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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模式”概念被广泛提及。以我的观点，政府作用固然重要，但放开体制机制限制和对自由经济市场的政策鼓励，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同样的分析思路也适用于现在大家谈论较多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创新创业热潮背后，我们仍需冷静思考自身的不足，尤其是考虑如何进一步释放企业活力，凝聚人才的力量。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创新创业浪潮才刚刚兴起。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体系更加成熟，借鉴别国的经验，可以激发我国科技发展的后发优势，预防现有的创新创业偏离轨道。
高科技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强度大。美国每年约65%的研发经费投入来自企业，全国约70%的研发经费使用者是企业。单纯从数据看，我国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也很高，2012年，在全社会全部研发经费投入中，由企业提供的经费占74%。但是，美国70%的研发经费使用和投入，几乎全部以私营企业为主，而我国的74%经费投入中，只有约50%来自私营企业。
并且，美国企业研发活动主要来自于科技企业的推动，且研发投入强度高。如2013年的研发支出：英特尔106亿美元，占营收比例20.1%；微软104亿美元，占营收比例13.4%。其它的如谷歌、罗氏制药、诺华制药和强生集团，这一比例基本都在11%以上。而我国民营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总额超过10%的企业只有3家，均为基础设施制造业，研发费用基本为几百亿元人民币，与美国高科技企业差距依然很大。
目前我国地方上虽有不少促进风险投资的政策出台，但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的几乎没有。风险投资发展速度很快，而我国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运营、退出机制等尚无法律规定，对一些只顾圈钱的风险投机分子没有法律约束，势必会损害创业者的利益。要撬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支持创新创业，还需法律法规的及时出台，一方面支持风险投资机构，一方面保护被投资人。
集聚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大脑，将外国移民和留学生当作创新的重要来源。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创新文化源自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创新是驱动“互联网+”实现的唯一途径。观察美国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创新文化，根本上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在硅谷，70%以上的人才是外国族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刻产生出新点子、新思路。硅谷开放的人才氛围在硅谷餐廳中可见一斑。在硅谷，很少有企业设有餐厅，不同公司、不同岗位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投资人，在午休时候走出办公室，在咖啡厅和快餐店聚集一堂谈论，利用每天定时的头脑风暴激发创意。
发达国家都将外国移民和留学生当作创新的重要来源。在美国，1/3的专利创造是来自国外移民，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中70%是国外留学生。美国博士学位的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1993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30%都是亚裔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裔。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已达800万。其中，80%以上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人才环流，共享外部智力。欧洲历来重视国家间的研发合作，欧盟成立以后，各国更是在科技研发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1984年开始实施的“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具有投资额度大、研发领域广、参与机构和人员多等特征，所支持的项目都必须是综合性项目，通过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多家机构的共同合作来执行项目。如今，除欧盟成员国外，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到这一计划中。1994年至1998年，“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开始实施“玛丽居里行动项目”，这可以说是欧洲促进人员流动最成功的项目，自实施以来，约2万名研究人员获得奖金赴他国进行研究工作，2010年申请该计划的人数超过5000人。在这些合作框架下，欧洲成为世界上科研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成熟的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过去20年来，美国创业教育的迅猛发展为经济注入活力。大众创业风潮兴起的20世纪60到70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创业教育。1970年，共有16所大学开设创业类的课程，其中哈佛大学于1980年起开始设立创业教育课程。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并有将近9000名老师教授这方面的课程，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1/3存在于大学中。几乎所有美国名校都有极具特色的创业教育项目，像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创新空间和卫生创新硕士项目可以颁发创业文凭，不仅增加了创业项目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保证了创业教育质量。
创业教育还可以与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融合。如斯坦福工业园本身是一个创业教育机构，已经创办几十年，现在正在培育的企业有150多家，累计培育了超过5000家企业的创始人。为了解决创业投资的问题，斯坦福工业园鼓励教职工当天使投资人或风险投资人。所以，斯坦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百万富翁教师。现任斯坦福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曾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他现在还担任谷歌和思科的高管职务，是硅谷一家大型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也在硅谷设立了分支机构，目的就是为了让科学领域的教授将成果转化，并吸引附近的学生参加到创业当中来。
创业教育需要外部企业人才充当师资力量，也需要全职专业的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美国巴步森学院拥有世界级的创业教育教师，68%的专职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我国创业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美国创业大学里的专业创业教育教师。建议以商学院师资力量为基础，从商学院选拔若干批教师人员，赴海外进修、培训，或直接与外国创业大学、创业学院、培训项目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创业教育高级教育人才。
