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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济南小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进行调查。调查显示，小学生群体中普通话母语者远多于济南话母语者，普通话掌握率明显高于济南话掌握率。与其他语境相比，济南话在家庭语境中使用率较高，但仍低于普通话，普通话成为小学生的主要语言。年级、居住地、父母学历等社会因素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具有相关性。小学生群体在情感认同和社会评价上更偏爱普通话，对济南话学习意愿不高，方言传承有所弱化。
语言状况调查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领域，尤其是1997年开展“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各层面、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受到了广泛关注，积累了宝贵的调查资料和成果，为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东部地区要将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85%以上，缩小城乡差距。可以看出，推普攻坚是国家的重要工作，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其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64.47%提升到了2019年的71.21%。有学者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地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势必会影响人们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态度。
本文以济南小学生群体的语言生活为出发点，在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就市中区小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及语言态度展开调查，以了解小学生群体中济南方言和普通话的生存现状与态度差异，并试图分析社会变项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为了解济南语言生活状况和方言保护提供参考。
（一）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目的是了解济南市小学生普通话和济南话的使用情况及其语言态度。调查内容包括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两部分，前者涉及性别、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目前家庭居住成员共五类被调查者参数信息，后者包括小学生群体的语言环境、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和学习意愿四个方面。根据以上调查内容共设计33个问题，均以选择题形式呈现。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线上发放和回收的方式，根据济南市中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不同地区的四所学校进行发放，样本基本可以反映整体情况。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群体的理解能力差异，本调查以四、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为调查对象。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55份。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五年级学生最多，六年级最少，占比分别为40.0%、25.5%;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市区和乡镇，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仅占18%;父母学历大多在大专及以下，占比达85.5%，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从家庭当前的共同居住成员看，72.6%的调查对象与父母居住，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共同居住的仅占2.4%。
（一）普通话和济南话的使用情况
1.语言掌握情况
调查显示，母语为济南话的占33.3%，母语为普通话的占63.5%，小学生群体中普通话母语者远多于济南话母语者。母语为其他语言变体的占3.2%，这些变体主要包括山东菏泽方言、聊城方言、河北方言以及河南方言等。
在语言掌握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能够流利使用普通话，但能够流利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言者与多言者仅占37.3%，济南话掌握率为43.1%，普通话掌握率为92.6%。这说明虽呈现济南话和普通话“并存并用”的局面，但小学生群体中双言现象并不普遍，方言传承有所弱化。
在语言熟练程度方面，小学生的普通话熟练程度在总体上高于济南话熟练程度。具体来看，济南话“说得很流利”的比例为32.9%，普通话“说得很流利”的比例是前者的近两倍，为62.7%。这组数据与上述济南话母语者和普通话母语者的比例数值基本一致。
2.不同语境下的语言选用
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存在明显差异。在家庭语境中，小学生与父母交流时的语言使用情况跟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交流时的情况总体差异不大，普通话和济南话使用比例均值分别为67.6%和48.9%。与家庭语境相比，在课堂和公共场所语境中，普通话使用率明显升高，占比均为96.1%，而济南话使用率明显下降，占比均在15%左右。与同学/同伴交流时语言使用情况则表现出一种过渡特征，即普通话使用率和济南话使用率都在上述两种情况之间，且普通话使用者明显高于济南话使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与其子女交流，即父母作为语言选择主体时，普通话使用率为72.9%，济南话使用率为52.9%，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而父母与其父辈交流时，普通话使用率为49.4%，济南话使用率为61.6%，更倾向于使用济南话。家庭是方言传承的主要阵地，父母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家庭语言规划是方言传承弱化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说，济南小学生群体中母语为普通话的比例明显高于母语为济南话的比例，普通话掌握率和普通话水平明显高于济南话。与其他语境相比，济南话使用率在家庭语境中最高，但仍低于普通话使用率，普通话是小学生使用的主要语言。济南话和普通话虽然共存，但小学生中双言者和多言者比例不足一半，语言使用有明显代际差异，方言使用空间进一步缩小。
