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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要求举办土地陈报县份在为期一个月的土地陈报筹备期间，除做好土地陈报的宣传工作外还要进行县情调查，为陈报业务实施和设计做准备。其县情调查从偏重土地、田赋演变为全方位调查，涉及自然情形、人事组织等多项方面。此次调查不但在方法有创新，而且其成果为省政府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支持抗战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当代开展湖南县情调查工作提供了模板。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县情调查 调查内容
调查遵循的原则为实事求是、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正因为如此，通过调查我们能很好地认识社会，并针对弊病对症下药，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热潮在我国兴起，尤其以农村调查最突出。当时各个党派、政府机关、高校、社会团体、国外调查机构及学者前往大江南北，深入田间地头，对我国农村社会进行了详细调查。不过当时的湖南没有成为调查的热点地区之一，因此没有留下专门的农村调查类书籍。直到抗战时期，为了推行土地陈报政策，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部门下令需要进行土地陈报县份在做好该政策宣传工作的同时，必须进行县情调查，以利于将来正式陈报之时制定相应的业务推行措施。了解这一时期的湖南县情调查报告书，既能知晓当时县情概况，又有助于农村经济复兴与抗战。目前学界对此暂时缺少关注，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调查缘起
这次社会调查的直接原因是抗战。不过早在战前湖南就出现了财政问题，据记载：“湖南自辛亥革命以来，饱经变故，二年之二次革命，四年护国军之役，六年护法之役，十年援鄂之役。且省内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休，至岁无宁日。且朝令夕改，政令随更，一切设施仅有一时之效力，财政之紊乱，统计之艰难，自不待言。”[1]在税务征收方面由于“因省库奇绌，催征甚严，而其结果，所收不及六成”[2]。抗战时期因为局势恶化，让本已出现财政危机的湖南雪上加霜，此时各县政府财政也陆续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湖南地处内陆，因此田赋在省县财政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湖南省田赋收入占全省总收入（不包括借款收入）20%以上[3]。可是湖南田赋科则种类向来五花八门，有正供、附加、军粮、民粮之分，税率各有不同。美银一两，折合银元又大小不同，科则地类颠倒错乱。“自洪杨之役后，各地册籍损失殆尽，旧制亦荡然无存，加之粮书舞弊，久未整理，地籍赋额，随之紊乱。时至今日，更难稽考。或有粮无地，或有地而无粮，地多粮少，粮少地多。或地在甲乡，而粮银飞寄在乙地。或粮户名为甲，而粮银实出于乙。册籍不足为凭，户地不相僚属。凡有催查既难按地以寻户，遇有纠葛，竟至张冠李戴。现行科则，转与地类相反。由是狡黠者，以膏腴之田，纳最低之赋。愚懦者以明确之地，完最高之粮。至于地形不明，经界不清，沟渠公使，池塘分用。民间习惯，所在多有。一遇纠纷，或以契据无存，失其依据，或以沿革难考，无从证明。产权失去保障，纳税难以平均。若不设法整理，政府与人民，同受痛苦”[4]。除此之外，省府与地方由于缺乏系统和严格的法令，加上征收过程中不法官吏从中作梗，提高了湖南田赋情形的混乱程度。
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湖南省开始举办土地陈报。土地陈报牵涉到一个县的多个方面，最核心的为该县的田赋情形和当地民众对于土地陈报之意见。其次比如县与县之间的疆界问题，该县的人事组织情形等。这些内容如果不调查和了解清楚，那么非但无益于土地陈报筹备期间进行的相关宣传工作，而且牵涉到即将开展和实施的土地陈报政策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1941年5月9日财政部门公布了“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规程”。5月10日正式成立田赋筹备委员会，并开始办公，主持筹备事宜，负责土地陈报的实际执行工作。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定全国办理陈报区域共有14省432县，湖南共计55县[5]。其中澧县早在1941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陈报试办工作，其他县份则在1941年8月开始陆续举办[6]。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在耒阳成立后，其下设的第三科总理全省土地陈报工作，各县的土地陈报主要由县级田赋管理处主办，土地陈报办事处负责具体实施与落实。由于业务牵涉面甚广，为保证今后推广顺利，省田赋粮食管理处训令陈报县份必须依照工作程序，在为期1个月的筹备期间，不但应办理宣传及训练基层业务人员，而且应进行县情调查，以为业务实施设计之准备。
