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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计沦为宣传附庸之后，图书封面便与“艺术品”渐行渐远了
前一阵子，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晒出了《重说中国近代史》的书影，并对出版商的图书封面设计表示出了无奈。
在这套书中，出版商选取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经典黑白照片，但却在这二者之间加入了张鸣自己的彩色照片，如此不伦不类让人大跌眼镜，吐槽连连。
以此为导火索，媒体纷纷发文盘点那些“丑到过目难忘”的图书。
设计乱象
日本小说家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封面的腰封直接印在了作者头像上面，将头像拦腰截断。韩文版刘慈欣《三体》的封面，设计师将憨态可掬的中国胖娃娃年画与奇诡的外星人图像元素混搭在一起，让人哭笑不得。
有些设计师在版式和颜色的使用上，思维显得刻板。李克军所著小说《县委书记的主政谋略》，封面以光芒万丈的红色为背景并将书名字体放到最大，我们可以理解为，设计师是想借此象征县委书记的光明磊落，一心为民。但出于历史固有印象，人们看到封面，很难想到这是表现新时期县委书记工作状态的书。
腰封的设计也常常给人封面信息过多、过度营销的印象。中国大陆最早的图书腰封出现在199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相约星期二》上，其腰封上写着“余秋雨教授作序推荐”，算是开启了大陆腰封商业宣传的先河。自此之后，出版社开始在书上加上大量宣传性内容，比如会在封底写上书籍内容的介绍，也会添加名人的推荐。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成功学类图书经常会宣称“读了此书可以走向成功”，并在腰封上罗列几十个大佬名字，称其“联袂推荐”。然而，宣传过于夸大其词，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不再信任书中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图书张冠李戴，出现重大错误，如《康有为文集》封面印了梁启超的頭像，《康德论人性与道德》则印了贝多芬的头像。
这些只是当下中国出版业图书设计乱象的冰山一角。
“最小公约数”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封面设计就成为了吸引读者购买图书的重要一环。当时，西方的工业化印刷逐渐代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装帧方法由此产生了结构层次上的变化。随着识字率的普及、图书价格的下降以及西方美学理念的进入，鲁迅、陈之佛等作家还亲自上阵设计图书封面。
鲁迅曾邀请近代著名美术家、画家陶元庆为其《坟》设计封面，鲁迅甚至在设计上进行了大胆的理念革新，他曾对陶元庆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鲁迅认为，图书封面是“独立的一门绘画艺术”，不必勉强配合书籍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图书封面设计当成单独的艺术品看待。
如今，很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美术设计团队，有些重点图书还会外包给美术设计公司进行制作。由此，书籍本身的功能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图书似乎已不单单是文字和知识的载体，更具备了审美的功能。很多人买书不单单是为了阅读，还会经营自己的书架，把不同样式的书脊进行排列，使其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如同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言，人们消费一件物品已不是为了物品本身，而是它所附加的符号价值。
但是，很多美术设计师也慨叹，在忙碌的工作里，很难有时间读完一本书再进行设计。有些书，他们压根不了解写了什么，而只是将编辑的一些设想付诸设计图上。编辑不懂美术设计，美术设计师不了解图书内容，二者因为信息不对称，只会不断妥协、迁就对方，最终只能形成“最小公约数”，很多最丑封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诞生。
有些封面虽然丑、没有价值观，但在出版商看来，可以抓住眼球，让人过目不忘。当设计沦为宣传附庸之后，图书封面便与“艺术品”渐行渐远了。美术设计师失去了对封面进行设计的自主性，一切都要以宣传为“王”，以吸引眼球、刺激消费为宗旨。这也是大众文化时代图书出版的商业化表征。
设计应与灵魂共鸣
著名图书封面设计师、南京布衣书坊设计总监朱赢椿认为书是有灵魂的，设计师应该根据书的内容，仔细寻找到符合它气质的设计，找到可以引起读者共鸣的东西。这种意识才会使一个设计师的封面作品立于不败之地。
好的图书设计能够贴合书中内容或具备独立审美特征。一些图书设计师认为，图书封面本身可以把人们带入到书中的环境中去。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不久前出版了一本讲述天津大爆炸的图书《爆炸现场》，其封面直接采用了天津大爆炸之后消防队救援的照片。书名“爆炸现场”这四个字里，爆炸二字尤为突出，字体还突出了断裂的感觉，以此暗示这场灾难的恐怖性。
再如2016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瑞典作家林西莉的《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其封面布局疏密有致，既有现在仍旧使用的简体字，也有古老的中国象形文字、甲骨文——象征着中国文字几千年的演变。此外，使用鸟、大雁等象形字，为这本书增加了卡通特色，容易让孩子们从心底里走近它。
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译新版《艺术哲学》，封面简洁，使用傅雷先生的一页亲笔书信作为封面的中心，此外再无任何赘语。因为傅雷先生根本不需要出版者介绍，增加过多内容反而会画蛇添足。
好的封面，会让大家加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让这本书在读者的心里存留更长的时间。当然，封面设计只是一种助推剂，一本书即使因为封面受到大众的关注，如果没有过硬的内容，最终也会烟消云散。
