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先秦诸子中，对毛泽东诗词创作影响最大的人物，可以说是庄子。庄子（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是与老子并称的先秦道家学说的创立者。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用两段文字记载了庄子的生平和思想：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对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影响，最突出的是他及其后学所著《庄子》一书中所描绘的鲲鹏形象。此外，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文采和哲学思想也受到《庄子》的很大影响。
诗意鲲鹏与庄子
鲲鹏形象，是一种宏大的形象，而宏大豪迈是毛泽东诗词的特点之一。
这种宏大的鲲鹏形象出自《庄子》的首篇，也是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中。《逍遥游》描写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鲲和鹏不是同时存在的两种生物，而是同一种生物不同条件下的两种形式。鲲鹏击浪三千里，展翅九万里。
毛泽东诗词中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是1918年写于《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纵宇一郎”是罗章龙准备东渡日本为自己取的日本名字。罗章龙虽东渡未果，却留下了毛泽东赠给他的“鲲鹏击浪”的宏伟诗篇。
第二次是1926年写于《沁园春·长沙》词中：“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击水”是对《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击水的化用;“水击三千里”，则是从《庄子·逍遥游》中直接引用。
第三次是1930年写于《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毛泽东诗词注家对这里的“鲲鹏”何所指意见不一。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大多数注家都认为这里的“鲲鹏”是贬义，指“国民党反动派”。从字句的表面联系上看，似乎应作贬义的解释。但马以君先生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二辑上撰文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诗词中其他多处的“鲲鹏”，不仅属褒义词，而且全为作者自况的结论，这里的“鲲鹏”应不是例外;若将“鲲鹏”解释为“敌人”，则它与“腐恶”为同义词，即“缚鲲鹏”等于“征腐恶”，这种同意重复是诗词作者们极少甚至不采用的;“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与“六月天兵征腐恶”是互为因果的两个行为，有“腐恶缚鲲鹏”之因，才有“天兵征腐恶”之果;“长缨”无褒贬的含义，不能用“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来证明这里的“长缨”是褒义。马以君先生对这里的“鲲鹏”属褒义的四点分析是有深刻见地的。
第四次是1963年写于《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斥 欺大鸟”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 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毛泽东这首诗从“小”与“大”的对比中，衬托出罗荣桓的品德之高和志向之大。“大鸟（鲲鹏）”“老鹰”说的是罗荣桓，比喻罗荣桓的壮志和高洁品格。
第五次是1965年写于《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首词写出了鲲鹏展翅的壮观及俯瞰人间的雄姿，写出了鲲鹏的沉稳庄重及内在伟力;也写出了蓬间雀的渺小、势利及狭隘眼界。“蓬间雀”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斥 ”，它象征着苏联及赫鲁晓夫集团。“鲲鹏”则象征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念奴娇·鸟儿问答》整首词的创作灵感就是出自《庄子·逍遥游》。
浪漫文采与庄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是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庄子的文章神气活现、光昌流丽、文采飞扬。鲁迅先生评价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说：“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毛泽东一生的浪漫文采，得之于《庄子》者甚多。
借庄子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庄子的浪漫文采，在长沙读书时就熟读了《庄子》一书。他在当时所写的《讲堂录》和为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中，摘用了《庄子》中的许多词句，也有对《庄子》原著的解释记录。 这首词中有三处典故出自《庄子·盗跖》。
其一，“人世难逢开口笑”，似乎是直接化用唐代诗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追根究底，此句的原始典则出自《庄子·盗跖》。该文中盗跖驳斥孔子时有这样一段话：“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
其二，“流遍了，郊原血”，似乎是直接源自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但追根究底，此句的原始典亦出自《庄子·盗跖》。该文中盗跖骂道：“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另一处盗跖骂道：“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其三，“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更是直接源自《庄子·盗跖》。该文中盗跖不仅痛斥了黄帝的伪善，还骂了黄帝之后至周武王等当权者的伪善。“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庄子·盗跖》对毛泽东《贺新郎·读史》的创作，主要的还不是几个典故、几句话的影响，主要的是整体性的思想影响。《庄子·盗跖》借盗跖之口讽刺圣人、痛骂孔子，意在否定孔子及儒家宣扬的“神圣事”，宣传老子及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与孔子及儒家相比，老子、庄子及道家确有明显的平等色彩和民主色彩。《庄子·盗跖》就是反映下层百姓即生产劳动者的要求的。如盗跖骂孔子为“鲁国之巧伪人”“罪大极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又如盗跖认为：“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毛泽东向来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对孔子仁义道德的虚伪性、不喜欢生产劳动，毛泽东向来持明确的批评态度。毛泽东读到2000多年前的《庄子·盗跖》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贺新郎·读史》不仅肯定了盗跖、庄蹻的反抗斗争，更肯定了陈胜、吴广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肯定了中国几千年来被压迫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哲学思想与庄子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是高贵者聪明，还是卑贱者聪明？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以诗词的形式作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回答。《庄子·盗跖》为毛泽东作出这种回答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思想素材。但在哲学思想方面，庄子对毛泽东的影响同老子一样，主要的是在辩证法方面。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摘抄了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语录。成为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的毛泽东，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为天下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言论常常见于其著作中。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庄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呢？
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积”字。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这个一定的条件需要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才能转化为质变。老子曾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思想在庄子的著作中是一个“积”字，《庄子·逍遥游》讲了“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的道理。