最后，创新创业应是企业的盛宴，私营经济将迎来再一次腾飞。政府应该从“危机时代”的积极干预再一次转化为“守夜人”，鼓励企业研发，不少地方出台的私营企业研发投入补贴，也是很好的示范措施。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归根到底是人才能力的发挥，因此，凝聚人才的力量至关重要。中国已具备吸引人才的硬件环境，但软性人才制度还要继续松绑。如何降低人才流入的壁垒，降低人才在跨区域、跨领域流动的壁垒，是未来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高科技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研发投入强度大。美国每年约65%的研发经费投入来自企业，全国约70%的研发经费使用者是企业。单纯从数据看，我国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例也很高，2012年，在全社会全部研发经费投入中，由企业提供的经费占74%。但是，美国70%的研发经费使用和投入，几乎全部以私营企业为主，而我国的74%经费投入中，只有约50%来自私营企业。
并且，美国企业研发活动主要来自于科技企业的推动，且研发投入强度高。如2013年的研发支出：英特尔106亿美元，占营收比例20.1%；微软104亿美元，占营收比例13.4%。其它的如谷歌、罗氏制药、诺华制药和强生集团，这一比例基本都在11%以上。而我国民营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营业收入总额超过10%的企业只有3家，均为基础设施制造业，研发费用基本为几百亿元人民币，与美国高科技企业差距依然很大。
目前我国地方上虽有不少促进风险投资的政策出台，但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的几乎没有。风险投资发展速度很快，而我国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运营、退出机制等尚无法律规定，对一些只顾圈钱的风险投机分子没有法律约束，势必会损害创业者的利益。要撬动社会资本的力量支持创新创业，还需法律法规的及时出台，一方面支持风险投资机构，一方面保护被投资人。
集聚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大脑，将外国移民和留学生当作创新的重要来源。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创新文化源自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创新是驱动“互联网+”实现的唯一途径。观察美国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创新文化，根本上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在硅谷，70%以上的人才是外国族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刻产生出新点子、新思路。硅谷开放的人才氛围在硅谷餐廳中可见一斑。在硅谷，很少有企业设有餐厅，不同公司、不同岗位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投资人，在午休时候走出办公室，在咖啡厅和快餐店聚集一堂谈论，利用每天定时的头脑风暴激发创意。
发达国家都将外国移民和留学生当作创新的重要来源。在美国，1/3的专利创造是来自国外移民，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中70%是国外留学生。美国博士学位的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1993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30%都是亚裔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裔。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已达800万。其中，80%以上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人才环流，共享外部智力。欧洲历来重视国家间的研发合作，欧盟成立以后，各国更是在科技研发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1984年开始实施的“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具有投资额度大、研发领域广、参与机构和人员多等特征，所支持的项目都必须是综合性项目，通过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多家机构的共同合作来执行项目。如今，除欧盟成员国外，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到这一计划中。1994年至1998年，“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开始实施“玛丽居里行动项目”，这可以说是欧洲促进人员流动最成功的项目，自实施以来，约2万名研究人员获得奖金赴他国进行研究工作，2010年申请该计划的人数超过5000人。在这些合作框架下，欧洲成为世界上科研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成熟的创业教育体系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过去20年来，美国创业教育的迅猛发展为经济注入活力。大众创业风潮兴起的20世纪60到70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创业教育。1970年，共有16所大学开设创业类的课程，其中哈佛大学于1980年起开始设立创业教育课程。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并有将近9000名老师教授这方面的课程，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1/3存在于大学中。几乎所有美国名校都有极具特色的创业教育项目，像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创新空间和卫生创新硕士项目可以颁发创业文凭，不仅增加了创业项目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保证了创业教育质量。
创业教育还可以与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相融合。如斯坦福工业园本身是一个创业教育机构，已经创办几十年，现在正在培育的企业有150多家，累计培育了超过5000家企业的创始人。为了解决创业投资的问题，斯坦福工业园鼓励教职工当天使投资人或风险投资人。所以，斯坦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百万富翁教师。现任斯坦福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曾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他现在还担任谷歌和思科的高管职务，是硅谷一家大型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者。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也在硅谷设立了分支机构，目的就是为了让科学领域的教授将成果转化，并吸引附近的学生参加到创业当中来。
创业教育需要外部企业人才充当师资力量，也需要全职专业的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美国巴步森学院拥有世界级的创业教育教师，68%的专职教师拥有博士学位。我国创业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美国创业大学里的专业创业教育教师。建议以商学院师资力量为基础，从商学院选拔若干批教师人员，赴海外进修、培训，或直接与外国创业大学、创业学院、培训项目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创业教育高级教育人才。
最后，创新创业应是企业的盛宴，私营经济将迎来再一次腾飞。政府应该从“危机时代”的积极干预再一次转化为“守夜人”，鼓励企业研发，不少地方出台的私营企业研发投入补贴，也是很好的示范措施。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归根到底是人才能力的发挥，因此，凝聚人才的力量至关重要。中国已具备吸引人才的硬件环境，但软性人才制度还要继续松绑。如何降低人才流入的壁垒，降低人才在跨区域、跨领域流动的壁垒，是未来要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