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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国产操作系统的创新之路，应该怎么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否该重新审视并定位自己的角色？
从法官手中接过支票，贺唯佳长舒了一口气。
9月16日上午，北京海淀法院对涉及中科红旗的二百余件欠薪执行案件进行了案款发还，作为原中科红旗工会主席，贺唯佳代表95位员工，领取了总额为1500多万元的现金支票。
轰动国内科技行业的中科红旗清算案，就此宣告了结。
由外观之，中科红旗解散清算，是过度依赖政府资金、没有造血能力的的国产软件企业失败典型。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经过数月追踪调查，从不同消息源获得的，却是一个更深刻的故事版本。
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不同体制和管理理念下，董事会股东间利益纠葛而形成的内斗“传统”。这种“传统”，从公司成立之初一直延续到为善后而成立的清算委员会，以及最终的资产拍卖过程中。
对于贺唯佳以及95位前员工而言，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但一位接近中科红旗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的知情人士认为，当下发展自主操作系统呼声渐高的大背景下，国产操作系统乃至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创新之路才刚刚开始。
清算僵持
9月16日海淀法院结案，距离中科红旗宣布解散清算已经过去半年多。如果从2013年4月停发员工工资算起，中科红旗清算拍卖一事更已历时一年多。
在贺唯佳看来，如果真的只是清算拍卖，并不需要延宕这么长的时间。
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4年2月10日，中科红旗一纸公告通知全体员工，称公司正式解散，员工劳动合同全部终止，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这意味着，这家成立 14 年之久、中国最为知名的国产操作系统厂商就此走到终点。而在此之前，房租拖欠、员工薪资拖欠等资金链断裂前兆已经困扰中科红旗近1年之久。
中科红旗官方公告显示，董事会做出解散公司决议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3日，并于2014年1月22日正式成立清算工作组，开展善后工作。
然而，贺唯佳依然表示，直到2014年4月，成立已逾3个月的清算组仍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中科红旗还没有死掉！中科红旗只是公司实体没了，并非完全资不抵债，技术服务和运维团队也依然还在正常工作。”彼时，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贺唯佳坐在一堆杂乱的旧电脑主机和服务器中间，对外界流传的“红旗死掉”说法极为不满。
贺唯佳所说的技术服务团队，算上他和原中科红旗副总裁杨立光在内，当时仅剩不到10人。所有人连同原公司总部转移出来的设备，全部挤在北京北三环西路附近一处民居内。
由于人手不足，贺唯佳、杨立光以及其他人都没有了往日的职务之分，除了代表前员工与清算组中的股东方打官司，贺唯佳和杨立光还干起了日常的客户电话服务工作。
留下来的人都是义务劳动，贺和杨两人没办法给任何物质上的保证和承诺。支撑这些老员工的，除了要对自己的工作酬劳讨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对中科红旗的感情，让他们试图保全中科红旗最后的精华。
但经过3个多月反复拉锯，清算形势依然一片僵持。
贺唯佳告诉记者，清算组人数是动态的，主要人员中，有贺唯佳和杨立光2位员工代表，还包括中科院软件所科技处处长滕东兴、赛迪时代刘泽全等股东方代表。但清算组只是负责执行工作，事情最终还需要中科院软件所、赛迪时代、上海联创、兴创投资这4家股东组成的清算委员会拍板决定。
最初，贺唯佳等职工方的代表曾提出按股比筹资的方案，试图让清算委员会股东方之间达成一致，先协商解决最为迫切的员工工资拖欠问题。
从2013年4月开始，中科红旗已经拖欠上百名员工总计超过1500万元的工资。在贺和杨两人看来，几大股东资金充裕，按照股比筹措1500万元并不是难事，但对这一方案，清算委员会几位股东的意思很明确——没有可能。
拍卖背后
无奈之下，员工们授权贺唯佳代表员工方，通过工会陆续申请劳动仲裁，并向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贺和杨向法院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内部协议变卖资产，在解决拖欠员工工资问题同时，也让中科红旗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有了传承甚至重焕新生的可能。
按照清算工作组的初步评估，包括设备、商标、软件著作权等所有资产和债务在内，中科红旗的资产价值在1800万元左右，只要找到愿意出钱的接盘者，就足以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以及房屋租金水电等杂项费用。
贺唯佳透露，资产拍卖消息对外放出后，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科曙光、中国航天科技、四川勤智等在内的多家企业表达了接盘意愿，特别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下属的普华基础软件公司，此前接收了大量中科红旗的技术骨干，在业务和情理上都希望收购中科红旗资产，推动自主操作系统的技术继续往前走。