（二）影响语言掌握的因素
上文統计显示，小学生的济南话和普通话掌握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普通话流利使用者差不多是济南话流利使用者的两倍。针对这一情况，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影响小学生语言掌握的因素，将性别、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学历以及家庭共同居住成员这些社会因素纳入调研范围。 整理数据后，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由于性别、居住区域等变量属于分类变量，本次相关性分析选用肯德尔tau-b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的Sig.（双尾）值均小于0.01，数据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五项社会变量与语言掌握情况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中，居住区域与语言掌握情况间的相关系数|r|在0.3～0.5之间，因此可以认为，居住区域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存在低度正相关;年级、学历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的|r|值均小于0.3，说明这些变量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仍存在一定相关性。
表1相关性分析显示：首先，年级与语言掌握情况呈负相关，这与分析中的值标签设置有关（“语言掌握情况”变量的值标签设置为“1=济南话/其他方言;2=济南话/其他方言和普通话;3=普通话”）。根据社会变量*语言掌握情况的交叉表具体来看，年级升高，双言者在所属年级中的比例也随之升高，普通话单言者比例随之下降。为检验这一结果是否受调查对象居住区域的影响，笔者进行了偏相关分析，控制居住区域这一变量，结果显示sig.（双尾）值为0.016，小于0.05，相关系数为-0.151，说明在不受居住区域影响的情况下，年级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仍负向相关，即年级越低，普通话单言者比例越高，双言者越低。其次，居住地靠近市区与方言掌握率呈负相关。乡镇、城乡接合部、市区三类居住区域的双言者比例依次递减，乡镇小学生双言者占比最高;普通话单言者比例依次递增，市区小学生中普通话单言者比例是双言者的近三倍。城乡接合部学生的语言掌握情况与市区学生的语言掌握情况表现出较多相似性，这说明城乡接合部在城市化进程中，语言也在向普通话单言倾斜，方言传承有所减弱。最后，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总体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单言者比例也越高，双言者比例越低。父母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学生中双言者比例最高，父母学历在中专/高中及以上的学生中，普通话单言者比例最高。
綜上所述，本次调查得出，小学生年级越高，济南方言的掌握情况越好;居住地越靠近市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小学生的普通话掌握情况越好，方言掌握率则越低。
（一）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近十年来，对特定社会群体或言语社区的语言态度调查显著增多，取得不少成果。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徐晖明等的调研设计，最终确定从两个维度五个项目出发，考察小学生群体对济南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调查语言态度的五个项目分别是“喜欢”“好听”“亲切”“有文化”“有身份”，前三项属于情感认同维度，后两项属于社会地位维度，每一项都设置五个评价等级。按照评价等级将调查数据以1-5分的分值录入SPSS25.0软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如表2。
总体来看，济南话语言态度的平均得分为4.079，普通话语言态度的平均得分为4.598，配对样本T检验的p值为0.000，小于0.05，说明小学生对济南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在统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普通话的评价和认同显著高于对济南话的评价和认同。具体来看，小学生对济南话五个项目的评分都低于普通话，其中“好听”项得分差异最大，“亲切”项得分差异最小，情感认同维度和社会评价维度共五项内容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市中区小学生不仅在情感上偏爱普通话，而且认为普通话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也解释了小学生双言者在商场、餐厅等公共场所与服务员对话时更多选用普通话的原因。
（二）学习意愿
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态度包括情感、行为倾向和认知三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矛盾的关联性。语言态度往往表现为行为上的倾向，对某种语言变体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学习意愿。
