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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将教育普及到了平民之中，将他的“有教无类”。在实践中付诸实施。但是孔子提出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被认为与他的普及教育的思想形成了冲突，本文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从孔子办学的思想前提，具体的教育实践与孔予对学的态度可以推断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提出只是具体教育实践中孔子对学生的评价，并在其中渗透了孔子对于学的重视。
1关于“性”与“习”的观点是孔子办学的思想前提
孔子在“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之前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孔子授学的前提。性指的是人先天所具有的素质，这些素质是相近的，所以人在先天是没有悬殊的差别的。习指的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经过了习，人将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1.1性与知愚之分
关于性，孔子极少论述，但是后人的论述却相当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孟子与荀子的性善与性恶论。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他认为性“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而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提出性恶说，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无论性的这些恶包含着什么，荀子都认为这些是生而有之的。孟子与荀子在这里其实都认为性是天生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特质，无论是善还是恶，他们总是相同的或相近的，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这就如同朱熹所说的“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所以他们其实都支持着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认为人先天的性是相近的。而知与愚所要表现的是—种比较大的差异，所以这种智愚之分在先天是不存在的。所以高时良说：“孔子的‘性相近’，当指人与生俱来的禀赋、素质，即适应环境的一种最初形式。如果没有特殊的生理或心理障碍，彼此间差距不会很大，都具备接受教育和成才的前提条件”。
1.2习与知愚之分
孔子认为“习相远”，刑昺注：“此章言君子慎所习也……既为外物所惑，则习以性成，若习于善，则为君子，若习于恶，则为小人，是相远也，故君子慎所习”。这表明孔子对于习是非常重视的，正如《学记》中所论述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智愚的差别是因为后天洗染的不同产生的。后人在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尤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上知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是不合理的。上知如果是生而知之的话，就表明它是先天具有的，属于“性”的范畴，既然属于“性”的范畴了，那根据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那么人都是生而知之的，都是上知的人了。这样推论下来，教育也就没有开展的必要了，孔子开办私学也就没人来求学了。何况就人们的经验来说，人非生而知之的。孔子虽然说“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是他在现实中并没有提出究竟有谁是生而知之的，所以孔子的知与愚，是在后天形成的，孔子之所以有知愚之分，是与他的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求学的人，非常符合孔予对学生的人格与行为的审视标准，那他就属于“知人”。而愚则正好相反，应指因后天消极的熏染而形成的“小人”。至于孔子对于学生为什么会有知愚之分，将在后面的叙述中进一步分析。
2“不移”非“不可移”而是“难移”
关于“不移”的理解，先前的学者已经做出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不移”不是“不可移”。如王安石说：“苟志于善，为其不移，故为上知；苟志于恶，为其不移，是为下愚，皆就其卒也命之，非生而不可移也”。
从古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上智与下愚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不可改变，那孔子谈教重学就显得多此一举了。从前面的论述中，孔子是重视习的，并且《论语》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教育思想中对习的重视，就如同孔子的政治理想中对仁的重视是一样的。那孔子的“不移”是什么意思呢，本文认为是对于教育来说，使受到后天洗染的产生了不同秉性的人都达到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对于这些人的改变是“难移”的。
第一，教育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项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中，孔子关注到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教育的实施可以使人摆脱愚昧的状态，并且教育培养出来的从政人才，可以使国家“庶矣”、“富矣”。如果不重视教育则会导致“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的情况出现，“故必立学校，明礼仪以教之”。同时教育的实施也要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如果一个国家既谈不上“庶”也谈不上“富”，那么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就得不到保证，对于教育的需求也就谈不上了，即使是大学者办学，其教育的实施也要有经济的支撑，不然孔子也就不会向学生要“束脩”之礼了。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战争连连的社会环境之中，经济的发展可想而知是非常滞后的，他的教育的进行曾出现过断粮的情景，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实施情况的多么艰辛的，即使孔子愿意继续授学，学生也未必愿意继续学习。