中科曙光总裁历军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曙光与中科红旗有过深度合作，只要中科红旗愿意卖，曙光完全可以出资收购。中科红旗的品牌价值和知识产权对提升曙光未来上市时的市值将具有重要意义。
据贺唯佳透露，内部协议变卖的方案最初并没能得到清算委员会4位股东的一致同意，先是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未表态同意，之后又变成二股东赛迪时代不肯表态。
直到2014年7月，在媒体舆论压力及上级领导干预下，股东们就拍卖资产一事达成一致，2014年7月中旬，事情终于出现转机。通过10轮竞拍，大连五甲万京集团以3862万元的价格成功接盘，与中科红旗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五甲万京最初并没有出现在接盘“志愿者”队伍中，但在中途突然杀出，并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一举拿下中科红旗。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并不能排除其“代购”或“内部操作”的可能。 贺唯佳告诉记者，在今年7月中旬为竞拍者举行的专家评审会上，不少专家也对五甲万京的背景和能力提出了质疑，但出人意料的是，股东们却不在意这些，一致同意五甲万京加入竞购行列。
记者试图联系五甲万京以及中科院软件所等相关参与方求证此事，但未获回应。截至发稿，其中细节仍未得到核实。
股东纠葛
贺唯佳认为，当初股东不愿表态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如果同意内部协议变卖资产，涉及到国资委备案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主管领导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风险。
不过，这只是众多表面原因中的一个。前述知情人士称，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此前中科红旗解散清算的症结一样，是股东间的矛盾。
资料显示，中科红旗成立于2000年6月6日，最初是由中科院软件所下属企业北京科软创新与上海联创投资联合出资组建，注册资金96.2万美元，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其后两年间，随着部分股权的多次转让，两大股东变成了最终的8家股东，科软创新40.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工信部下属企业赛迪时代通过增资持有20%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其余股东分别为：上海联创8.43%、成为创业8.43%、香港新华科技7.5%、山东九发5.07%、北京兴创投资5.07%、中国希望5%。
一位早期曾任中科红旗高管的人士告诉记者，股权结构固定后，本应该按正常企业的运营方式进行管理，但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方中科院软件所的管理方式，却“所企不分”，这让几家小股东极为不满。
这一情况，在中科红旗创始人兼首任董事长孙玉芳执掌时期并不明显，但2005年孙玉芳因病去世后，股东间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最初的导火索，是2006年中科院软件所组建中科方德公司。2000年中科红旗成立之时，软件所曾出具过一份非竞争承诺函。其他几家股东认为，中科方德与中科红旗存在业务竞争关系，软件所此举明显违背了最初的承诺。
在中科院软件所领导的强势介入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大小股东间的矛盾已经由暗转明。
矛盾激化
2008年，中科红旗申报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操作系统项目一事，让矛盾进一步激化。
贺唯佳回忆，中科红旗申请核高基的想法公布后，公司上下都意见统一。问题在于，核高基科研经费包括国家拨款、地方拨款和企业自筹三部分，其中自筹部分预算需要6000万元，按照中科红旗当时年营收约2000万元的实际情况，根本无力承担。
有知情人士说，中科院软件所在与中科红旗联合申请时曾有承诺，中科红旗自筹资金不能按时足额到位时，软件所将“兜底”足额补齐。中科红旗这才放手一搏。
2010年，中科红旗正式承接核高基重大专项“红旗桌面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分课题“通用桌面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后，1.1亿元的国家拨款资金分配下来，中科红旗虽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只拿到其中的3000多万元。
此外，一位前中科红旗中层员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地方配套拨款按预算有4000万元，但实际上分配给中科红旗的资金不到500万元，而软件所承诺的“兜底”资金，一直到中科红旗解散清算时都没能到位。
这位前员工说，为了完成核高基任务，中科红旗3年内通过公司销售收入、高管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员工停发工资等各种方式筹集资金，填补了6000万元的研发资金空缺，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也由此停滞。
这也是2014年前中科红旗员工多次到工信部以及中科院门口举横幅讨薪的主要诉求点。