前一阵子，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晒出了《重说中国近代史》的书影，并对出版商的图书封面设计表示出了无奈。
在这套书中，出版商选取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经典黑白照片，但却在这二者之间加入了张鸣自己的彩色照片，如此不伦不类让人大跌眼镜，吐槽连连。
以此为导火索，媒体纷纷发文盘点那些“丑到过目难忘”的图书。
设计乱象
日本小说家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封面的腰封直接印在了作者头像上面，将头像拦腰截断。韩文版刘慈欣《三体》的封面，设计师将憨态可掬的中国胖娃娃年画与奇诡的外星人图像元素混搭在一起，让人哭笑不得。
有些设计师在版式和颜色的使用上，思维显得刻板。李克军所著小说《县委书记的主政谋略》，封面以光芒万丈的红色为背景并将书名字体放到最大，我们可以理解为，设计师是想借此象征县委书记的光明磊落，一心为民。但出于历史固有印象，人们看到封面，很难想到这是表现新时期县委书记工作状态的书。
腰封的设计也常常给人封面信息过多、过度营销的印象。中国大陆最早的图书腰封出现在199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相约星期二》上，其腰封上写着“余秋雨教授作序推荐”，算是开启了大陆腰封商业宣传的先河。自此之后，出版社开始在书上加上大量宣传性内容，比如会在封底写上书籍内容的介绍，也会添加名人的推荐。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成功学类图书经常会宣称“读了此书可以走向成功”，并在腰封上罗列几十个大佬名字，称其“联袂推荐”。然而，宣传过于夸大其词，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不再信任书中的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图书张冠李戴，出现重大错误，如《康有为文集》封面印了梁启超的頭像，《康德论人性与道德》则印了贝多芬的头像。
这些只是当下中国出版业图书设计乱象的冰山一角。
“最小公约数”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封面设计就成为了吸引读者购买图书的重要一环。当时，西方的工业化印刷逐渐代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装帧方法由此产生了结构层次上的变化。随着识字率的普及、图书价格的下降以及西方美学理念的进入，鲁迅、陈之佛等作家还亲自上阵设计图书封面。
鲁迅曾邀请近代著名美术家、画家陶元庆为其《坟》设计封面，鲁迅甚至在设计上进行了大胆的理念革新，他曾对陶元庆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鲁迅认为，图书封面是“独立的一门绘画艺术”，不必勉强配合书籍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图书封面设计当成单独的艺术品看待。
如今，很多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美术设计团队，有些重点图书还会外包给美术设计公司进行制作。由此，书籍本身的功能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图书似乎已不单单是文字和知识的载体，更具备了审美的功能。很多人买书不单单是为了阅读，还会经营自己的书架，把不同样式的书脊进行排列，使其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如同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所言，人们消费一件物品已不是为了物品本身，而是它所附加的符号价值。
但是，很多美术设计师也慨叹，在忙碌的工作里，很难有时间读完一本书再进行设计。有些书，他们压根不了解写了什么，而只是将编辑的一些设想付诸设计图上。编辑不懂美术设计，美术设计师不了解图书内容，二者因为信息不对称，只会不断妥协、迁就对方，最终只能形成“最小公约数”，很多最丑封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诞生。
有些封面虽然丑、没有价值观，但在出版商看来，可以抓住眼球，让人过目不忘。当设计沦为宣传附庸之后，图书封面便与“艺术品”渐行渐远了。美术设计师失去了对封面进行设计的自主性，一切都要以宣传为“王”，以吸引眼球、刺激消费为宗旨。这也是大众文化时代图书出版的商业化表征。
设计应与灵魂共鸣
著名图书封面设计师、南京布衣书坊设计总监朱赢椿认为书是有灵魂的，设计师应该根据书的内容，仔细寻找到符合它气质的设计，找到可以引起读者共鸣的东西。这种意识才会使一个设计师的封面作品立于不败之地。
好的图书设计能够贴合书中内容或具备独立审美特征。一些图书设计师认为，图书封面本身可以把人们带入到书中的环境中去。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不久前出版了一本讲述天津大爆炸的图书《爆炸现场》，其封面直接采用了天津大爆炸之后消防队救援的照片。书名“爆炸现场”这四个字里，爆炸二字尤为突出，字体还突出了断裂的感觉，以此暗示这场灾难的恐怖性。
再如2016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瑞典作家林西莉的《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其封面布局疏密有致，既有现在仍旧使用的简体字，也有古老的中国象形文字、甲骨文——象征着中国文字几千年的演变。此外，使用鸟、大雁等象形字，为这本书增加了卡通特色，容易让孩子们从心底里走近它。
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译新版《艺术哲学》，封面简洁，使用傅雷先生的一页亲笔书信作为封面的中心，此外再无任何赘语。因为傅雷先生根本不需要出版者介绍，增加过多内容反而会画蛇添足。
好的封面，会让大家加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让这本书在读者的心里存留更长的时间。当然，封面设计只是一种助推剂，一本书即使因为封面受到大众的关注，如果没有过硬的内容，最终也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