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三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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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亭


  我要说的是二十余年前的雨花亭。现在它是城市的繁华区域,就像曾经朴素的小镇姑娘描眉画唇、挎着名牌或者伪名牌皮包、短裙突兀地出现在眼前,陌生得令人乍然之间不敢相认。二十年前的雨花亭近似城乡结合部。我就读的湖南银行学校隐身于其中一条街道边。街道一半热闹一半安静。往大道口的那边有菜市场、报刊亭、商店,还有一个如今忘记了名字的单位。单位澡堂是对外开放的,买票就可进去享用单间、热水和不受催促的悠然。我是到了第二学年才知晓有这桩美事,但总算也享受了两个冬天。相反的方向是小饭馆、桌球厅和电戏室。再过去便是一家小小的邮局。邮局是热闹和安静的分野。我很少越过邮局,也很少进去过,通常是走到门前那个深绿色的邮筒前,怀着希冀把信喂进去。信的对象有旧日同学,也有從未见面的笔友,还有报刊。整个中专三年,我的作品没能登录任何公开发行的杂志,报纸也只发过两三家。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怀着巨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投寄手写的诗歌或散文。大多时候我是单独前往。打破这种状态的是位女同学。她即将成为我的新同桌——班上每个学期几乎都要调整一次座位,让男女同学在新学期的开端均暗怀期待。路上微雨湿眉,她却只顾着羞涩地笑,我只顾看着她笑。她用略带着娃娃音的普通话告诉我,她出生在重庆,成长在长沙。她还说给自己起了另外一个名字:逸雨。也许从这场雨开始,我们才正式从花季年华步入了雨季。
  雨季是幽暗的、迷茫的,带着许多缥缈无端的愁绪。我的愁绪大部分时候却很具体。作为吾国最后一代包分配的中专毕业生,我却总担心自己毕不了业。起初是因为数学,后来是该死的计算机操作和“一口清”。“一口清”是要求在瞬间心算出两组三位数的乘数。我曾多次躲在图书馆幽静的楼梯间,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却怎么也达不到随口道出的高超境界。绝望中我向上苍默祷,如果能够毕业,顺利分配到县城的银行(我当时是邵阳市人民银行的子弟,因为母亲没退休,按规定只能分配到县里),一定安心过平凡的生活。但我的苦恼和心愿无从诉说。作为当时的校学生会学习部副部长、校银鹰文学社社长、校报记者组组长和校电视台文字策划,在同学们心目中,我可是志向远大、才华非凡之人。这种平庸的担心,怎么可能和我搭上边?好在还有文学,让我能够暂忘这又平常又尖锐的烦恼。我时常一个晚上写出好几首诗。大部分我后来都烧掉了,但有少量留存下来,出头本诗集的时候,还放进去好几首,读的人没一个看出中间竟会有十七八岁时的作品。不过想想兰波同学吧,也就没什么好得意的。那位女孩读过我的诗稿,但她坦言不懂,我也没觉得如何沮丧。只有当她和我疏远后,我才感觉到疼痛。然而我并没有试图挽留。这份天性中的傲然和自尊,不管好不好,总是会造成遗憾。很多年后,她来邵阳出差,主动联系了我。我那时已离开人行系统,去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雨花亭的许多事情,本已像雨中的车窗玻璃一样模糊,见了她,又变得一一分明起来。她素净得让我意外,甚至连马尾发还是像过去那样用简单的橡皮筋扎着。她说因为不愿参与应酬,处室的领导并不待见她,又说我当年的一些话对她很有影响。我其实已记不得当年具体向她宣扬过什么其实连我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人生哲理,只是看着她宽慰我也宽慰她自己的笑容,徒然觉得伤感。
  雨花亭中初逢时,亦无这般深滋味。
  其实那里并没有一座亭叫雨花,或许很久以前有过,但当时和现在都没再现。所以即便是在雨花亭,我们也被淋湿了。但那又有什么要紧?重要的是曾一起走在雨中,感受过青春的纷飞与暗涌的激动。