除了资金，上述前员工认为，让小股东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的缘由，还包括当时大量核心技术骨干被调入中科方德，并且被要求在核高基项目结束后全部转为中科方德员工。这被一些小股东认为是大股东在转移中科红旗核心资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章程中的“一票否决制”，成为中科红旗小股东董事们反抗的途径。这导致后来中科红旗基本没有就重大问题达成过一致决议。
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2013年12月同意对公司进行解散清算，另一次是2014年7月同意五甲万京参与资产竞拍。
红旗启示
肩负“中国自主操作系统崛起”使命而诞生的中科红旗，一度被公认为代表国产操作系统研发的最高水平，最辉煌时，曾经拿下过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厂商的荣誉。
但虚名背后，掩盖了中科红旗乃至国内操作系统产业对政府采购市场的过度依赖。
杨立光告诉记者，中科红旗的起势与10多年前中国政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几乎同步，其间的典型案例，是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桌面操作系统产品正版软件采购竞标中成功中标，将竞争对手微软挤下擂台。此役让中科红旗操作系统一战成名。
随后数年，中科红旗的操作系统频频中标国家经贸委、国家邮政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烟草专卖局等政府机关的正版软件采购项目。
在政府机关以外的大众市场，中科红旗操作系统却缺乏扩张能力。尽管中科红旗操作系统在联想、惠普、戴尔等电脑厂商的年度装机量高达数百万台，但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在中国操作系统大众市场上，包括中科红旗在内的国产品牌份额不到2%。
过度依赖政府采购的直接结果是，包括中科红旗在内的所有国内操作系统都没能搭建出操作系统做大做强需要的最基本条件——应用生态圈，一旦国家补贴和政府采购市场生变，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显露无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告诉记者，去年的棱镜门和今年的XP停服事件后，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工作被列为重中之重。这被视作国产操作系统春天到来的信号。
在此背景下，国产操作系统业界掀起新的高潮，但更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中科红旗之后，新一轮的国产操作系统创新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否该重新审视并定位自己的角色？
繁华散尽，往事如烟。一位前中科红旗高管感叹，如果中科红旗最终成为国产操作系统黎明到来前的失败注脚，希望它能为有志于振兴国产操作系统的后来者提供借鉴和警醒。
从法官手中接过支票，贺唯佳长舒了一口气。
9月16日上午，北京海淀法院对涉及中科红旗的二百余件欠薪执行案件进行了案款发还，作为原中科红旗工会主席，贺唯佳代表95位员工，领取了总额为1500多万元的现金支票。
轰动国内科技行业的中科红旗清算案，就此宣告了结。
由外观之，中科红旗解散清算，是过度依赖政府资金、没有造血能力的的国产软件企业失败典型。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经过数月追踪调查，从不同消息源获得的，却是一个更深刻的故事版本。
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不同体制和管理理念下，董事会股东间利益纠葛而形成的内斗“传统”。这种“传统”，从公司成立之初一直延续到为善后而成立的清算委员会，以及最终的资产拍卖过程中。
对于贺唯佳以及95位前员工而言，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但一位接近中科红旗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的知情人士认为，当下发展自主操作系统呼声渐高的大背景下，国产操作系统乃至整个中国软件产业的创新之路才刚刚开始。
清算僵持
9月16日海淀法院结案，距离中科红旗宣布解散清算已经过去半年多。如果从2013年4月停发员工工资算起，中科红旗清算拍卖一事更已历时一年多。
在贺唯佳看来，如果真的只是清算拍卖，并不需要延宕这么长的时间。
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4年2月10日，中科红旗一纸公告通知全体员工，称公司正式解散，员工劳动合同全部终止，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这意味着，这家成立 14 年之久、中国最为知名的国产操作系统厂商就此走到终点。而在此之前，房租拖欠、员工薪资拖欠等资金链断裂前兆已经困扰中科红旗近1年之久。
中科红旗官方公告显示，董事会做出解散公司决议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3日，并于2014年1月22日正式成立清算工作组，开展善后工作。
然而，贺唯佳依然表示，直到2014年4月，成立已逾3个月的清算组仍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中科红旗还没有死掉！中科红旗只是公司实体没了，并非完全资不抵债，技术服务和运维团队也依然还在正常工作。”彼时，面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贺唯佳坐在一堆杂乱的旧电脑主机和服务器中间，对外界流传的“红旗死掉”说法极为不满。