除此之外，此次调查还具有可行性。首先，国外机构和学者对我国进行的社会调查可资借鉴。1917年，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对195家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日本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创立满铁调查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该部门派出大量人员我国农村进行调查，并撰写出大量报告，积极配合其殖民统治[7]。该部门法律顾问冈松参太郎曾说：“研究风俗人情不同的殖民地的旧习制度，并据此制定出最后符合实际的法律，这在统治殖民地上，是一项最根本的问题。”[8]其次，国内高校、社会团体和学者也开启了调查先河。比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1934年出版的《河南省产烟叶区之调查报告》[9]、福建荒地调查团于从土壤性质、作物、家畜与家禽事业等方面调查福清、惠安和同安三县荒地，并编成《福清惠安同安三县荒地调查》[10]、著名调查学家李景汉的《定县土地调查》[11]等。再次，湖南省府也积累了一定的调查经验。省府秘书处第五科曾对湖南省各县市普通生活零售物价进行调查，编成《湖南省各县市普通生活零售物价调查》[12]。
二、调查内容及成果
此次调查并非同时进行，而是各县赶在本地正式开始土地陈报之前，在为期一个月的筹备期间内展开。虽然整个调查过程持续时间很短，但仍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由一系列的调查报告书来看，本次调查整体属于综合性调查。根据内容可划分为四个专题，具体包括：自然环境情形、人事组织情形、田赋情形和社会情形。
1.自然环境情形包括疆界、地势、交通和行政区划。调查以前，各县边界地形，犬牙交错，除插花飞地等，户地混乱分期，更非乡县所及。地随互转，朝为甲县，暮为乙县。土地归属与户籍数目均变更无常，权利与义务根本无法划分。调查开始后，经湖南省调整疆域委员会派员会同相关县份进行实地勘察，并拟具调整办法重新厘定疆界和规划插花飞地的归属地，这样就使得各县乡镇界限一目了然，行政区划井然有序。另外，地势高低的差异性导致土地属性不同，田赋征收不能一概而论。通过调查，当地县府可以根据土地属性，制定更合理的科则。以《攸县调查报告书》为例，其中疆界、地势高低概况如下：“本县位居湖南东部，东及东北，与赣省莲花、萍乡两县为界。南邻茶陵、安仁，西连衡山、湘潭，北接醴陵，东西宽约180里，南北长约140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景田陇、九岭等处为本县与安仁分界地名，与衡山分界地为长岭、桐树横等处，与湘潭分界地为芭蕉岭、蓬莱仙等处，与醴陵、萍乡分界地分别为界背岭和界上坪，莲花为三斗岭、太阳山等处，茶陵为水坳、路岭等处。火洲、九岭、龙家湾等插花飞地均先后奉令划定，并无互混不明情形。河流有浟、洣二水，浟水发源于江西莲花山西南，由石桥入境，洣水源于酃县与桂东县交界处，过土桥入县境。”[13]交通方面：重要干道有醴攸公路（全长81公里，抗战因为军事关系，被毁弃。）、茶攸公路（长37公里，为交通要道，并与茶攸、衡茶公路交匯于菜花坪。）、衡攸县道（衡山至攸县，全长110余里。）、莲攸县道、萍攸县道和安攸县道。行政区划方面：现辖梅城镇、枫仙乡、渌田乡等22乡镇，共273保、4266甲、72358户[13]11-13。 2.人事组织情形包括县政府、田管处和学校及士绅。在调查之前，由于各县具体的人事情形与各机关职权界线不清晰，造成各机关相互推脱责任，或者部门之间职权交叉严重，以致政策无法顺利实施。通过调查，明确县府及其他机关组织情形，有利于划清职责和提高行政效率。以汝城为例，其中县府情形如下：县长1人，督学2人，主任秘书及秘书各1人，技士1人，财政、教育等6科各有科长1人，和科员总计16人，会计室主任1人，一级与二级指导员共计7人，事务员9人，书记员13人。县田管处有处长1人，科长2人，会计员1人，科员4人和会计助理员1人。学校方面：全县有汝城县立中校、津泰乡代用中心学校、首善镇中心学校、仁治乡代用中心学校、新民乡代用中心学校与私立濂溪学校6所。士绅共8人，分別担任第三区副司令、党部书记长、第六战区秘书长等职务[14]。
3.田赋情形为调查核心，包括赋额、粮区、科则和粮册。调查之前湖南全省各地田赋种类繁多，税率不一，折元大小不一，导致科则错乱，加重人民负担。实地调查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重厘科则，增加财政收入。由于年代久远，各县旧有鱼鳞图册迭落不全。通过进行实地调查，不仅能了解过去田赋征收之紊乱，还能在即将正式执行的土地陈报过程中制定合理的征收方式平均田赋，从而改变“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的失衡局面。以江华县为例，由于界连两粤，山多田少，民瑶杂居。为了防止瑶族造反，明代曾在此置京军守卫。因此，田赋有民粮和屯粮之分，由于民初灾侵匪祸，连年受创，导致赋收锐减。