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积”字。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写道：“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小而简的事物，经过积累可以转变为大而繁的事物。《庄子·人间世》中曾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这句话，中共七大期间就曾引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七大预备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第二次是在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联合召开的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古书《庄子》上讲的。‘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准备转变的问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在力量上就是由小麻雀转变成大鹏鸟。他指出：“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鹏鸟，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毛泽东一生都重视这个“积”字，认为“积”做好了，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才能水到渠成。
第二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齐”字。
事物的矛盾都是特殊的，这就是孟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矛盾又都包含着普遍性，这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齐”。《庄子·齐物论》认为“道通为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毛泽东既重视“不齐”的一面，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也重视“齐”的一面，肯定庄子“齐”的一面的道理。据《庄子·至乐》记载，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并没有痛哭，而是敲着盆子唱起歌来（鼓盆而歌）。1964年，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如果现在孔夫子还在，那还了得，地球就住不下，死了人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庄子老婆死了，不是鼓盆而歌吗？发生，发展，消灭。一个消灭一个。青年毛泽东早就肯定了“齐一万物”的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分”字。
宇宙万物既有无限大，即不可分的一面;也有无限小，即无限可分的一面。因为宇宙万物有无限大即不可分的一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可目空一切，骄傲自大。黄河虽大，但在四海面前是渺小的;四海虽大，但在宇宙面前也是渺小的。《庄子·秋水》讲了这样的道理：“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认为：“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毛泽东欣赏庄子宏观上无限大的观点，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1963年新年之际，李讷给父亲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她读了《庄子·秋水》，并认为其中的河伯是个鼠目寸光、自高自大的人。毛泽东看了女儿的信很高兴，并于同年1月4日给李讷回了一封信。毛泽东教育女儿不要骄傲，信中写道：“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毛泽东同样欣赏微观上事物无限可分的观点。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观，赞赏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谈到凡事都可分的观点时，毛泽东肯定了庄子的万物永远可分的观点。毛泽东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不可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學了。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庄子·天下》中的话，意思是“一尺之捶”永远可分。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有不少地方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其中尤其受益于老子和庄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对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影响，最突出的是他及其后学所著《庄子》一书中所描绘的鲲鹏形象。此外，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文采和哲学思想也受到《庄子》的很大影响。
诗意鲲鹏与庄子
鲲鹏形象，是一种宏大的形象，而宏大豪迈是毛泽东诗词的特点之一。
这种宏大的鲲鹏形象出自《庄子》的首篇，也是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中。《逍遥游》描写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鲲和鹏不是同时存在的两种生物，而是同一种生物不同条件下的两种形式。鲲鹏击浪三千里，展翅九万里。
毛泽东诗词中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是1918年写于《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纵宇一郎”是罗章龙准备东渡日本为自己取的日本名字。罗章龙虽东渡未果，却留下了毛泽东赠给他的“鲲鹏击浪”的宏伟诗篇。
第二次是1926年写于《沁园春·长沙》词中：“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毛泽东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击水”是对《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击水的化用;“水击三千里”，则是从《庄子·逍遥游》中直接引用。
第三次是1930年写于《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毛泽东诗词注家对这里的“鲲鹏”何所指意见不一。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大多数注家都认为这里的“鲲鹏”是贬义，指“国民党反动派”。从字句的表面联系上看，似乎应作贬义的解释。但马以君先生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丛刊》第二辑上撰文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毛泽东诗词中其他多处的“鲲鹏”，不仅属褒义词，而且全为作者自况的结论，这里的“鲲鹏”应不是例外;若将“鲲鹏”解释为“敌人”，则它与“腐恶”为同义词，即“缚鲲鹏”等于“征腐恶”，这种同意重复是诗词作者们极少甚至不采用的;“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与“六月天兵征腐恶”是互为因果的两个行为，有“腐恶缚鲲鹏”之因，才有“天兵征腐恶”之果;“长缨”无褒贬的含义，不能用“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来证明这里的“长缨”是褒义。马以君先生对这里的“鲲鹏”属褒义的四点分析是有深刻见地的。
第四次是1963年写于《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中：“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斥 欺大鸟”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 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毛泽东这首诗从“小”与“大”的对比中，衬托出罗荣桓的品德之高和志向之大。“大鸟（鲲鹏）”“老鹰”说的是罗荣桓，比喻罗荣桓的壮志和高洁品格。
第五次是1965年写于《念奴娇·鸟儿问答》词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首词写出了鲲鹏展翅的壮观及俯瞰人间的雄姿，写出了鲲鹏的沉稳庄重及内在伟力;也写出了蓬间雀的渺小、势利及狭隘眼界。“蓬间雀”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斥 ”，它象征着苏联及赫鲁晓夫集团。“鲲鹏”则象征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念奴娇·鸟儿问答》整首词的创作灵感就是出自《庄子·逍遥游》。
浪漫文采与庄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是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庄子的文章神气活现、光昌流丽、文采飞扬。鲁迅先生评价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说：“庄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毛泽东一生的浪漫文采，得之于《庄子》者甚多。
借庄子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庄子的浪漫文采，在长沙读书时就熟读了《庄子》一书。他在当时所写的《讲堂录》和为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注中，摘用了《庄子》中的许多词句，也有对《庄子》原著的解释记录。 这首词中有三处典故出自《庄子·盗跖》。
其一，“人世难逢开口笑”，似乎是直接化用唐代诗人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追根究底，此句的原始典则出自《庄子·盗跖》。该文中盗跖驳斥孔子时有这样一段话：“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
