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可谓美国作家项美丽一鸣惊人的年份，这一年，她的两本关于中国的书在美国出版，一是《宋氏三姐妹》，另一本是《香港假日》。其中，《宋氏三姐妹》最为轰动，这是第一本将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集中描写的传记。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一九二七年之后一度互为敌对、不相往来的宋家三姐妹，终于携手并肩，共同抗日。三姐妹在日机狂轰滥炸的重庆，穿越废墟，慰问难民，关爱孤儿，一同度过各自珍惜、终生难忘的日日夜夜。

　　来自美国的Emily Hahn本身是位奇女子。一九三五年，她与妹妹两人刚到上海，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上与邵洵美相遇，两人都感到对方的吸引。谈话间，邵洵美当即为她起了“项美丽”这个中文名字。美的欣赏，诗意的语感，极为贴切。与邵洵美的情缘，促使项美丽改变仅仅是来华旅行的计划，让妹妹归国，她独自一人留在上海。通过邵洵美，项美丽结识了林语堂、沈从文、张光宇、全增嘏、吴经熊等人，在中国学者、作家、画家的圈子里，一个漂洋过海的外来者，如鱼得水……她为《纽约客》长期撰稿，描述中国印象。她和邵洵美合作编辑出版了一份中英文双语的《声色》画报。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所写的项美丽，一个奇女子形象跃然纸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杨刚，一九三八年时任《大公报》记者，借住项美丽寓所，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她，在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帮助下，以最快速度将毛泽东新发表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率先发表在项美丽编辑出版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上。邵绡红写道，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之后，项美丽还同意邵洵美的朋友、國民政府的一群情报人员住进自己家中，不时与重庆方面电报联系，直到被租界警察识破，才紧急转移……
　　《宋氏三姐妹》开始并不在项美丽的写作计划之中，王璞《项美丽在上海》一书对此有详细叙述。
　　一九三八年春天，十年前曾经追求过项美丽姐妹俩的美国作家约翰·根室（John Gunther），与妻子来到中国。此时的根室刚刚出版《欧洲内幕》一书，预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是欧洲和世界的灾星，不幸而言中，一时间声名鹊起。根室还计划写一本《亚洲内幕》，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的威胁，探讨如何结束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两人见面，项美丽告诉根室，她正在写一本小说，关于一个美国女人和一个中国绅士之间的爱情故事，事情顺手得“就跟一块好牛排”似的。这本书就是后来出版的《潘先生》，应该基于她和邵洵美的故事而创作。
　　根室却不赞同写这部小说，而是建议她写政治人物，并且直接写宋氏三姐妹。
　　一个非常好的创意。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盟国的美国民众，对在美国留学过的宋氏三姐妹的故事，一定兴趣浓厚。项美丽心里当然非常清楚，这是三姐妹的故事，更是中国的故事。经过邵洵美的穿针引线，项美丽先由邵洵美陪同，去香港采访宋霭龄，又通过宋霭龄联系宋美龄。项美丽专程前往重庆，一待就是三个月。王璞写道：“三个月后，她为了采访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的会合而回到香港，本来打算在此写完全书，又因三姐妹联袂去重庆的活动而追踪她们再次回到重庆。这次一待就是六个月。直到完成全书。在宋家三姐妹相聚重庆的一个月中，她参加了她们在重庆的所有活动。由于宋庆龄住在宋霭龄家里，她也得以近距离了解宋庆龄。”
　　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国与我》（China to Me）一书中，项美丽这样写到宋庆龄印象，以及她与姐妹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开始写这本书后第一次与她、这位神话般的宋家第二个女儿接触，以了解她的活动。重庆的年轻人和左派分子欢欣鼓舞，迎接她的到来。她被他们当作圣母与女王的结合体。她性格羞涩且谨慎，极力逃避他们的注目，只与少数忠实的老朋友会面……据我所知，孙夫人完全自由，她想看什么人就看什么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在那段时间里，她与她的家人，包括蒋夫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于这位也是第一夫人的妹妹，她并不想与之敌对，也不想把她看成竞争对手。（转引自王璞《项美丽在上海》）
　　《宋氏三姐妹》堪为项美丽所写关于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在她之前乃至以后，还没有别的人，无论中国作者或者外国作者，能享有她那样的机遇，可以与宋氏三姐妹直接交往，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
　　书中有几张珍贵的照片，宋氏三姐妹一同手牵手走过重庆被轰炸后的废墟，宋氏三姐妹与失去家庭的孤儿们在一起。
　　《宋氏三姐妹》一经问世，顿时成为美国畅销书，在两个盟国之间，项美丽用笔，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宋氏三姐妹》，生正逢时。
　　一九九九年前后，经韩素音的女儿蓉梅介绍，我与项美丽的女儿卡罗拉取得了联系，她寄来这本《宋氏三姐妹》，珍藏至今。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将之翻译出版。