第二，因材施教的实际操作是艰难的。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提出受到后人的肯定，当今的教学仍然力求贯彻这一教学原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门人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仅仅有七十二人达到了孔子的培养目标，对孔子而言，其教育的成功率也就是2.4％，同时他对于他的学生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少数人，并不能完全就三千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因材施教首先要求教师对于学生有深刻的了解，其次要能够运用有效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诱导与教育，这两方面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都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对于学生的了解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同时也需要学生的主动配合，如果学生不愿意与教师交往，那么教师就无法了解这个学生真正的特点，对于一个有众多弟子的教师来说，要了解每个学生更是一件庞大的工作，完成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教师了解了学生的特点，对于其的诱导也要讲究方法，如果教育不当，也极易产生负面的效果，达不到教育本来的目标，可见，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经验的正确结晶，同时也揭示出这一原则的难以实现性。
从以上的论述中看出，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对于教育的研究也正是揭示出教育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要使学生达到既定的教育目的，成为经教育要成为的那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知愚这些经后天洗染表现出巨大差异的人，要通过教育使他们达到一样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是难移的。
3孔于重学，学之不同则有知愚之分
孔子的思想充满着强烈的理想色彩，但他同时更关注现实，这一思想特征可以从其对社会制度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礼记札运》中记载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生存状态，但同时《礼记》中也描述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可见，孔子虽然在理想中希望大同社会的到来，但是在现实中他明确的意识到这种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就寄意于小康社会。这种思想特征就可以解释孔子为什么重视学了，虽然他提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是在现实中孔子意识到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君子的生成是需要教育的帮助的，所以他才会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然而每个人会因为学的基础与学的态度不同，他们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差异。
第一，进行学习的基础不同，会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孔子授学，并不是从学生一出生就开始的，而是到了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后才开始的。他的弟子中有贵族阶级出身的，有居陋巷的，这些学生由于出生不同，其所受的家庭与社会的环境的影响必然会有所不同。试想，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或贵族家庭的人，其从出生之日起，便会受到礼仪、知识等的熏陶，当他在步入学校之后，会因他受到的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与学校的要求相似，而很容易融入到学校的生活中，受到老师的赏识。而对于一个生活于陋巷的学生来说，进入学校就意味着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于一切都不了解，对于教师的要求也不清楚，所以他极有可能表现的对教师亦步亦趋，这也许可以解释颜回为什么对孔子亦步亦趋的原因吧。学生的这些表现并不是因为先天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使出生时潜力、素质等相近的人产生了不同。这些不同在教师的心目中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教师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接触，必然对学生有一个划分，学生通过彼此的接触，必然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如果学生任由这样的差距发展，而不主动去改变，这样的人在教师的心目中就是真正的愚者，而学生不会因出生环境不同，积极学习培养自身的素质与德性，在教师的眼里就是真正的知者。
第二，学习的态度不同，会使自己与他人之间产生比较大的差别。孔子强调“敏而好学”，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因此他认为要做到“不耻下问”。孔予曰：“吾十有五志于学”，朱熹认为“心之所之谓之志”，即对于所要学的学问孜孜不倦，坚持到底。对于学习只是心血来潮的，不能坚持把学问学透是为孔子所不耻的。因此，对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好学最重要，因此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仅仅好学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学习方法。首先就是要看到别人优于自己的地方，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学问不如自己而不向别人求教，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生活中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的人比比皆是，要学习就要认识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做到“不耻下问”，这样自己的修为才会高于众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样学生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教师才会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于知愚之分，主要是由于学生的基础与学习的态度不同而形成的，基础不同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不能正视这些差距，不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与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塑造，就会在教师的心目中形成千差万别的印象，上知就是好知与乐知者，而下愚就是顽劣的“困而不学”的人，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教师有雄心壮志要改变他，也会由于内因的坚固不变而无疾而终。所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是孔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的体验，它超脱不了孔子普及教育的思想，与“有教无类”的思想并不矛盾。