赋额方面：正供（民粮3669，203两，屯粮215，348两，共计3884，551两。）附加（县附加每两正银折征银帑5元7角，共折元22141元9角4分。外团附加：每两正银折征银帑3元8角，共折元14761元2角9分。正供折元：民粮每两计征银3元3角，共折元12108元3角7分。屯粮每两计征银2元4角，折元516元8角4分，总计12625元2角1分，两项折元共计49528元4角4分。）最近三年征获分别为：二十八年收3647.859两，欠236.692两。二十九年收3642.481两，欠140.070两。三十年收83501.558两，欠382.993两。（由于逃离者每年约有220之谱，故实欠数应分别为二十八年实欠36，692两、二十九年实欠40，070两、三十年实欠182，993两。）粮区方面：由于旧时无分柜之设置，只有城柜一所，于每年开征时暂设临时流动分柜于白芒、营小、码市等三处。田赋收归中央后，开始增分柜三处，共计4分柜。城厢分柜辖保安镇、沱东、沱西、风云、底洞和阳华。白芒营分柜辖秦岩、锦冈、苍梧。小圩分柜辖下江、寿山、靖边。码市分柜辖上江、安庆和绥靖。科则分民粮、屯粮两种。民粮为每亩4合5勺，屯粮为每亩1斗2升6合9勺[15]。
4.社会情形囊括人民教育程度、风俗习惯、重要团体机关和当地人民对陈报之意见。通过调查当地情形能更加真实地了解当地人民对土地陈报这个政策的想法，有利于搜集民意，了解民情。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宣传工作，让民众认识到了土地陈报对己有利。仍以湘乡为例，该县小学教育素为发达，有“全省县之冠”之称。公私立中等学校原已林立。抗战以来，大量学校内迁导致数量又有所上升。现有公私立中等学校（并师范）校数有10所，职业学校15所，中心学校、国民学校、私立小学共计1525所，在校学生106，411人。与民国二十年统计数据相比，增长一倍。风俗习惯：民性淳厚，慷慨有节。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湘乡民众大多加入湘军，有“无湘乡人不成军队”之说。节序、宗族和婚丧与其他县份无多大差异。由于湘乡位于长沙、衡阳、宝庆三地之间，民众相互迁徙，婚姻相互联系，因此“长之俗文，其失也转；衡之俗静，其失也传；宝之俗仆，共失也固”[16]。湘乡合三地之风，形成了“文而不浮、静而不偷、朴而不陋”的风俗。重要团体有县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和义仓保管委员会。还有县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县民兵团、县警察局、电报局等机构。因为当地文化水平较高，加之民报社对于陈报业务的宣传，一般民众对此多有认识，积极支持土地陈报。
此次县情调查是在为了使中央颁布的土地陈报能顺利在湖南全省实施而进行的。为此，湖南省田赋管理处还颁布了一份《筹备土地陈报各县调查纲目》，内容包括四个大项：自然环境情形、人事组、田赋情形和社会情形。在土地陈报筹备期的各县份依据真实情况并参照省处的调查纲目，填写了县情调查报告书。总体来说，这些报告书的内容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对于调查核心——田赋情形记载十分详细，但对其他方面也进行了简单介绍，意义重大。这些报告书真实地还原了这些县份在土地陈报筹备期间的社会状态，有助于当时各县田管处在土地陈报具体实施时制定合适措施，使土地陈报实现预期目标，为抗战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调查内容来看：这次调查最初以田赋调查为核心，后演变为全方位调查。较抗战前内容单一的经济调查、物产调查要丰富许多，可以视为社会调查学科在湖南的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次的县情调查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从数量上看：在筹备期间执行县情调查的实际县份数目与财政部预计的湖南应该筹办土地陈报的县份数有很大出入。财政部根据各省机关报告划定陈报区，其中湖南应该有55县，实际数目却只有20多个。其中尽管有战争原因导致部分县份的调查资料焚毁殆尽，无从查证，导致实际数量和预期数量有出入。有的是因为县土地陈报处因为没有及时将调查报告书按要求及时呈报给县田管处，时间一长，就造成资料遗失，导致县田管处无法乡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交差。从内容上看：有的县份是沿革按照省处颁布的《筹备土地陈报各县调查纲目》来填写，有的县份并没有按照要求来填写，调查内容参差不齐。有的县份甚至仅附一张行政区图敷衍了事，缺少严谨性。从调查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县情调查主要先由财政部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颁布训令和下发《筹备土地陈报各县调查纲目》，各县的土地陈报处派员赶赴乡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各县府机关、学校、团体或者学者并没有对本地进行单独的调查，这也是本次调查的遗憾之处。 参考文献：
[1]陈子钊编述.湖南之財政[M].长沙：湖南经济调查所，1934.
