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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他是一个极具声望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首任国家计量局局长,并被公认为“兵工国宝”,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被冠以“红色兵工实业家”之名;即使在两蒋时期的台湾,“官方”文件对他也是褒扬有加。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甚至是敌对双方对某一个人的评价却是出奇地一致,这种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