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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本栏以近日香港发生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政治人物可以如何以“自我拆弹”的招数来应付丑闻。今期意犹未尽，再谈谈另一个关键，就是：切忌说慌，切忌不择手段掩盖真相。
曾任克林顿贴身幕僚、《新王子》作者莫里斯(Dick Morris)，曾在书中如此说：“要想减轻丑闻所造成的伤害，便千万不要讲大话。历史告诉我们，从政者往往是被为掩饰丑闻说的大话，而非丑闻本身所毁。一个大话往往需要另一个大话作掩饰，如此永无休止，逐渐泥足深陷。……当丑闻被揭发后，如果你讳疾忌医，只图掩饰真相、推诿责任，你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这方面的最佳例子，非尼克松的“水门丑闻”莫属。
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教训
水门丑闻发生在1972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几位核心成员，派人到对手民主党的竞选总部即“水门酒店”偷偷安装窃听器，窃听对方军情，却不慎被警方当场擒获。原本该行动尼克松事前不知情，更不是由他授意，但后来东窗事发，他渐渐得悉详情，却没有坦白及公正处理，“大义灭亲”、“壮士断臂”；相反多次发表声明，声言此事件与白宫无关。
当事件对其选情产生了冲击后，尼克松亲自介入事件，为了把伤害减到最低，他犯了一个无可推卸的罪行——妨碍司法公正。他示意手下找来下层人员作“代罪羔羊”，把罪行一手包揽上身，说与共和党高层，尤其是总统身边的人无关。
事件本来随着案件判决而告一段落，但“天网恢恢”，其中一位被捕者后来熬不住，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被告们都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这封信件惹起轩然大波，案件被翻出来重审。总统特别顾问John Dean，在抵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向司法部门自首力图自保，并供出尼克松曾与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谈话，表示如有必要，可以筹款100万美元去打发那些代罪羔羊。
本来两人私下谈话的内容属于“死无对证”，不料后来却爆出原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安装了录音系统(为方便他自己将来写作回忆录之用)，一直把他自己与所有人对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最初尼克松坚拒交出录音带，令舆论强烈反弹，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高法院8位大法官最后一致裁决要他交出录音带。结果在其中一盒录音带中，尼克松竟然说出以下爆炸性的对白：“就让中央情报局力压联邦调查局，使这次调查不能继续”；“我才不在乎发生了些什么!总之我要求你们给我保密”；“不管是隐瞒事实，还是用上其它手段，只要能保住秘密，就那样去做”……事已至此，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可说是证据确凿，再没有人救得了他，全国遂一致要求弹劾尼克松。
如果尼克松一开始选择对真相不作隐瞒，壮士断臂，而非一错再错、泥足深陷，纵使政府会受到一定冲击，但肯定不至于会陷入如此万劫不复之地。
总结一句，历史告诉我们，从政者往往是被自己应付危机的拙劣手法，而非危机本身所毁。问题是：太多人心存侥幸了。
里根：伊朗军售丑闻化险为夷
美国另一位总统里根，处理伊朗军售丑闻时，无论手法和结果，恰巧都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伊朗军售丑闻是里根任内最大的危机。当时伊朗的恐怖分子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绑架了一群美国人质，美国努力营救未果。后来以色列的特工向美国中情局转达讯息，说有伊朗温和派愿意协助营救，但为巩固他们在伊朗政权中的地位，希望美国能批准以色列售卖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给伊朗表达善意，证明这些温和派在西方拥有良好关系，以提高其声望。
当时美国及其盟友的既定政策，是不向恐怖分子提出的任何要求妥協，因为这样只会鼓励后者进一步绑架他们更多的国民，饮鸩止渴。
然而当时里根的想法是，他不是直接向绑架者屈服，而是促成伊朗“和平演变”，令温和派上台；况且这是别国向伊朗售卖军火，不是美国自己直接牵涉在内。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John Poindexter和中情局主任卡西(William Casey)的大力支持下，里根亦同意。
等事情落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手上，却变本加厉、层层加码。结果，糊里糊涂地，美国不单最终自己直接出售军火，而且卖的是越来越新型的武器。更糟的是，所得的款项，又被中情局拿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直接违反了较早时期国会通过的“Boland Amendment”立法。事情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诺斯(Oliver North)中校负责具体执行。
天网恢恢，最终纸都包不住火，事件随着一份贝鲁特报章的报导而全面爆发。
美国国内立时哗然。《华盛顿邮报》编辑Ben Bradlee磨拳擦掌，喜形于色地说，这是他自水门丑闻以来最感兴奋的时刻。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更磨刀霍霍，认真考虑提出总统弹劾案。
那么，究竟里根如何应付这次丑闻危机呢?
