
欧洲福利制度作为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出现以来，“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越的高福利制度所引发的过度膨胀的福利支出水平，以及福利降低市场和社会保障的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人民就业动力下降、助长懒人群体等一系列“福利陷阱”一直饱受争论。2017年9月8日，新上任不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着手劳动法改革，并发出了向高福利下懒汉群体开炮的强硬声音，“我既不会向懒汉、也不会向玩世不恭者和极端分子让步”。然而法国民众对马克龙的“懒汉论”并不买账，纷纷抗议要求撤销劳动法改革中的行政命令，游行示威者举出了“懒汉在前进”和“你完蛋啦马克龙，我们懒汉上街啦”的标语牌。类似的“福利战争”正在欧洲多个国家上演。
20世纪的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创痛促成了福利共识的形成以及普惠式福利制度的建立，而众多福利国家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高福利制度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高福利弊端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反过来又多年持续困扰着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西方福利国家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福利体系涵盖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救济等各个方面，居民从一出生就能够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例如全民教育、免费保健、失业补助、免费医疗等。高福利制度让欧洲人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还享受着充足的带薪假期。法国人每周工作不超过35小时，每年可享受30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算上双休日、法定假日等每年大约有150天可以不用工作。盖洛普公司一项关于工作时长跨国调查的结果显示，西欧或者北欧的国家均排在工作时长国家榜单的末尾。即使失业，欧洲人也可以领取不菲的失业津贴，例如法国失业津贴的平均水平可達到每月1100欧元左右，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失业津贴则可以达到失业前工资的80%到90%，领取时间最多可以是10个月到4年不等。
不过，这种高福利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福利国家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的懒惰，正在滋生福利懒汉，催生懒人群体。丰厚的失业补助金正在消磨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不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也能维持生活，以致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
懒人群体的出现，正在打破“No pains， no gains”（不劳无获）这一基本道德规范，助长搭便车的恶劣行为，这与福利制度倡导的平等主义承诺已经背道而驰，甚至在动摇现代文明的道德根基。福利懒汉的“示范效应”还带来延伸性的消极影响，这种效应在社区间以及代际间的传递，可能引发潜在的“福利依赖文化”。因此，比道德危机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福利依赖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冲击。
高福利往往容易降低市场效率，阻碍经济的发展。高福利模式本质上是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实现资源的社会再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而再分配则起着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市场与福利是相互补充的，市场能够产生效益，但也使人们面临更多的风险性和不安全性，健康的福利体系能够保障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过度的福利再分配则会侵害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人人享有高福利是对分配制度的扭曲，是对市场精神的背弃，破坏了竞争，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高福利背后是高税收，欧洲的个人所得税普遍很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均超过40%，而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最高税率均超过了50%。过高的税负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了企业资本积累，挫伤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了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
从2008年开始，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社会福利的拖累被认为是祸首之一。以希腊为例，历届执政党为讨好选民，不顾财政承受能力，频频打出“高福利”牌，盲目许诺并持续增加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支出越来越膨胀，财政收入不堪重负难以支撑，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导致公共债务激增，财政赤字扩大。
虽然实施高福利是否必然导致福利依赖性的失业、阻碍经济增长的争论仍在持续，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福利制度正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形势如人口老龄化趋势、经济衰退、长期的失业、家庭结构的转变、移民、全球化等都对欧洲当前的福利制度构成了重大挑战和威胁。以老龄化为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欧洲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6%，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养老金支出的持续增长正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移民同样对福利制度提出挑战。欧盟成员国实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移民完全可以享受移民国的福利政策，移民的不断增加使得领取救济金的人数持续增长。
欧洲福利国家普遍意识到危机之下，亟需改革福利体制，紧缩财政和削减开支，控制社会福利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加强福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近几年欧洲国家普遍开始削减福利支出，推进激进的养老金结构性改革措施如通过推迟退休年龄和推行弹性退休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放松过于严格的劳工解雇保护措施，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缩短失业救济领取期限，实施更为严格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对于欧洲的政治家而言，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改革不合理的福利制度，是必须而又非常迫切的事情。然而，福利待遇给予容易，收回困难。福利刚性成为福利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社会民众无法接受福利下降的心理预期正在使得削减福利的改革陷于泥潭。2015年9月18日，芬兰举行全国性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的削减福利计划。
福利具有刚性和不可逆性，政府福利的紧缩会引发不断的民众抗议和社会危机，变革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始终是悬在不同时期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使得福利国家目前的福利调整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小修小补的“边际性调整”，高福利社会制度积重难返，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固有的制度体系。福利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改革面临的民众抗议也不可避免。政府如何通过与民众协商谈判达成双方均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重建合法而有效的社会契约，或许才是福利国家解决危机的务实之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保中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高福利成为欧洲经济不可承受之重》，财经网，2012年5月15日。
