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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媒体披露湖北大冶一医院80多名患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此前已有媒体报道,全国有百余名血友病患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而因输血感染丙肝病毒的患者更是不胜枚举,据统计,我国约有70%的丙肝患者因输血感染!
输血,本是抢救生命的治疗方式,为何屡屡成为传播疾病的渠道?人血白蛋白、丙种球蛋白,这些人们常用的药品都是从血液中提取的,它们的安全性是否能得到保障呢?
从2003年至今,湖北大冶市陆续发现多名输血后患者感染艾滋病,到2010年1月,患者人数已经增加到80多人。而据调查,这80多名患者都是在同一家医院——湖北大冶市二医院输血后感染艾滋病的。这么多人集中感染艾滋病,新闻一出,立即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输血引发的艾滋病
据湖北大冶市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说,这么多患者在医院感染艾滋病,与该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患者输入不洁血液有关。
上世纪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血源则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有几名附近金牛镇的农民,这几名农民中有四五人曾前往河南卖血,染上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他们医院供血。该院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携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输入到前往该院接受手术的患者体内。其中1996～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人体感染艾滋病毒后平均有7～10年的潜伏期,这些患者从2003年至今陆续发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骇人听闻的“血浆经济”
这些悲剧,都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血浆经济”结出的恶果。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此后,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注:我国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就是输注从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引起的)。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然而,生产所需的大量血液从何来呢?
为了满足这种特殊的原料供应,1995年前后,很多地方兴起了“血浆经济”,当时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院都办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物资、煤炭、工厂等单位的血站成立了,甚至连某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了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全国成立了23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
他们每次向村民抽血600毫升,给卖血者40～50元钱,再把这些血浆卖给制药公司。当时,医院、防疫站门口或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语;血站总是宣传“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献血,成了河南、贵州等地很多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形象地称为“血浆经济”。
由于根本不具备艾滋病病毒筛查条件,非法血站的泛滥直接导致了艾滋病在这一链条上传播。
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正式推出新书《血灾:10000封信》。高教授指出: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对于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血浆经济”的问题,高耀洁的回答是肯定的。她指出,艾滋疫情在农村很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曾经披露,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
记者调查,血液安全正在加强
为查清湖北大冶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卫生部派相关人员到当地进行了调查。对于调查结果,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说:“这个事件发生在12年前,当时还没有颁发《献血法》,这与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都有关系,才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献血法》颁布后,那里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衣梅表示,“为加强输血安全。中央投资了12.5个亿,地方投资了10个亿,从2001年开始,对全国318个血站和119个血库进行了基础建设和设备的更新,对储血点进行了建设,布局到县级。”另外,国家加强了血站准入制度、人员的培训以及统一考核机制,通过种种措施,输血性艾滋病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
在血液制品方面,本刊记者联系了全国最大的一家血液制品的生产企业——华兰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对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的生产流程进行了探访。
华兰生物在贵州建有自己的采血站,每位供血者都有一张印有个人姓名、卡号、血型、照片等信息的“采浆卡”,身份核对无误后方可采血。供血者所带采浆卡上的条码,除了能记录供浆员每次供浆的时间外,还能记录他每次检测的结果,一旦在检查和化验中出现任何异常,供浆员将被随时淘汰。
在血液制品的生产环节,更是层层设卡、处处检验。华兰生物全部用的是密封的设备,所用的耗材都是一次性的,都是有国家批准文号的产品,采浆过程中献血源的筛选、血液的检测、采浆条件、人流物流,包括血液的保存都制订了严格的标准。因此,目前我国血液制品总体而言是安全的,完全没有必要恐慌。
血液制品不是营养品,当用才用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加强了对血液制品各个环节的监管,但是不能说有风险就杜绝了。因为检测试剂本身还有个漏检率,这是科学所允许的。另外,输血性传染病,从感染到用现在的手段检测出来,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叫做窗口期,是用现在的试剂无法检测出来的,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实际上这一两年也发生过窗口期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输血有个原则,可输可不输的血,是绝对不能输的;如果能用替代方法解决输血问题的,就用替代方法;能用成分血就不用全血;能少输就不要多输。
现在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医务人员),对血液制品的认识、了解不够,致使血液制品的使用出现 “该用的没用,不该用的又在用”的现象。像丙种球蛋白类制品作为免疫补充剂,新生儿、老年人、手术后患者都是适用人群,但出于对其安全性的担心,还有就是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很多该用的人群没有用。
而不该用又在用的情况,主要是指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他们错误地把丙种球蛋白类等血液制品当成保健品、补品用,其实血液制品属处方药,有具体治疗作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安全有效。
编辑/张宇 zhangyu@jtyy.com
输血,本是抢救生命的治疗方式,为何屡屡成为传播疾病的渠道?人血白蛋白、丙种球蛋白,这些人们常用的药品都是从血液中提取的,它们的安全性是否能得到保障呢?