[2]李之屏，湖南田赋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辑[M].台北成文出版社与美国中文资料中心联合出版，1977：5673.转引自袁也.抗战时期湖南田赋征实若干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6.
[3]李炳炎，湖南田赋与省县财政，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辑[M].台北成文出版社与美国中文资料中心联合出版，1977：6183-6185.转引自袁也.抗战时期湖南田赋征实若干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科技大学，2016.
[4]湖南土地陈报处.湖南土地陈报概要[M].长沙：湖南省图书馆藏书，1938：1.
[5]徐在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土地陈报述评[D].湘潭：湘潭大学，2010.
[6]袁也.论民国时期湖南土地陈报[J].金田，2015，334：114-115.
[7]杨鹏.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热潮研究[J].求索，2016，3：178-182.
[8][日]草柳大藏，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23.转引自杨鹏.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热潮研究[J].求索，2016，3：178-182.
[9]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河南省产烟叶区之调查报告[M].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4.
[10]福建荒地调查团.福清惠安同安三县荒地调查[M].福建荒地调查团，1936.
[11]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M].北平：国立清华大学，1936.
[12]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第五科.湖南省各县市普通生活零售物价调查[M].长沙：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第五科，1933.
[13]省府田粮处关于攸县、茶陵、常宁、安仁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0，第2-8页.
[14]省府田粮处关于永兴、宜章、临武、汝城、桂东、蓝山、嘉禾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1，第83-84页.
[15]省府田粮处关于城步、茶陵、新宁、新化、祁阳、江华、宁远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3，第32页.
[16]省府田粮处关于慈利、澧县、湘乡、安化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2，第117-119页.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4YBA149）。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县情调查 调查内容
调查遵循的原则为实事求是、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正因为如此，通过调查我们能很好地认识社会，并针对弊病对症下药，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热潮在我国兴起，尤其以农村调查最突出。当时各个党派、政府机关、高校、社会团体、国外调查机构及学者前往大江南北，深入田间地头，对我国农村社会进行了详细调查。不过当时的湖南没有成为调查的热点地区之一，因此没有留下专门的农村调查类书籍。直到抗战时期，为了推行土地陈报政策，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部门下令需要进行土地陈报县份在做好该政策宣传工作的同时，必须进行县情调查，以利于将来正式陈报之时制定相应的业务推行措施。了解这一时期的湖南县情调查报告书，既能知晓当时县情概况，又有助于农村经济复兴与抗战。目前学界对此暂时缺少关注，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调查缘起