其二，“流遍了，郊原血”，似乎是直接源自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战蚩尤”的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但追根究底，此句的原始典亦出自《庄子·盗跖》。该文中盗跖骂道：“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另一处盗跖骂道：“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其三，“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更是直接源自《庄子·盗跖》。该文中盗跖不仅痛斥了黄帝的伪善，还骂了黄帝之后至周武王等当权者的伪善。“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陵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庄子·盗跖》对毛泽东《贺新郎·读史》的创作，主要的还不是几个典故、几句话的影响，主要的是整体性的思想影响。《庄子·盗跖》借盗跖之口讽刺圣人、痛骂孔子，意在否定孔子及儒家宣扬的“神圣事”，宣传老子及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与孔子及儒家相比，老子、庄子及道家确有明显的平等色彩和民主色彩。《庄子·盗跖》就是反映下层百姓即生产劳动者的要求的。如盗跖骂孔子为“鲁国之巧伪人”“罪大极重”“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又如盗跖认为：“势为天子，未必贵也;穷为匹夫，未必贱也;贵贱之分，在行之美恶。”毛泽东向来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对孔子仁义道德的虚伪性、不喜欢生产劳动，毛泽东向来持明确的批评态度。毛泽东读到2000多年前的《庄子·盗跖》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贺新郎·读史》不仅肯定了盗跖、庄蹻的反抗斗争，更肯定了陈胜、吴广以来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肯定了中国几千年来被压迫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哲学思想与庄子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是高贵者聪明，还是卑贱者聪明？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以诗词的形式作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回答。《庄子·盗跖》为毛泽东作出这种回答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思想素材。但在哲学思想方面，庄子对毛泽东的影响同老子一样，主要的是在辩证法方面。
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摘抄了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语录。成为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的毛泽东，老子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为天下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言论常常见于其著作中。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庄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呢？
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积”字。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这个一定的条件需要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才能转化为质变。老子曾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个思想在庄子的著作中是一个“积”字，《庄子·逍遥游》讲了“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的道理。
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积”字。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写道：“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指李鸿章），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小而简的事物，经过积累可以转变为大而繁的事物。《庄子·人间世》中曾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这句话，中共七大期间就曾引用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七大预备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第二次是在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联合召开的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的演说中指出：“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古书《庄子》上讲的。‘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
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准备转变的问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在力量上就是由小麻雀转变成大鹏鸟。他指出：“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鹏鸟，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毛泽东一生都重视这个“积”字，认为“积”做好了，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才能水到渠成。
第二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齐”字。
事物的矛盾都是特殊的，这就是孟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矛盾又都包含着普遍性，这就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齐”。《庄子·齐物论》认为“道通为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毛泽东既重视“不齐”的一面，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也重视“齐”的一面，肯定庄子“齐”的一面的道理。据《庄子·至乐》记载，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并没有痛哭，而是敲着盆子唱起歌来（鼓盆而歌）。1964年，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如果现在孔夫子还在，那还了得，地球就住不下，死了人应该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庄子老婆死了，不是鼓盆而歌吗？发生，发展，消灭。一个消灭一个。青年毛泽东早就肯定了“齐一万物”的观点。他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批注道：“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为一个“分”字。
宇宙万物既有无限大，即不可分的一面;也有无限小，即无限可分的一面。因为宇宙万物有无限大即不可分的一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不可目空一切，骄傲自大。黄河虽大，但在四海面前是渺小的;四海虽大，但在宇宙面前也是渺小的。《庄子·秋水》讲了这样的道理：“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认为：“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毛泽东欣赏庄子宏观上无限大的观点，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1963年新年之际，李讷给父亲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她读了《庄子·秋水》，并认为其中的河伯是个鼠目寸光、自高自大的人。毛泽东看了女儿的信很高兴，并于同年1月4日给李讷回了一封信。毛泽东教育女儿不要骄傲，信中写道：“读了秋水篇（指《庄子·秋水》），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毛泽东同样欣赏微观上事物无限可分的观点。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观，赞赏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谈到凡事都可分的观点时，毛泽东肯定了庄子的万物永远可分的观点。毛泽东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不可分。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學了。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庄子·天下》中的话，意思是“一尺之捶”永远可分。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有不少地方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其中尤其受益于老子和庄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