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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和”问题又称“未发已发”问题。人的感情表现在外，符合了中的原则，便是和。掌握了中和的原则，天地万物便有其根据，天下可得到治理，人的道德也可达到圣人的境界。故中即是“未发”，和即是“已发”。
【关键词】朱子 中和说 意义
一、“中和说”的理论意义
（一）“中和说”是朱熹整个理学思想的基础
“中和”问题是朱熹体悟儒家生生本体的入手处，“中和新说”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是围绕“中和”学说而建立的。朱子博大精深的理学大厦就是以“中和”学说为根基的。
在朱熹看来，以“中”“和”为本的“大本”和“达道”，是天命的全部内容。就个人来说，接受此天命，“中”“和”就表现在喜怒哀乐的“未发”和“已发”上，但人一旦为物诱，就会“大本不立，达道不行”，那么，“虽天理流行未尝间断，而其在我者或几乎息矣”，天理就远离了身体，这就出现了一个“天理”为“人欲”所遮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朱熹已成竹在胸。在朱熹这里，天理是至高无上的概念，而天理是由人心本之而来的，因此，天理在“中和新说”这里就找到了理论依据，使“天理”成了活源之水，朱熹的理学体系更加有了说服力。而人欲的产生是由于外界的引诱，人的本心是至善的，可以通过“敬义夹持，涵养省察”发见本心，从而抵制人欲，达到“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的境界。
（二）中和说开出了知识学的传统
从儒家义理的框架上说，儒家内圣成德之学不论是客观地从《中庸》《易传》之讲天命、天道、诚体，或是主觀地从《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这内圣成德之学必以纵贯系统为主干。
朱子的“中和”学说，尤其是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这是一种由经验知识的积累而上达的过程，由对具体事物的研求而把握天理，重视实践的重要作用。朱子重视知识，在《与张钦夫书》中即指出“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他好学、认真，对“中和”的苦参，即是将问题以知识看待，几经深思，再三反省，亲身体悟，不断与友人议论，这中修养方法从儒家义理的框架说是一种“歧出”，与儒家内圣成德之教的基本模型有所不同，但有可贵的文化价值，开启了重视知识之学的传统。
（三）“中和说”是对中庸思想研究的一大贡献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庸思想最初的提出，都是从简单的处世方法来说的，并没有一系统的理论来加以阐发，因此历代学者都不同程度上对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始终未能把这一中华传统的基本精神系统化、理论化。到了朱熹，尤其是他的“中和”学说的提出，把传统的中庸思想推到了理论的高峰，他的致中和的思维方式，是中庸思想的最终归宿。
孔子只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处世的哲学，且对其内容未加详细的阐述，只是偶尔提到。到了子思和孟子，也不过从一个角度说明万事万物应该和谐的发展。朱熹从中年以后就致力于对“中和”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和”思想体系：从已发未发、性情体用论“中和”“中”是性之体，“和”是情之用，对“中和”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确认并完善了“心统性情”的心性理论，致中和的思维方式也最终得以完成。
二、朱熹“中和说”的现实意义
朱熹“中和”学说对“未发之中”的揭示，显示了人性本体所具有的向善可能性，而涵养与省察，居敬与穷理并重的思想，为我们今天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中和”理论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这样的启迪：
首先，由于朱熹的修养理论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和生活实践的具体的人生，这就告诉我们，要想提高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有涵养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必须从儿童抓起，从小具备一定的荣辱观和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掌握一定的文化基础。同时，要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分辨善恶，加强修养，提高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到真正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有意义的人生。
其次，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在投入到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时时抱有一颗“居敬”之心，在社会实践中时时提醒自己对善恶的分辨，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和谐美好的人生不久就会出现，因为“未发之中”存在于每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继承的进行道德修养的个人心中。
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极大的冲击着中国传统的东西，带来一些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不良观念也应运而生。更严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丧失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时时警惕别人的暗算。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唤醒人们心中本有的善良和道德观，朱熹“中和”学说不失为一剂及时的良药。“未发之中”状态的揭示使现实人生不得不面对良心的审判，无处逃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完全有能力、有责任为自己的一切实践行为负责。当然朱熹生活的年代与我们生活的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也有所差别，因此我们也要有选择的利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朱熹“中和”学说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参见陈代湘.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113.