碧湘街


  碧湘街直通南门口。或者它就是南门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老长沙的核心区域。2002年秋天,早已厌烦县城单位里那种琐碎和无聊的我,设法借调到省里一家杂志社。从碧湘街走到杂志社,不到半个小时。大舅在这里有套房子,四室两厅,是单位分的。后来他所在的湖南美术出版社在高桥那边修建起了更好的办公楼与住宅区,这套房子暂时没租,便让我借住了。我对这里毫无陌生感。因为中专三年,每逢周末,我常从雨花亭走到碧湘街来大舅家“打牙祭”,顺带阅读他丰富的藏书,很少断过。只是书已随他迁往新居。我买了台组装电脑,算是填补了这份空落。
  杂志社的工作在我看来很简单,几乎不需要去学习和适应。我把大部分心思花在写作、闲逛和看碟上。当时我有种奇怪的心理,既着迷文学,又不愿意她过多地占用我的日常时间。所以我明明有许多空闲,却宁肯早上五点钟爬起来,洗把冷水脸后开始写作,不写的时候就读书。上完班后,我就以完全无所事事的心态,随意闲逛。从杂志社到碧湘街,有条路经过天心阁后面。城墙下的土坪里摆着许多靠椅。花上三元或是五元,就可以随意坐下来,叫上一杯热茶,坐到月亮从城墙后探出脸来都没关系。那时我还没学会抽烟,单是喝着茶,吹着风,便感到非常惬意。因为早上写了稿或读了书,心里也踏实,没觉得是在虚度人生。其实无论虚度还是不叫一日闲过也,有份好心境,方是最重要的。那是我心境最好的时期,跳出了过去,心存着希望,却还没有固定下来。喝完茶后我会往回走一段,拐到解放西路上。那里有家“杨裕兴”,除了卖品种繁多的面之外,还有不少小吃。但我主要是吃面,先充一下饥。小吃,得到南门口一带去品尝,那里才是老长沙的正宗街头口味。吃完面,出门往左走上一段,便到了著名的黄兴路步行街。这街上人头之密集,只有后来开发的太平老街可以相比。街上有不少长椅供人休憩,有段时间,我算是常客。直到某个黄昏,我看到一个堪称俊秀的青年,戴着金边眼镜,中分吹得一丝不苟,围巾系得讲究,双手分开搭在椅背上,跷着二郎腿,也不张望,而是目光低垂,做出略带忧伤的样子。这个造型一直摆到我离开时,之后有没有继续维持,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我强烈地感觉到他是在模仿爱情电视剧里的桥段,坐等某个美女前来搭讪。也许是我猜测有误,但当时觉得他就是个文艺装逼犯。之后我很少在长椅上闲坐了,生怕别人也把我看成跟他是同等货色。我当时可是个真正的文艺青年,满怀愤怒和骄傲,岂能把自己混同于这种装逼犯。
  从步行街走回南门口,在碧湘街口,我通常会买一份糖油粑粑。那里有两个摊子,一个是老式做法,用的可能是红糖,煎出的粑粑颜色较深;另一个是新派做法,颜色较亮,入口是种清浅的甜。都好吃,但我还是更中意老式做法。糖油粑粑之外,还有著名的臭豆腐,均以这一带最为正宗。但让它们变得正宗的不是地方,而是人。如今那几位做小吃的老妇人已经消失在时光深处,那种余味萦舌的醇香,也难以再觅。当时我却只视做寻常,边走边吃,晃进不远处的影碟店。随着网络的发展,如今影碟店日渐稀少,那时可还遍地开花,生意兴隆。看守影碟店的是个年轻妹子,小巧玲珑,五官秀致。起初对我那个镶着红星的仿军用黄挎包,她颇觉惊奇,甚至掩嘴偷笑,后来看惯亦觉寻常,注意力就转移到我这个人身上来了,开始主动跟我闲扯。她是帮亲戚看守门店,家离这里很远,回去坐公交车得一个多小时。有次她说太晚不想回去,但店子里又没洗澡的地方。我清楚她想去我那里洗澡,其实平常也喜欢看她眉眼清脆的样子,那刻却反感她太明白地把这话说出来,便装作没听懂,默然混了过去。后来我想,让我不适应的其实还有她那一口地道的长沙话。长沙话的腔调适合男人,从模样清秀的女孩口中跳出来,总让我有点难受。这些看似微小之处,却决定了有些事情不会发生。就算发生了,也难免陷入别扭。后来我依旧去影碟店,但尽量少说话,避免跟她聊私事,便又觉得她还是顺眼的。这是最好的状态。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要让其尽量保持在对己而言是最好的状态里,这样自己也会活在最好的状态里。我那时喜欢戴顶皮鸭舌帽,挎着用木制子弹做扣的仿军用包,也是觉得这种状态最好。此种形象被匡国泰老师拍下来,几个月后发表在《芙蓉》上。当时同为文艺青年的张楚在北方看到了,留下深刻印象。结识之后,几乎每次见面他都会提起那张照片。照片是配《愤怒青年》发的。《愤怒青年》早一年已写就,在碧湘街独居的这半年,完成的是《猛虎迷途》和《打铁打铁》。半年后,见调动无望,我又回去了。但我并不觉得失落,因为明白自己潜伏多年的创作即将浮出水面。我还有种奇怪的预感:跟长沙的缘分,不会止步于此。