这次社会调查的直接原因是抗战。不过早在战前湖南就出现了财政问题，据记载：“湖南自辛亥革命以来，饱经变故，二年之二次革命，四年护国军之役，六年护法之役，十年援鄂之役。且省内军阀争权夺利，混战不休，至岁无宁日。且朝令夕改，政令随更，一切设施仅有一时之效力，财政之紊乱，统计之艰难，自不待言。”[1]在税务征收方面由于“因省库奇绌，催征甚严，而其结果，所收不及六成”[2]。抗战时期因为局势恶化，让本已出现财政危机的湖南雪上加霜，此时各县政府财政也陆续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湖南地处内陆，因此田赋在省县财政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湖南省田赋收入占全省总收入（不包括借款收入）20%以上[3]。可是湖南田赋科则种类向来五花八门，有正供、附加、军粮、民粮之分，税率各有不同。美银一两，折合银元又大小不同，科则地类颠倒错乱。“自洪杨之役后，各地册籍损失殆尽，旧制亦荡然无存，加之粮书舞弊，久未整理，地籍赋额，随之紊乱。时至今日，更难稽考。或有粮无地，或有地而无粮，地多粮少，粮少地多。或地在甲乡，而粮银飞寄在乙地。或粮户名为甲，而粮银实出于乙。册籍不足为凭，户地不相僚属。凡有催查既难按地以寻户，遇有纠葛，竟至张冠李戴。现行科则，转与地类相反。由是狡黠者，以膏腴之田，纳最低之赋。愚懦者以明确之地，完最高之粮。至于地形不明，经界不清，沟渠公使，池塘分用。民间习惯，所在多有。一遇纠纷，或以契据无存，失其依据，或以沿革难考，无从证明。产权失去保障，纳税难以平均。若不设法整理，政府与人民，同受痛苦”[4]。除此之外，省府与地方由于缺乏系统和严格的法令，加上征收过程中不法官吏从中作梗，提高了湖南田赋情形的混乱程度。
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湖南省开始举办土地陈报。土地陈报牵涉到一个县的多个方面，最核心的为该县的田赋情形和当地民众对于土地陈报之意见。其次比如县与县之间的疆界问题，该县的人事组织情形等。这些内容如果不调查和了解清楚，那么非但无益于土地陈报筹备期间进行的相关宣传工作，而且牵涉到即将开展和实施的土地陈报政策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1941年5月9日财政部门公布了“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规程”。5月10日正式成立田赋筹备委员会，并开始办公，主持筹备事宜，负责土地陈报的实际执行工作。6月16日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划定全国办理陈报区域共有14省432县，湖南共计55县[5]。其中澧县早在1941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陈报试办工作，其他县份则在1941年8月开始陆续举办[6]。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在耒阳成立后，其下设的第三科总理全省土地陈报工作，各县的土地陈报主要由县级田赋管理处主办，土地陈报办事处负责具体实施与落实。由于业务牵涉面甚广，为保证今后推广顺利，省田赋粮食管理处训令陈报县份必须依照工作程序，在为期1个月的筹备期间，不但应办理宣传及训练基层业务人员，而且应进行县情调查，以为业务实施设计之准备。
除此之外，此次调查还具有可行性。首先，国外机构和学者对我国进行的社会调查可资借鉴。1917年，清华学校教授狄特莫（C.G.Dit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对195家居民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日本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创立满铁调查部。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该部门派出大量人员我国农村进行调查，并撰写出大量报告，积极配合其殖民统治[7]。该部门法律顾问冈松参太郎曾说：“研究风俗人情不同的殖民地的旧习制度，并据此制定出最后符合实际的法律，这在统治殖民地上，是一项最根本的问题。”[8]其次，国内高校、社会团体和学者也开启了调查先河。比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1934年出版的《河南省产烟叶区之调查报告》[9]、福建荒地调查团于从土壤性质、作物、家畜与家禽事业等方面调查福清、惠安和同安三县荒地，并编成《福清惠安同安三县荒地调查》[10]、著名调查学家李景汉的《定县土地调查》[11]等。再次，湖南省府也积累了一定的调查经验。省府秘书处第五科曾对湖南省各县市普通生活零售物价进行调查，编成《湖南省各县市普通生活零售物价调查》[12]。
二、调查内容及成果
此次调查并非同时进行，而是各县赶在本地正式开始土地陈报之前，在为期一个月的筹备期间内展开。虽然整个调查过程持续时间很短，但仍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由一系列的调查报告书来看，本次调查整体属于综合性调查。根据内容可划分为四个专题，具体包括：自然环境情形、人事组织情形、田赋情形和社会情形。