[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69-406.
[3]陈代湘.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113.
【关键词】朱子 中和说 意义
一、“中和说”的理论意义
（一）“中和说”是朱熹整个理学思想的基础
“中和”问题是朱熹体悟儒家生生本体的入手处，“中和新说”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是围绕“中和”学说而建立的。朱子博大精深的理学大厦就是以“中和”学说为根基的。
在朱熹看来，以“中”“和”为本的“大本”和“达道”，是天命的全部内容。就个人来说，接受此天命，“中”“和”就表现在喜怒哀乐的“未发”和“已发”上，但人一旦为物诱，就会“大本不立，达道不行”，那么，“虽天理流行未尝间断，而其在我者或几乎息矣”，天理就远离了身体，这就出现了一个“天理”为“人欲”所遮蔽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朱熹已成竹在胸。在朱熹这里，天理是至高无上的概念，而天理是由人心本之而来的，因此，天理在“中和新说”这里就找到了理论依据，使“天理”成了活源之水，朱熹的理学体系更加有了说服力。而人欲的产生是由于外界的引诱，人的本心是至善的，可以通过“敬义夹持，涵养省察”发见本心，从而抵制人欲，达到“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的境界。
（二）中和说开出了知识学的传统
从儒家义理的框架上说，儒家内圣成德之学不论是客观地从《中庸》《易传》之讲天命、天道、诚体，或是主觀地从《论语》《孟子》之讲仁与心性，这内圣成德之学必以纵贯系统为主干。
朱子的“中和”学说，尤其是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这是一种由经验知识的积累而上达的过程，由对具体事物的研求而把握天理，重视实践的重要作用。朱子重视知识，在《与张钦夫书》中即指出“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他好学、认真，对“中和”的苦参，即是将问题以知识看待，几经深思，再三反省，亲身体悟，不断与友人议论，这中修养方法从儒家义理的框架说是一种“歧出”，与儒家内圣成德之教的基本模型有所不同，但有可贵的文化价值，开启了重视知识之学的传统。
（三）“中和说”是对中庸思想研究的一大贡献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庸思想最初的提出，都是从简单的处世方法来说的，并没有一系统的理论来加以阐发，因此历代学者都不同程度上对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始终未能把这一中华传统的基本精神系统化、理论化。到了朱熹，尤其是他的“中和”学说的提出，把传统的中庸思想推到了理论的高峰，他的致中和的思维方式，是中庸思想的最终归宿。
孔子只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处世的哲学，且对其内容未加详细的阐述，只是偶尔提到。到了子思和孟子，也不过从一个角度说明万事万物应该和谐的发展。朱熹从中年以后就致力于对“中和”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和”思想体系：从已发未发、性情体用论“中和”“中”是性之体，“和”是情之用，对“中和”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确认并完善了“心统性情”的心性理论，致中和的思维方式也最终得以完成。
二、朱熹“中和说”的现实意义
朱熹“中和”学说对“未发之中”的揭示，显示了人性本体所具有的向善可能性，而涵养与省察，居敬与穷理并重的思想，为我们今天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中和”理论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这样的启迪：
首先，由于朱熹的修养理论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和生活实践的具体的人生，这就告诉我们，要想提高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有涵养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就必须从儿童抓起，从小具备一定的荣辱观和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掌握一定的文化基础。同时，要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分辨善恶，加强修养，提高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到真正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有意义的人生。
其次，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在投入到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时时抱有一颗“居敬”之心，在社会实践中时时提醒自己对善恶的分辨，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和谐美好的人生不久就会出现，因为“未发之中”存在于每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继承的进行道德修养的个人心中。
再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极大的冲击着中国传统的东西，带来一些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利己主义、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不良观念也应运而生。更严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丧失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时时警惕别人的暗算。
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唤醒人们心中本有的善良和道德观，朱熹“中和”学说不失为一剂及时的良药。“未发之中”状态的揭示使现实人生不得不面对良心的审判，无处逃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完全有能力、有责任为自己的一切实践行为负责。当然朱熹生活的年代与我们生活的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也有所差别，因此我们也要有选择的利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朱熹“中和”学说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参见陈代湘.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113.
[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69-406.
[3]陈代湘.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