岳麓山


  岳麓山并不高,海拔才三百多米。风景虽然秀丽,却也不见得如何之出众。但它却被称为“大麓”,我也认为当之无愧。这是一座内涵浩大的山。山脚岳麓书院名列吾国四大书院,山腰有麓山寺乃汉魏古刹,山顶有云麓宫系道教名观,可谓纳儒、佛、道于一体,且各安然。这是一座胸怀博大的山。山中安臥着许多民国的仁人志士,他们生前或许阵营不同,政见有异,岳麓山却一律给予他们身后的宁静。山不在高,有容乃大。这是一座有情怀的山,而且,氤氲着一种自然与人文交融无碍的气息。这种情怀,这种气息,方是其深远魅力之核心。
  当年在长沙读书时,每逢周末,如果不是去大舅家,而天气又晴好,我十回有八回会从雨花亭步行到岳麓山,而且不抄近道,从长长的韶山路拐到宽阔的五一路,过湘江大桥。距桥尾不远本有一道山门,但我偏要左拐沿江而行,再依次穿过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大学校区。这多出的几里路其实是延长了我的愉悦。我喜欢看舒缓开阔的湘江,江中林木葳蕤的橘子洲(现在洲上居民早已整体搬迁,橘子洲成了一个齐整且堪称漂亮的公园,然而大部分原生草木都被伐掉,那种夹杂着人间烟火气的野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更喜欢大学的气息,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建造的老校舍和老教学楼间悠闲地走随意地看,惬怀中亦有几分欣羡。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岳麓山的正门。那时还需买票上山,似乎要三元。岳麓书院的票价更贵一些,十元。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构成障碍,因为我不需要买票。我在童年时代就练成了一身爬墙的本领,那时又身轻如鹤,翻越眼前低矮的山墙,只是数秒之事。进山后沿左走上数百米,岳麓书院的后墙几与道齐。只要趁守后门的人不注意,纵身跃下即可。当然,如果没有掌握落地技巧,就有可能震伤膝盖或扭伤脚踝。而以我现在的体重,就算技巧尚能运用,若再效故举,只怕也难像过去那样安然无恙。总之,人生中很多东西是难以重现的,无论是从雨花亭一口气走到岳麓山的干劲,还是那一百零几斤的体重。当年我一个清瘦的小书生,施施然在书院中闲逛,比那些买票进门的游客还要心安理得。这份心安理得是应该的。千百年来,那些穿长衫的书生们,无论是来参学还是游玩,未闻有买门票一说。甚至借宿几晚或盘桓半月,亦属寻常事耳。院中一庭一轩皆予我似曾相识之感。恍惚间我像回到了前生,在此潜心读书,闲时对树吟咏。这种感觉,一直到今天都还存留着。每回去岳麓山,我都有先去书院走走的兴致。仿佛自家旧院,虽然一草一石皆已谙熟,却是永不厌弃的。
  书院后门直通爱晚亭。这并非杜牧当年车行的山道,但其名句与这里的景色确实契合无碍,小杜泉下有知,想必也应欣然首肯的。陶澍、魏源、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黄兴、蔡锷,这些名闻天下的湖湘书生,都曾在此留恋。至于题写亭匾的那个超级大人物,年轻时更是把这当成了聊天和休息的常驻点。只是当年那份清净,如今已不复有。吾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小车,只要允许,游客们恨不得把车直接开到亭中来。要想寻一份幽寂,唯有避开车道,去深处寻觅。好在古寺石坟,都还安驻在林木深处。众多散落山间的石桌石凳,也都是旧时面目。当年我喜欢一气从山脚爬到山顶,仿佛不如此不算来过一次岳麓山。现在我破除了这重心障,每次只是在一个点盘桓。或是驻足半山听听鸟语,或是闲坐云麓宫喝喝清茶,或是在蔡锷墓前坐一坐,或是去穿石坡湖边走一走,待兴致将尽时,便拾步返回。下山后我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回望,因为若想来时,随时可来。
  我现在住在离岳麓山不远的地方。三十六岁那年,因工作调动,我落户长沙,应验了当年的预感。也许余下的人生,我将与它长伴。而这正是我理想中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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