②《欧盟高福利助长懒人习气拖累竞争力》，《人民日报》，2015年8月21日。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高福利 福利国家 懒人现象 效率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高福利困扰着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促成了传统社会福利模式的变革。在无法阻挡的现代化潮流中，人类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加剧，高度的社会流动又使得个人和家庭、社区等传统组织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不断减弱，国家和政府逐渐成为提供公共社会服务的主导性力量，普遍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也逐渐成为应对广泛社会风险的基本制度安排。
欧洲福利制度作为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出现以来，“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越的高福利制度所引发的过度膨胀的福利支出水平，以及福利降低市场和社会保障的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人民就业动力下降、助长懒人群体等一系列“福利陷阱”一直饱受争论。2017年9月8日，新上任不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着手劳动法改革，并发出了向高福利下懒汉群体开炮的强硬声音，“我既不会向懒汉、也不会向玩世不恭者和极端分子让步”。然而法国民众对马克龙的“懒汉论”并不买账，纷纷抗议要求撤销劳动法改革中的行政命令，游行示威者举出了“懒汉在前进”和“你完蛋啦马克龙，我们懒汉上街啦”的标语牌。类似的“福利战争”正在欧洲多个国家上演。
20世纪的两次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创痛促成了福利共识的形成以及普惠式福利制度的建立，而众多福利国家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高福利制度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高福利弊端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反过来又多年持续困扰着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高福利催生不想工作的“懒人群体”
西方福利国家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福利体系涵盖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救济等各个方面，居民从一出生就能够享受政府的各种补贴，例如全民教育、免费保健、失业补助、免费医疗等。高福利制度让欧洲人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还享受着充足的带薪假期。法国人每周工作不超过35小时，每年可享受30个工作日的带薪休假，算上双休日、法定假日等每年大约有150天可以不用工作。盖洛普公司一项关于工作时长跨国调查的结果显示，西欧或者北欧的国家均排在工作时长国家榜单的末尾。即使失业，欧洲人也可以领取不菲的失业津贴，例如法国失业津贴的平均水平可達到每月1100欧元左右，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失业津贴则可以达到失业前工资的80%到90%，领取时间最多可以是10个月到4年不等。
不过，这种高福利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福利国家过度慷慨的福利政策助长了社会的懒惰，正在滋生福利懒汉，催生懒人群体。丰厚的失业补助金正在消磨求职者寻找工作的动力和意愿，不上班的收入差不多也能维持生活，以致相当一部分失业者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一些人甚至选择“主动失业”。
懒人群体的出现，正在打破“No pains， no gains”（不劳无获）这一基本道德规范，助长搭便车的恶劣行为，这与福利制度倡导的平等主义承诺已经背道而驰，甚至在动摇现代文明的道德根基。福利懒汉的“示范效应”还带来延伸性的消极影响，这种效应在社区间以及代际间的传递，可能引发潜在的“福利依赖文化”。因此，比道德危机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福利依赖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冲击。
高福利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拖累经济发展
高福利往往容易降低市场效率，阻碍经济的发展。高福利模式本质上是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实现资源的社会再分配。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而再分配则起着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市场与福利是相互补充的，市场能够产生效益，但也使人们面临更多的风险性和不安全性，健康的福利体系能够保障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过度的福利再分配则会侵害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人人享有高福利是对分配制度的扭曲，是对市场精神的背弃，破坏了竞争，降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高福利背后是高税收，欧洲的个人所得税普遍很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均超过40%，而在瑞典、丹麦、荷兰等北欧国家，个人所得税征最高税率均超过了50%。过高的税负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了企业资本积累，挫伤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了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
从2008年开始，欧洲各国相继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面临重大问题，社会福利的拖累被认为是祸首之一。以希腊为例，历届执政党为讨好选民，不顾财政承受能力，频频打出“高福利”牌，盲目许诺并持续增加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支出越来越膨胀，财政收入不堪重负难以支撑，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导致公共债务激增，财政赤字扩大。
福利刚性正在成为福利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
虽然实施高福利是否必然导致福利依赖性的失业、阻碍经济增长的争论仍在持续，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福利制度正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形势如人口老龄化趋势、经济衰退、长期的失业、家庭结构的转变、移民、全球化等都对欧洲当前的福利制度构成了重大挑战和威胁。以老龄化为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欧洲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6%，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养老金支出的持续增长正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移民同样对福利制度提出挑战。欧盟成员国实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移民完全可以享受移民国的福利政策，移民的不断增加使得领取救济金的人数持续增长。
欧洲福利国家普遍意识到危机之下，亟需改革福利体制，紧缩财政和削减开支，控制社会福利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加强福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近几年欧洲国家普遍开始削减福利支出，推进激进的养老金结构性改革措施如通过推迟退休年龄和推行弹性退休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放松过于严格的劳工解雇保护措施，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缩短失业救济领取期限，实施更为严格的社会救助政策等。
对于欧洲的政治家而言，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改革不合理的福利制度，是必须而又非常迫切的事情。然而，福利待遇给予容易，收回困难。福利刚性成为福利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社会民众无法接受福利下降的心理预期正在使得削减福利的改革陷于泥潭。2015年9月18日，芬兰举行全国性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的削减福利计划。
福利具有刚性和不可逆性，政府福利的紧缩会引发不断的民众抗议和社会危机，变革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始终是悬在不同时期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使得福利国家目前的福利调整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小修小补的“边际性调整”，高福利社会制度积重难返，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固有的制度体系。福利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改革面临的民众抗议也不可避免。政府如何通过与民众协商谈判达成双方均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重建合法而有效的社会契约，或许才是福利国家解决危机的务实之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保中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高福利成为欧洲经济不可承受之重》，财经网，2012年5月15日。
②《欧盟高福利助长懒人习气拖累竞争力》，《人民日报》，2015年8月21日。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