1关于“性”与“习”的观点是孔子办学的思想前提
孔子在“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之前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孔子授学的前提。性指的是人先天所具有的素质，这些素质是相近的，所以人在先天是没有悬殊的差别的。习指的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经过了习，人将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1.1性与知愚之分
关于性，孔子极少论述，但是后人的论述却相当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孟子与荀子的性善与性恶论。孟子提出性善论，他认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他认为性“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而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提出性恶说，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无论性的这些恶包含着什么，荀子都认为这些是生而有之的。孟子与荀子在这里其实都认为性是天生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特质，无论是善还是恶，他们总是相同的或相近的，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这就如同朱熹所说的“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所以他们其实都支持着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认为人先天的性是相近的。而知与愚所要表现的是—种比较大的差异，所以这种智愚之分在先天是不存在的。所以高时良说：“孔子的‘性相近’，当指人与生俱来的禀赋、素质，即适应环境的一种最初形式。如果没有特殊的生理或心理障碍，彼此间差距不会很大，都具备接受教育和成才的前提条件”。
1.2习与知愚之分
孔子认为“习相远”，刑昺注：“此章言君子慎所习也……既为外物所惑，则习以性成，若习于善，则为君子，若习于恶，则为小人，是相远也，故君子慎所习”。这表明孔子对于习是非常重视的，正如《学记》中所论述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智愚的差别是因为后天洗染的不同产生的。后人在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尤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上知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是不合理的。上知如果是生而知之的话，就表明它是先天具有的，属于“性”的范畴，既然属于“性”的范畴了，那根据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那么人都是生而知之的，都是上知的人了。这样推论下来，教育也就没有开展的必要了，孔子开办私学也就没人来求学了。何况就人们的经验来说，人非生而知之的。孔子虽然说“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是他在现实中并没有提出究竟有谁是生而知之的，所以孔子的知与愚，是在后天形成的，孔子之所以有知愚之分，是与他的教育实践分不开的，如果求学的人，非常符合孔予对学生的人格与行为的审视标准，那他就属于“知人”。而愚则正好相反，应指因后天消极的熏染而形成的“小人”。至于孔子对于学生为什么会有知愚之分，将在后面的叙述中进一步分析。
2“不移”非“不可移”而是“难移”
关于“不移”的理解，先前的学者已经做出了详尽的分析，认为“不移”不是“不可移”。如王安石说：“苟志于善，为其不移，故为上知；苟志于恶，为其不移，是为下愚，皆就其卒也命之，非生而不可移也”。
从古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上智与下愚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不可改变，那孔子谈教重学就显得多此一举了。从前面的论述中，孔子是重视习的，并且《论语》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教育思想中对习的重视，就如同孔子的政治理想中对仁的重视是一样的。那孔子的“不移”是什么意思呢，本文认为是对于教育来说，使受到后天洗染的产生了不同秉性的人都达到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对于这些人的改变是“难移”的。
第一，教育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项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从中，孔子关注到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教育的实施可以使人摆脱愚昧的状态，并且教育培养出来的从政人才，可以使国家“庶矣”、“富矣”。如果不重视教育则会导致“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的情况出现，“故必立学校，明礼仪以教之”。同时教育的实施也要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如果一个国家既谈不上“庶”也谈不上“富”，那么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就得不到保证，对于教育的需求也就谈不上了，即使是大学者办学，其教育的实施也要有经济的支撑，不然孔子也就不会向学生要“束脩”之礼了。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战争连连的社会环境之中，经济的发展可想而知是非常滞后的，他的教育的进行曾出现过断粮的情景，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实施情况的多么艰辛的，即使孔子愿意继续授学，学生也未必愿意继续学习。