贺唯佳所说的技术服务团队，算上他和原中科红旗副总裁杨立光在内，当时仅剩不到10人。所有人连同原公司总部转移出来的设备，全部挤在北京北三环西路附近一处民居内。
由于人手不足，贺唯佳、杨立光以及其他人都没有了往日的职务之分，除了代表前员工与清算组中的股东方打官司，贺唯佳和杨立光还干起了日常的客户电话服务工作。
留下来的人都是义务劳动，贺和杨两人没办法给任何物质上的保证和承诺。支撑这些老员工的，除了要对自己的工作酬劳讨个说法，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对中科红旗的感情，让他们试图保全中科红旗最后的精华。
但经过3个多月反复拉锯，清算形势依然一片僵持。
贺唯佳告诉记者，清算组人数是动态的，主要人员中，有贺唯佳和杨立光2位员工代表，还包括中科院软件所科技处处长滕东兴、赛迪时代刘泽全等股东方代表。但清算组只是负责执行工作，事情最终还需要中科院软件所、赛迪时代、上海联创、兴创投资这4家股东组成的清算委员会拍板决定。
最初，贺唯佳等职工方的代表曾提出按股比筹资的方案，试图让清算委员会股东方之间达成一致，先协商解决最为迫切的员工工资拖欠问题。
从2013年4月开始，中科红旗已经拖欠上百名员工总计超过1500万元的工资。在贺和杨两人看来，几大股东资金充裕，按照股比筹措1500万元并不是难事，但对这一方案，清算委员会几位股东的意思很明确——没有可能。
拍卖背后
无奈之下，员工们授权贺唯佳代表员工方，通过工会陆续申请劳动仲裁，并向海淀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被拖欠的工资。
贺和杨向法院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内部协议变卖资产，在解决拖欠员工工资问题同时，也让中科红旗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有了传承甚至重焕新生的可能。
按照清算工作组的初步评估，包括设备、商标、软件著作权等所有资产和债务在内，中科红旗的资产价值在1800万元左右，只要找到愿意出钱的接盘者，就足以支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以及房屋租金水电等杂项费用。
贺唯佳透露，资产拍卖消息对外放出后，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科曙光、中国航天科技、四川勤智等在内的多家企业表达了接盘意愿，特别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下属的普华基础软件公司，此前接收了大量中科红旗的技术骨干，在业务和情理上都希望收购中科红旗资产，推动自主操作系统的技术继续往前走。
中科曙光总裁历军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曙光与中科红旗有过深度合作，只要中科红旗愿意卖，曙光完全可以出资收购。中科红旗的品牌价值和知识产权对提升曙光未来上市时的市值将具有重要意义。
据贺唯佳透露，内部协议变卖的方案最初并没能得到清算委员会4位股东的一致同意，先是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未表态同意，之后又变成二股东赛迪时代不肯表态。
直到2014年7月，在媒体舆论压力及上级领导干预下，股东们就拍卖资产一事达成一致，2014年7月中旬，事情终于出现转机。通过10轮竞拍，大连五甲万京集团以3862万元的价格成功接盘，与中科红旗签订了资产收购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五甲万京最初并没有出现在接盘“志愿者”队伍中，但在中途突然杀出，并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一举拿下中科红旗。在一些业界人士看来，并不能排除其“代购”或“内部操作”的可能。 贺唯佳告诉记者，在今年7月中旬为竞拍者举行的专家评审会上，不少专家也对五甲万京的背景和能力提出了质疑，但出人意料的是，股东们却不在意这些，一致同意五甲万京加入竞购行列。
记者试图联系五甲万京以及中科院软件所等相关参与方求证此事，但未获回应。截至发稿，其中细节仍未得到核实。
股东纠葛
贺唯佳认为，当初股东不愿表态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如果同意内部协议变卖资产，涉及到国资委备案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主管领导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风险。
不过，这只是众多表面原因中的一个。前述知情人士称，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此前中科红旗解散清算的症结一样，是股东间的矛盾。
资料显示，中科红旗成立于2000年6月6日，最初是由中科院软件所下属企业北京科软创新与上海联创投资联合出资组建，注册资金96.2万美元，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其后两年间，随着部分股权的多次转让，两大股东变成了最终的8家股东，科软创新40.5%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工信部下属企业赛迪时代通过增资持有20%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其余股东分别为：上海联创8.43%、成为创业8.43%、香港新华科技7.5%、山东九发5.07%、北京兴创投资5.07%、中国希望5%。
一位早期曾任中科红旗高管的人士告诉记者，股权结构固定后，本应该按正常企业的运营方式进行管理，但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方中科院软件所的管理方式，却“所企不分”，这让几家小股东极为不满。