他向全国发表了一次电视演说，详细交代了事件始末，又命令司法部长迅速展开内部调查。国会亦成立了两个专责委员会跟进，又召开了多次公众听证会。里根与国会衷诚合作，公开了他们需要的文件，又放弃使用行政权力，保护Poindexter及诺斯中校免于向国会作供。最后，里根又自行清理门户，Poindexter自行辞职，诺斯中校遭解雇处分(卡西因中风和脑癌突然逝世)，为丑闻负责，体现问责精神。他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作提出改革建议，从事件中吸取教训，积极向前看。
不错，伊朗军售丑闻是里根任内最大的污点，但却也是一次危机处理典范。里根面对丑闻危机时的坦白，不作刻意隐瞒，尽量合作，不逃避责任，令公众、传媒以至国会对他相对宽容，没挑起他们替天行道的“斗心”。这与水门丑闻时，所有人都想把勉强负隅顽抗的尼克松彻底击倒而后快的情况，可说是大相径庭，使得里根最终勉强熬过这场危机。
当然，你不能奢望在一场丑闻危机中，安然无事，不损分毫，全身而退，但里根的经验说明如何可以把伤害减到最低。
曾任克林顿贴身幕僚、《新王子》作者莫里斯(Dick Morris)，曾在书中如此说：“要想减轻丑闻所造成的伤害，便千万不要讲大话。历史告诉我们，从政者往往是被为掩饰丑闻说的大话，而非丑闻本身所毁。一个大话往往需要另一个大话作掩饰，如此永无休止，逐渐泥足深陷。……当丑闻被揭发后，如果你讳疾忌医，只图掩饰真相、推诿责任，你无疑是在自掘坟墓。”
这方面的最佳例子，非尼克松的“水门丑闻”莫属。
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教训
水门丑闻发生在1972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几位核心成员，派人到对手民主党的竞选总部即“水门酒店”偷偷安装窃听器，窃听对方军情，却不慎被警方当场擒获。原本该行动尼克松事前不知情，更不是由他授意，但后来东窗事发，他渐渐得悉详情，却没有坦白及公正处理，“大义灭亲”、“壮士断臂”；相反多次发表声明，声言此事件与白宫无关。
当事件对其选情产生了冲击后，尼克松亲自介入事件，为了把伤害减到最低，他犯了一个无可推卸的罪行——妨碍司法公正。他示意手下找来下层人员作“代罪羔羊”，把罪行一手包揽上身，说与共和党高层，尤其是总统身边的人无关。
事件本来随着案件判决而告一段落，但“天网恢恢”，其中一位被捕者后来熬不住，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信里面说：“被告们都曾受到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缄默。”这封信件惹起轩然大波，案件被翻出来重审。总统特别顾问John Dean，在抵受不住压力的情况下，向司法部门自首力图自保，并供出尼克松曾与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谈话，表示如有必要，可以筹款100万美元去打发那些代罪羔羊。
本来两人私下谈话的内容属于“死无对证”，不料后来却爆出原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安装了录音系统(为方便他自己将来写作回忆录之用)，一直把他自己与所有人对话的内容都记录下来。最初尼克松坚拒交出录音带，令舆论强烈反弹，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高法院8位大法官最后一致裁决要他交出录音带。结果在其中一盒录音带中，尼克松竟然说出以下爆炸性的对白：“就让中央情报局力压联邦调查局，使这次调查不能继续”；“我才不在乎发生了些什么!总之我要求你们给我保密”；“不管是隐瞒事实，还是用上其它手段，只要能保住秘密，就那样去做”……事已至此，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可说是证据确凿，再没有人救得了他，全国遂一致要求弹劾尼克松。