第二，因材施教的实际操作是艰难的。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提出受到后人的肯定，当今的教学仍然力求贯彻这一教学原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门人盖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仅仅有七十二人达到了孔子的培养目标，对孔子而言，其教育的成功率也就是2.4％，同时他对于他的学生的了解也只是局限于少数人，并不能完全就三千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因材施教首先要求教师对于学生有深刻的了解，其次要能够运用有效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诱导与教育，这两方面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说都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标准。对于学生的了解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同时也需要学生的主动配合，如果学生不愿意与教师交往，那么教师就无法了解这个学生真正的特点，对于一个有众多弟子的教师来说，要了解每个学生更是一件庞大的工作，完成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教师了解了学生的特点，对于其的诱导也要讲究方法，如果教育不当，也极易产生负面的效果，达不到教育本来的目标，可见，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经验的正确结晶，同时也揭示出这一原则的难以实现性。
从以上的论述中看出，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对于教育的研究也正是揭示出教育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要使学生达到既定的教育目的，成为经教育要成为的那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知愚这些经后天洗染表现出巨大差异的人，要通过教育使他们达到一样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是难移的。
3孔于重学，学之不同则有知愚之分
孔子的思想充满着强烈的理想色彩，但他同时更关注现实，这一思想特征可以从其对社会制度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礼记札运》中记载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生存状态，但同时《礼记》中也描述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可见，孔子虽然在理想中希望大同社会的到来，但是在现实中他明确的意识到这种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就寄意于小康社会。这种思想特征就可以解释孔子为什么重视学了，虽然他提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是在现实中孔子意识到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现实中君子的生成是需要教育的帮助的，所以他才会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然而每个人会因为学的基础与学的态度不同，他们将会产生比较大的差异。
第一，进行学习的基础不同，会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孔子授学，并不是从学生一出生就开始的，而是到了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后才开始的。他的弟子中有贵族阶级出身的，有居陋巷的，这些学生由于出生不同，其所受的家庭与社会的环境的影响必然会有所不同。试想，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或贵族家庭的人，其从出生之日起，便会受到礼仪、知识等的熏陶，当他在步入学校之后，会因他受到的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与学校的要求相似，而很容易融入到学校的生活中，受到老师的赏识。而对于一个生活于陋巷的学生来说，进入学校就意味着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对于一切都不了解，对于教师的要求也不清楚，所以他极有可能表现的对教师亦步亦趋，这也许可以解释颜回为什么对孔子亦步亦趋的原因吧。学生的这些表现并不是因为先天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使出生时潜力、素质等相近的人产生了不同。这些不同在教师的心目中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教师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接触，必然对学生有一个划分，学生通过彼此的接触，必然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如果学生任由这样的差距发展，而不主动去改变，这样的人在教师的心目中就是真正的愚者，而学生不会因出生环境不同，积极学习培养自身的素质与德性，在教师的眼里就是真正的知者。
第二，学习的态度不同，会使自己与他人之间产生比较大的差别。孔子强调“敏而好学”，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因此他认为要做到“不耻下问”。孔予曰：“吾十有五志于学”，朱熹认为“心之所之谓之志”，即对于所要学的学问孜孜不倦，坚持到底。对于学习只是心血来潮的，不能坚持把学问学透是为孔子所不耻的。因此，对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好学最重要，因此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仅仅好学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学习方法。首先就是要看到别人优于自己的地方，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学问不如自己而不向别人求教，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知识。生活中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的人比比皆是，要学习就要认识到“三人行，必有我师”，做到“不耻下问”，这样自己的修为才会高于众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这样学生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教师才会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对于知愚之分，主要是由于学生的基础与学习的态度不同而形成的，基础不同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不能正视这些差距，不能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与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塑造，就会在教师的心目中形成千差万别的印象，上知就是好知与乐知者，而下愚就是顽劣的“困而不学”的人，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教师有雄心壮志要改变他，也会由于内因的坚固不变而无疾而终。所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是孔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的体验，它超脱不了孔子普及教育的思想，与“有教无类”的思想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