语言态度与学习意愿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3），两组数据的sig.（双尾）值都小于0.05，达到显著水平。普通话语言态度与学习意愿间的相关系数为0.15，呈微弱正相关;济南话语言态度与学习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7，呈低度正相关，具有更高的相关度。济南话学习意愿主要出于个人喜好，同时也会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小学生的济南话语言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济南话学习意愿，两者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对方言情感和价值的较低评价限制了小学生学习济南话的主观意愿。国家推广普通话使其成为教学用语、交际用语，普通话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而方言大多仅在家庭社区内使用。
济南市中区小学生群体中普通话母语者远远多于济南话母语者，能够流利使用济南话的小学生不足一半，与之相应，普通话单言者在小学生群体中占大多数，双言者属于少数。
在语言使用上，普通话使用率普遍高于济南话使用率，普通话成为小学生的主要语言。这不仅表现在课堂和公共领域语境中，在家庭语境下也不例外。济南话和普通话虽然“并存并用”，但小学生双言现象并不普遍，方言传承有所弱化。
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学历、父母职业这些社会因素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具有相关性。小学生的年级与济南方言掌握呈正相关，居住地是否靠近市区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方言掌握率呈负相关，与普通话掌握情况则呈正相关。
在语言态度方面，小学生群体对济南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变体的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无论在情感认同上还是在社会评价上，都更偏爱普通话。济南话的语言态度影响了对济南话的学习意愿。语言态度是社会态度的体现，对济南话的低评价可能会影响其传承。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语言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消除语言隔阂，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交流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对方言传承也有所冲击。本次调查发现，济南小学生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具备方言能力，相比于父母一代，济南话使用率有下降趋势，双言使用情况不太乐观。尽管小学生群体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目标水平，但未达到“双言双语”的能力要求。
近年来随着语言资源观的提出，方言的重要性得到重视，方言开始进入政府语言规划的视野，如方言变体调查、方言语料库建设、对方言功能的认识和规划等。方言的语调承载着群体记忆，方言的词汇蕴含着地方的历史文化积淀。济南方言是乡土认同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的情感纽带。青少年时期是语言态度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要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正确引导，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接纳方言，而不是排斥方言，认为说方言是很“土”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在保护方言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小方言向大方言靠拢、大方言向通用语靠拢的语言发展趋势。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论文写作训练项目（项目编号：JG20121）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状况调查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领域，尤其是1997年开展“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以来，各层面、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受到了广泛关注，积累了宝贵的调查资料和成果，为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东部地区要将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85%以上，缩小城乡差距。可以看出，推普攻坚是国家的重要工作，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其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64.47%提升到了2019年的71.21%。有学者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地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势必会影响人们的语言实践和语言态度。
本文以济南小学生群体的语言生活为出发点，在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就市中区小学生的语言使用状况及语言态度展开调查，以了解小学生群体中济南方言和普通话的生存现状与态度差异，并试图分析社会变项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为了解济南语言生活状况和方言保护提供参考。
一、调查设计和样本分布
（一）调查设计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目的是了解济南市小学生普通话和济南话的使用情况及其语言态度。调查内容包括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两部分，前者涉及性别、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目前家庭居住成员共五类被调查者参数信息，后者包括小学生群体的语言环境、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和学习意愿四个方面。根据以上调查内容共设计33个问题，均以选择题形式呈现。