如果尼克松一开始选择对真相不作隐瞒，壮士断臂，而非一错再错、泥足深陷，纵使政府会受到一定冲击，但肯定不至于会陷入如此万劫不复之地。
总结一句，历史告诉我们，从政者往往是被自己应付危机的拙劣手法，而非危机本身所毁。问题是：太多人心存侥幸了。
里根：伊朗军售丑闻化险为夷
美国另一位总统里根，处理伊朗军售丑闻时，无论手法和结果，恰巧都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伊朗军售丑闻是里根任内最大的危机。当时伊朗的恐怖分子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绑架了一群美国人质，美国努力营救未果。后来以色列的特工向美国中情局转达讯息，说有伊朗温和派愿意协助营救，但为巩固他们在伊朗政权中的地位，希望美国能批准以色列售卖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给伊朗表达善意，证明这些温和派在西方拥有良好关系，以提高其声望。
当时美国及其盟友的既定政策，是不向恐怖分子提出的任何要求妥協，因为这样只会鼓励后者进一步绑架他们更多的国民，饮鸩止渴。
然而当时里根的想法是，他不是直接向绑架者屈服，而是促成伊朗“和平演变”，令温和派上台；况且这是别国向伊朗售卖军火，不是美国自己直接牵涉在内。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John Poindexter和中情局主任卡西(William Casey)的大力支持下，里根亦同意。
等事情落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手上，却变本加厉、层层加码。结果，糊里糊涂地，美国不单最终自己直接出售军火，而且卖的是越来越新型的武器。更糟的是，所得的款项，又被中情局拿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直接违反了较早时期国会通过的“Boland Amendment”立法。事情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诺斯(Oliver North)中校负责具体执行。
天网恢恢，最终纸都包不住火，事件随着一份贝鲁特报章的报导而全面爆发。
美国国内立时哗然。《华盛顿邮报》编辑Ben Bradlee磨拳擦掌，喜形于色地说，这是他自水门丑闻以来最感兴奋的时刻。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更磨刀霍霍，认真考虑提出总统弹劾案。
那么，究竟里根如何应付这次丑闻危机呢?
他向全国发表了一次电视演说，详细交代了事件始末，又命令司法部长迅速展开内部调查。国会亦成立了两个专责委员会跟进，又召开了多次公众听证会。里根与国会衷诚合作，公开了他们需要的文件，又放弃使用行政权力，保护Poindexter及诺斯中校免于向国会作供。最后，里根又自行清理门户，Poindexter自行辞职，诺斯中校遭解雇处分(卡西因中风和脑癌突然逝世)，为丑闻负责，体现问责精神。他又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运作提出改革建议，从事件中吸取教训，积极向前看。
不错，伊朗军售丑闻是里根任内最大的污点，但却也是一次危机处理典范。里根面对丑闻危机时的坦白，不作刻意隐瞒，尽量合作，不逃避责任，令公众、传媒以至国会对他相对宽容，没挑起他们替天行道的“斗心”。这与水门丑闻时，所有人都想把勉强负隅顽抗的尼克松彻底击倒而后快的情况，可说是大相径庭，使得里根最终勉强熬过这场危机。
当然，你不能奢望在一场丑闻危机中，安然无事，不损分毫，全身而退，但里根的经验说明如何可以把伤害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