这一情况，在中科红旗创始人兼首任董事长孙玉芳执掌时期并不明显，但2005年孙玉芳因病去世后，股东间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最初的导火索，是2006年中科院软件所组建中科方德公司。2000年中科红旗成立之时，软件所曾出具过一份非竞争承诺函。其他几家股东认为，中科方德与中科红旗存在业务竞争关系，软件所此举明显违背了最初的承诺。
在中科院软件所领导的强势介入下，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大小股东间的矛盾已经由暗转明。
矛盾激化
2008年，中科红旗申报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操作系统项目一事，让矛盾进一步激化。
贺唯佳回忆，中科红旗申请核高基的想法公布后，公司上下都意见统一。问题在于，核高基科研经费包括国家拨款、地方拨款和企业自筹三部分，其中自筹部分预算需要6000万元，按照中科红旗当时年营收约2000万元的实际情况，根本无力承担。
有知情人士说，中科院软件所在与中科红旗联合申请时曾有承诺，中科红旗自筹资金不能按时足额到位时，软件所将“兜底”足额补齐。中科红旗这才放手一搏。
2010年，中科红旗正式承接核高基重大专项“红旗桌面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分课题“通用桌面操作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后，1.1亿元的国家拨款资金分配下来，中科红旗虽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工作，但只拿到其中的3000多万元。
此外，一位前中科红旗中层员工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地方配套拨款按预算有4000万元，但实际上分配给中科红旗的资金不到500万元，而软件所承诺的“兜底”资金，一直到中科红旗解散清算时都没能到位。
这位前员工说，为了完成核高基任务，中科红旗3年内通过公司销售收入、高管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员工停发工资等各种方式筹集资金，填补了6000万元的研发资金空缺，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也由此停滞。
这也是2014年前中科红旗员工多次到工信部以及中科院门口举横幅讨薪的主要诉求点。
除了资金，上述前员工认为，让小股东不满情绪进一步激化的缘由，还包括当时大量核心技术骨干被调入中科方德，并且被要求在核高基项目结束后全部转为中科方德员工。这被一些小股东认为是大股东在转移中科红旗核心资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章程中的“一票否决制”，成为中科红旗小股东董事们反抗的途径。这导致后来中科红旗基本没有就重大问题达成过一致决议。
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2013年12月同意对公司进行解散清算，另一次是2014年7月同意五甲万京参与资产竞拍。
红旗启示
肩负“中国自主操作系统崛起”使命而诞生的中科红旗，一度被公认为代表国产操作系统研发的最高水平，最辉煌时，曾经拿下过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统厂商的荣誉。
但虚名背后，掩盖了中科红旗乃至国内操作系统产业对政府采购市场的过度依赖。
杨立光告诉记者，中科红旗的起势与10多年前中国政府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几乎同步，其间的典型案例，是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桌面操作系统产品正版软件采购竞标中成功中标，将竞争对手微软挤下擂台。此役让中科红旗操作系统一战成名。
随后数年，中科红旗的操作系统频频中标国家经贸委、国家邮政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国家烟草专卖局等政府机关的正版软件采购项目。
在政府机关以外的大众市场，中科红旗操作系统却缺乏扩张能力。尽管中科红旗操作系统在联想、惠普、戴尔等电脑厂商的年度装机量高达数百万台，但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在中国操作系统大众市场上，包括中科红旗在内的国产品牌份额不到2%。
过度依赖政府采购的直接结果是，包括中科红旗在内的所有国内操作系统都没能搭建出操作系统做大做强需要的最基本条件——应用生态圈，一旦国家补贴和政府采购市场生变，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问题就显露无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告诉记者，去年的棱镜门和今年的XP停服事件后，中央决策层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包括操作系统在内的核心技术国产替代工作被列为重中之重。这被视作国产操作系统春天到来的信号。
在此背景下，国产操作系统业界掀起新的高潮，但更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中科红旗之后，新一轮的国产操作系统创新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否该重新审视并定位自己的角色？
繁华散尽，往事如烟。一位前中科红旗高管感叹，如果中科红旗最终成为国产操作系统黎明到来前的失败注脚，希望它能为有志于振兴国产操作系统的后来者提供借鉴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