本次问卷调查采用线上发放和回收的方式，根据济南市中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不同地区的四所学校进行发放，样本基本可以反映整体情况。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群体的理解能力差异，本调查以四、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为调查对象。
（二）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55份。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基本均衡，五年级学生最多，六年级最少，占比分别为40.0%、25.5%;居住区域主要集中在市区和乡镇，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的仅占18%;父母学历大多在大专及以下，占比达85.5%，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从家庭当前的共同居住成员看，72.6%的调查对象与父母居住，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共同居住的仅占2.4%。
二、小学生的语言生活状况
（一）普通话和济南话的使用情况
1.语言掌握情况
调查显示，母语为济南话的占33.3%，母语为普通话的占63.5%，小学生群体中普通话母语者远多于济南话母语者。母语为其他语言变体的占3.2%，这些变体主要包括山东菏泽方言、聊城方言、河北方言以及河南方言等。
在语言掌握方面，大多数调查对象能够流利使用普通话，但能够流利使用方言和普通话的双言者与多言者仅占37.3%，济南话掌握率为43.1%，普通话掌握率为92.6%。这说明虽呈现济南话和普通话“并存并用”的局面，但小学生群体中双言现象并不普遍，方言传承有所弱化。
在语言熟练程度方面，小学生的普通话熟练程度在总体上高于济南话熟练程度。具体来看，济南话“说得很流利”的比例为32.9%，普通话“说得很流利”的比例是前者的近两倍，为62.7%。这组数据与上述济南话母语者和普通话母语者的比例数值基本一致。
2.不同语境下的语言选用
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存在明显差异。在家庭语境中，小学生与父母交流时的语言使用情况跟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交流时的情况总体差异不大，普通话和济南话使用比例均值分别为67.6%和48.9%。与家庭语境相比，在课堂和公共场所语境中，普通话使用率明显升高，占比均为96.1%，而济南话使用率明显下降，占比均在15%左右。与同学/同伴交流时语言使用情况则表现出一种过渡特征，即普通话使用率和济南话使用率都在上述两种情况之间，且普通话使用者明显高于济南话使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与其子女交流，即父母作为语言选择主体时，普通话使用率为72.9%，济南话使用率为52.9%，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而父母与其父辈交流时，普通话使用率为49.4%，济南话使用率为61.6%，更倾向于使用济南话。家庭是方言传承的主要阵地，父母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家庭语言规划是方言传承弱化的原因之一。
总体来说，济南小学生群体中母语为普通话的比例明显高于母语为济南话的比例，普通话掌握率和普通话水平明显高于济南话。与其他语境相比，济南话使用率在家庭语境中最高，但仍低于普通话使用率，普通话是小学生使用的主要语言。济南话和普通话虽然共存，但小学生中双言者和多言者比例不足一半，语言使用有明显代际差异，方言使用空间进一步缩小。
（二）影响语言掌握的因素
上文統计显示，小学生的济南话和普通话掌握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普通话流利使用者差不多是济南话流利使用者的两倍。针对这一情况，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影响小学生语言掌握的因素，将性别、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学历以及家庭共同居住成员这些社会因素纳入调研范围。 整理数据后，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由于性别、居住区域等变量属于分类变量，本次相关性分析选用肯德尔tau-b相关系数，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的Sig.（双尾）值均小于0.01，数据间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五项社会变量与语言掌握情况间的关联达到显著性水平。其中，居住区域与语言掌握情况间的相关系数|r|在0.3～0.5之间，因此可以认为，居住区域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存在低度正相关;年级、学历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的|r|值均小于0.3，说明这些变量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仍存在一定相关性。
表1相关性分析显示：首先，年级与语言掌握情况呈负相关，这与分析中的值标签设置有关（“语言掌握情况”变量的值标签设置为“1=济南话/其他方言;2=济南话/其他方言和普通话;3=普通话”）。根据社会变量*语言掌握情况的交叉表具体来看，年级升高，双言者在所属年级中的比例也随之升高，普通话单言者比例随之下降。为检验这一结果是否受调查对象居住区域的影响，笔者进行了偏相关分析，控制居住区域这一变量，结果显示sig.（双尾）值为0.016，小于0.05，相关系数为-0.151，说明在不受居住区域影响的情况下，年级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仍负向相关，即年级越低，普通话单言者比例越高，双言者越低。其次，居住地靠近市区与方言掌握率呈负相关。乡镇、城乡接合部、市区三类居住区域的双言者比例依次递减，乡镇小学生双言者占比最高;普通话单言者比例依次递增，市区小学生中普通话单言者比例是双言者的近三倍。城乡接合部学生的语言掌握情况与市区学生的语言掌握情况表现出较多相似性，这说明城乡接合部在城市化进程中，语言也在向普通话单言倾斜，方言传承有所减弱。最后，父母受教育程度方面，总体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单言者比例也越高，双言者比例越低。父母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学生中双言者比例最高，父母学历在中专/高中及以上的学生中，普通话单言者比例最高。