1.自然环境情形包括疆界、地势、交通和行政区划。调查以前，各县边界地形，犬牙交错，除插花飞地等，户地混乱分期，更非乡县所及。地随互转，朝为甲县，暮为乙县。土地归属与户籍数目均变更无常，权利与义务根本无法划分。调查开始后，经湖南省调整疆域委员会派员会同相关县份进行实地勘察，并拟具调整办法重新厘定疆界和规划插花飞地的归属地，这样就使得各县乡镇界限一目了然，行政区划井然有序。另外，地势高低的差异性导致土地属性不同，田赋征收不能一概而论。通过调查，当地县府可以根据土地属性，制定更合理的科则。以《攸县调查报告书》为例，其中疆界、地势高低概况如下：“本县位居湖南东部，东及东北，与赣省莲花、萍乡两县为界。南邻茶陵、安仁，西连衡山、湘潭，北接醴陵，东西宽约180里，南北长约140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景田陇、九岭等处为本县与安仁分界地名，与衡山分界地为长岭、桐树横等处，与湘潭分界地为芭蕉岭、蓬莱仙等处，与醴陵、萍乡分界地分别为界背岭和界上坪，莲花为三斗岭、太阳山等处，茶陵为水坳、路岭等处。火洲、九岭、龙家湾等插花飞地均先后奉令划定，并无互混不明情形。河流有浟、洣二水，浟水发源于江西莲花山西南，由石桥入境，洣水源于酃县与桂东县交界处，过土桥入县境。”[13]交通方面：重要干道有醴攸公路（全长81公里，抗战因为军事关系，被毁弃。）、茶攸公路（长37公里，为交通要道，并与茶攸、衡茶公路交匯于菜花坪。）、衡攸县道（衡山至攸县，全长110余里。）、莲攸县道、萍攸县道和安攸县道。行政区划方面：现辖梅城镇、枫仙乡、渌田乡等22乡镇，共273保、4266甲、72358户[13]11-13。 2.人事组织情形包括县政府、田管处和学校及士绅。在调查之前，由于各县具体的人事情形与各机关职权界线不清晰，造成各机关相互推脱责任，或者部门之间职权交叉严重，以致政策无法顺利实施。通过调查，明确县府及其他机关组织情形，有利于划清职责和提高行政效率。以汝城为例，其中县府情形如下：县长1人，督学2人，主任秘书及秘书各1人，技士1人，财政、教育等6科各有科长1人，和科员总计16人，会计室主任1人，一级与二级指导员共计7人，事务员9人，书记员13人。县田管处有处长1人，科长2人，会计员1人，科员4人和会计助理员1人。学校方面：全县有汝城县立中校、津泰乡代用中心学校、首善镇中心学校、仁治乡代用中心学校、新民乡代用中心学校与私立濂溪学校6所。士绅共8人，分別担任第三区副司令、党部书记长、第六战区秘书长等职务[14]。
3.田赋情形为调查核心，包括赋额、粮区、科则和粮册。调查之前湖南全省各地田赋种类繁多，税率不一，折元大小不一，导致科则错乱，加重人民负担。实地调查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重厘科则，增加财政收入。由于年代久远，各县旧有鱼鳞图册迭落不全。通过进行实地调查，不仅能了解过去田赋征收之紊乱，还能在即将正式执行的土地陈报过程中制定合理的征收方式平均田赋，从而改变“有粮无田，有田无粮”的失衡局面。以江华县为例，由于界连两粤，山多田少，民瑶杂居。为了防止瑶族造反，明代曾在此置京军守卫。因此，田赋有民粮和屯粮之分，由于民初灾侵匪祸，连年受创，导致赋收锐减。赋额方面：正供（民粮3669，203两，屯粮215，348两，共计3884，551两。）附加（县附加每两正银折征银帑5元7角，共折元22141元9角4分。外团附加：每两正银折征银帑3元8角，共折元14761元2角9分。正供折元：民粮每两计征银3元3角，共折元12108元3角7分。屯粮每两计征银2元4角，折元516元8角4分，总计12625元2角1分，两项折元共计49528元4角4分。）最近三年征获分别为：二十八年收3647.859两，欠236.692两。二十九年收3642.481两，欠140.070两。三十年收83501.558两，欠382.993两。（由于逃离者每年约有220之谱，故实欠数应分别为二十八年实欠36，692两、二十九年实欠40，070两、三十年实欠182，993两。）粮区方面：由于旧时无分柜之设置，只有城柜一所，于每年开征时暂设临时流动分柜于白芒、营小、码市等三处。田赋收归中央后，开始增分柜三处，共计4分柜。城厢分柜辖保安镇、沱东、沱西、风云、底洞和阳华。白芒营分柜辖秦岩、锦冈、苍梧。小圩分柜辖下江、寿山、靖边。码市分柜辖上江、安庆和绥靖。科则分民粮、屯粮两种。民粮为每亩4合5勺，屯粮为每亩1斗2升6合9勺[15]。