从2003年至今,湖北大冶市陆续发现多名输血后患者感染艾滋病,到2010年1月,患者人数已经增加到80多人。而据调查,这80多名患者都是在同一家医院——湖北大冶市二医院输血后感染艾滋病的。这么多人集中感染艾滋病,新闻一出,立即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输血引发的艾滋病
据湖北大冶市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说,这么多患者在医院感染艾滋病,与该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患者输入不洁血液有关。
上世纪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血源则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卖血者中有几名附近金牛镇的农民,这几名农民中有四五人曾前往河南卖血,染上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他们医院供血。该院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携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输入到前往该院接受手术的患者体内。其中1996～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人体感染艾滋病毒后平均有7～10年的潜伏期,这些患者从2003年至今陆续发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骇人听闻的“血浆经济”
这些悲剧,都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血浆经济”结出的恶果。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医院所使用的各类血液制品几乎都从国外进口。此后,为防止艾滋病传入国内,有关部门两次下发通知:血浆、人血白蛋白、球蛋白等血液制品被禁止或限制进口(注:我国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就是输注从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引起的)。随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然而,生产所需的大量血液从何来呢?
为了满足这种特殊的原料供应,1995年前后,很多地方兴起了“血浆经济”,当时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院都办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物资、煤炭、工厂等单位的血站成立了,甚至连某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了办血站的队伍。一时间,全国成立了23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
他们每次向村民抽血600毫升,给卖血者40～50元钱,再把这些血浆卖给制药公司。当时,医院、防疫站门口或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语;血站总是宣传“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献血,成了河南、贵州等地很多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被形象地称为“血浆经济”。
由于根本不具备艾滋病病毒筛查条件,非法血站的泛滥直接导致了艾滋病在这一链条上传播。
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在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正式推出新书《血灾:10000封信》。高教授指出:中国艾滋病的感染途经与国外不同,主要来源于“血浆经济”。对于目前中国是否还有“血浆经济”的问题,高耀洁的回答是肯定的。她指出,艾滋疫情在农村很严峻,血站已转入地下。2009年11月4日《中国青年报》曾经披露,湖北省十堰市郧县孙家湾设“单采血浆站”,组织山区上万名妇女前往卖血,每600毫升换168元人民币。
记者调查,血液安全正在加强
为查清湖北大冶此次事件的真实情况,卫生部派相关人员到当地进行了调查。对于调查结果,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说:“这个事件发生在12年前,当时还没有颁发《献血法》,这与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以及试剂的敏感性都有关系,才导致了输血性艾滋病的发生。《献血法》颁布后,那里就没有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衣梅表示,“为加强输血安全。中央投资了12.5个亿,地方投资了10个亿,从2001年开始,对全国318个血站和119个血库进行了基础建设和设备的更新,对储血点进行了建设,布局到县级。”另外,国家加强了血站准入制度、人员的培训以及统一考核机制,通过种种措施,输血性艾滋病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了。
在血液制品方面,本刊记者联系了全国最大的一家血液制品的生产企业——华兰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对人血白蛋白等血液制品的生产流程进行了探访。
华兰生物在贵州建有自己的采血站,每位供血者都有一张印有个人姓名、卡号、血型、照片等信息的“采浆卡”,身份核对无误后方可采血。供血者所带采浆卡上的条码,除了能记录供浆员每次供浆的时间外,还能记录他每次检测的结果,一旦在检查和化验中出现任何异常,供浆员将被随时淘汰。
在血液制品的生产环节,更是层层设卡、处处检验。华兰生物全部用的是密封的设备,所用的耗材都是一次性的,都是有国家批准文号的产品,采浆过程中献血源的筛选、血液的检测、采浆条件、人流物流,包括血液的保存都制订了严格的标准。因此,目前我国血液制品总体而言是安全的,完全没有必要恐慌。
血液制品不是营养品,当用才用
卫生部医政司血液管理处处长衣梅告诉记者,虽然国家加强了对血液制品各个环节的监管,但是不能说有风险就杜绝了。因为检测试剂本身还有个漏检率,这是科学所允许的。另外,输血性传染病,从感染到用现在的手段检测出来,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叫做窗口期,是用现在的试剂无法检测出来的,目前仍是世界性难题。实际上这一两年也发生过窗口期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输血有个原则,可输可不输的血,是绝对不能输的;如果能用替代方法解决输血问题的,就用替代方法;能用成分血就不用全血;能少输就不要多输。
现在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医务人员),对血液制品的认识、了解不够,致使血液制品的使用出现 “该用的没用,不该用的又在用”的现象。像丙种球蛋白类制品作为免疫补充剂,新生儿、老年人、手术后患者都是适用人群,但出于对其安全性的担心,还有就是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很多该用的人群没有用。
而不该用又在用的情况,主要是指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他们错误地把丙种球蛋白类等血液制品当成保健品、补品用,其实血液制品属处方药,有具体治疗作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安全有效。
编辑/张宇 zhangyu@jty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