綜上所述，本次调查得出，小学生年级越高，济南方言的掌握情况越好;居住地越靠近市区，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小学生的普通话掌握情况越好，方言掌握率则越低。
三、小学生的语言态度和学习意愿
（一）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近十年来，对特定社会群体或言语社区的语言态度调查显著增多，取得不少成果。本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徐晖明等的调研设计，最终确定从两个维度五个项目出发，考察小学生群体对济南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调查语言态度的五个项目分别是“喜欢”“好听”“亲切”“有文化”“有身份”，前三项属于情感认同维度，后两项属于社会地位维度，每一项都设置五个评价等级。按照评价等级将调查数据以1-5分的分值录入SPSS25.0软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如表2。
总体来看，济南话语言态度的平均得分为4.079，普通话语言态度的平均得分为4.598，配对样本T检验的p值为0.000，小于0.05，说明小学生对济南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在统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对普通话的评价和认同显著高于对济南话的评价和认同。具体来看，小学生对济南话五个项目的评分都低于普通话，其中“好听”项得分差异最大，“亲切”项得分差异最小，情感认同维度和社会评价维度共五项内容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说明市中区小学生不仅在情感上偏爱普通话，而且认为普通话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也解释了小学生双言者在商场、餐厅等公共场所与服务员对话时更多选用普通话的原因。
（二）学习意愿
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态度包括情感、行为倾向和认知三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矛盾的关联性。语言态度往往表现为行为上的倾向，对某种语言变体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学习意愿。
语言态度与学习意愿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3），两组数据的sig.（双尾）值都小于0.05，达到显著水平。普通话语言态度与学习意愿间的相关系数为0.15，呈微弱正相关;济南话语言态度与学习意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7，呈低度正相关，具有更高的相关度。济南话学习意愿主要出于个人喜好，同时也会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小学生的济南话语言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济南话学习意愿，两者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对方言情感和价值的较低评价限制了小学生学习济南话的主观意愿。国家推广普通话使其成为教学用语、交际用语，普通话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而方言大多仅在家庭社区内使用。
四、调查结论
济南市中区小学生群体中普通话母语者远远多于济南话母语者，能够流利使用济南话的小学生不足一半，与之相应，普通话单言者在小学生群体中占大多数，双言者属于少数。
在语言使用上，普通话使用率普遍高于济南话使用率，普通话成为小学生的主要语言。这不仅表现在课堂和公共领域语境中，在家庭语境下也不例外。济南话和普通话虽然“并存并用”，但小学生双言现象并不普遍，方言传承有所弱化。
年级、居住区域、父母学历、父母职业这些社会因素与语言掌握情况之间具有相关性。小学生的年级与济南方言掌握呈正相关，居住地是否靠近市区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方言掌握率呈负相关，与普通话掌握情况则呈正相关。
在语言态度方面，小学生群体对济南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变体的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无论在情感认同上还是在社会评价上，都更偏爱普通话。济南话的语言态度影响了对济南话的学习意愿。语言态度是社会态度的体现，对济南话的低评价可能会影响其传承。
推广普通话是我国语言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消除语言隔阂，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交流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对方言传承也有所冲击。本次调查发现，济南小学生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具备方言能力，相比于父母一代，济南话使用率有下降趋势，双言使用情况不太乐观。尽管小学生群体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目标水平，但未达到“双言双语”的能力要求。
近年来随着语言资源观的提出，方言的重要性得到重视，方言开始进入政府语言规划的视野，如方言变体调查、方言语料库建设、对方言功能的认识和规划等。方言的语调承载着群体记忆，方言的词汇蕴含着地方的历史文化积淀。济南方言是乡土认同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的情感纽带。青少年时期是语言态度形成的重要阶段，学校要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正确引导，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接纳方言，而不是排斥方言，认为说方言是很“土”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在保护方言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小方言向大方言靠拢、大方言向通用语靠拢的语言发展趋势。
（基金项目：本文受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论文写作训练项目（项目编号：JG20121）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