4.社会情形囊括人民教育程度、风俗习惯、重要团体机关和当地人民对陈报之意见。通过调查当地情形能更加真实地了解当地人民对土地陈报这个政策的想法，有利于搜集民意，了解民情。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宣传工作，让民众认识到了土地陈报对己有利。仍以湘乡为例，该县小学教育素为发达，有“全省县之冠”之称。公私立中等学校原已林立。抗战以来，大量学校内迁导致数量又有所上升。现有公私立中等学校（并师范）校数有10所，职业学校15所，中心学校、国民学校、私立小学共计1525所，在校学生106，411人。与民国二十年统计数据相比，增长一倍。风俗习惯：民性淳厚，慷慨有节。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湘乡民众大多加入湘军，有“无湘乡人不成军队”之说。节序、宗族和婚丧与其他县份无多大差异。由于湘乡位于长沙、衡阳、宝庆三地之间，民众相互迁徙，婚姻相互联系，因此“长之俗文，其失也转；衡之俗静，其失也传；宝之俗仆，共失也固”[16]。湘乡合三地之风，形成了“文而不浮、静而不偷、朴而不陋”的风俗。重要团体有县农会、商会、教育会、妇女会和义仓保管委员会。还有县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县民兵团、县警察局、电报局等机构。因为当地文化水平较高，加之民报社对于陈报业务的宣传，一般民众对此多有认识，积极支持土地陈报。
此次县情调查是在为了使中央颁布的土地陈报能顺利在湖南全省实施而进行的。为此，湖南省田赋管理处还颁布了一份《筹备土地陈报各县调查纲目》，内容包括四个大项：自然环境情形、人事组、田赋情形和社会情形。在土地陈报筹备期的各县份依据真实情况并参照省处的调查纲目，填写了县情调查报告书。总体来说，这些报告书的内容覆盖范围比较广泛，对于调查核心——田赋情形记载十分详细，但对其他方面也进行了简单介绍，意义重大。这些报告书真实地还原了这些县份在土地陈报筹备期间的社会状态，有助于当时各县田管处在土地陈报具体实施时制定合适措施，使土地陈报实现预期目标，为抗战建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调查内容来看：这次调查最初以田赋调查为核心，后演变为全方位调查。较抗战前内容单一的经济调查、物产调查要丰富许多，可以视为社会调查学科在湖南的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次的县情调查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从数量上看：在筹备期间执行县情调查的实际县份数目与财政部预计的湖南应该筹办土地陈报的县份数有很大出入。财政部根据各省机关报告划定陈报区，其中湖南应该有55县，实际数目却只有20多个。其中尽管有战争原因导致部分县份的调查资料焚毁殆尽，无从查证，导致实际数量和预期数量有出入。有的是因为县土地陈报处因为没有及时将调查报告书按要求及时呈报给县田管处，时间一长，就造成资料遗失，导致县田管处无法乡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交差。从内容上看：有的县份是沿革按照省处颁布的《筹备土地陈报各县调查纲目》来填写，有的县份并没有按照要求来填写，调查内容参差不齐。有的县份甚至仅附一张行政区图敷衍了事，缺少严谨性。从调查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县情调查主要先由财政部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颁布训令和下发《筹备土地陈报各县调查纲目》，各县的土地陈报处派员赶赴乡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各县府机关、学校、团体或者学者并没有对本地进行单独的调查，这也是本次调查的遗憾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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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第五科.湖南省各县市普通生活零售物价调查[M].长沙：湖南省政府秘书处第五科，1933.
[13]省府田粮处关于攸县、茶陵、常宁、安仁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0，第2-8页.
[14]省府田粮处关于永兴、宜章、临武、汝城、桂东、蓝山、嘉禾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1，第83-84页.
[15]省府田粮处关于城步、茶陵、新宁、新化、祁阳、江华、宁远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3，第32页.
[16]省府田粮处关于慈利、澧县、湘乡、安化县情调查，湖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档[B].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39-1-192，第117-119页.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4YBA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