　　项美丽一九四○年出版的《香港假日》，是她在《纽约客》专栏发表的关于中国生活的文章结集。我收藏的这本不是初版本，是一九四六年的精装本。一次在香港，董桥先生知道我对项美丽作品感兴趣，遂将此书割爱相赠，至为感谢。《香港假日》的专栏文章，以描写抗战背景下的香港日常生活为主，写战争气氛下的众生相。其中，她在重庆采访宋氏三姐妹期间亲历的大轰炸，也有生动描述。在《玛丽的优雅》一文中，项美丽写道：
　　告别重庆的那一天到了。那是八月末，天气比我们在那儿的任何一天都要炎热。湛蓝湛蓝的天空似乎给了日本人灵感，连着两天时间里，燃烧弹像倾盆大雨似的坠落在伤痕累累的废墟上。我们在江这一侧的山上，看着对面空袭引起的大火，燃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完全熄灭，留下一片陌生又荒芜的土地。
　　很难相信我竟然真的要离开了。去别处生活的想法让我很茫然。好像全世界我所知道的就是在群山高处的一个小山顶俯瞰一个瘦骨嶙峋的城市。但真的是要离开了。我从驻防指挥官那里获得许可，注射了疫苗，办好了去香港的签证。一位好心的英国人汉伯里把他的阁楼腾出来供女难民用，我就在那里拖出行李箱开始打包。
　　……
　　在轰炸机来之前，我们泰然消磨了好大一会儿。那是我遭遇的最后一次空袭，所以记得尤其清楚。我记得我们是如何沿着长长的游廊来回走着，等待并猜想着飞机将从哪个方向袭来。第一批飞机来了，它们横穿整个城市，将炸弹丢在重庆脊梁处的山顶上，震颤的空气中，一柱柱灰尘和黑烟从宁静的废墟上缓缓升起。就在我们注目远望时，又一架飞机飞来，越来越近，直向我们头顶的天空冲来。
　　“小心！”有人喊道。我和其他人一样赶紧趴下，就在下面一百码之外的江里，两三个炸弹轰然爆炸，江水喷涌上来，泥浆四溅。（胡妍妍译自Hong Kong Holiday）
　　项美丽的这些亲历记，为重庆承受的大轰炸惨况，留下了难得的记录，也可以视为她撰写《宋氏三姐妹》的抗战背景之一。
　　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这本《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发行。这本书，是斯坦参加一九四四年“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访问延安等地返回重庆后的成果。他的历史敏感性，在书名上得到充分体现。
　　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重庆的外国记者几乎没有可能前去共产党的解放区进行采访，为此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极为不满。一九四四年的年初，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来了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负责人董必武。他们熟知的领导人周恩来，目前留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未归。这几位記者中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代表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和《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
　　谈话中，董必武鼓励他们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
　　几位记者撰写了这次采访董必武的报道，但是，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斯坦回忆说：“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招待所，坐在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招待所的记者们都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交中宣部长。”
　　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又一场舌战开始。率先提问的是《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一九三九年白修德刚到重庆时，还曾担任过中宣部国际新闻处顾问，负责编写官方需要的新闻，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立场上。

　　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是否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仍在继续？
　　中宣部部长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封锁”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
　　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一九三九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封锁。”
　　这些外国记者，他们想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报道，而不愿意受政府的严厉检查或被全部禁止。他们迫切要求放松新闻检查。他们希望去了解被封锁的延安。经过一番努力，又致信蒋介石，外国记者的努力终于成功。六名外国记者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行。他们有联名上书中的四位：斯坦、爱泼斯坦、福尔曼、沃陶，另外还有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中国记者和几位政府官员。他们身上都佩戴了“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徽章。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撕开了缺口。
　　与雾重庆完全不一样的晴朗天空，与中共领导人无拘无束的采访和交谈，目睹中共部队的战斗力，以及延安的舞会和中共领袖们的个人魅力，所有这一切，在来到延安的记者们眼前，呈现出一个新的世界。
　　几个月后，负责给美国国务院提交外国记者团延安之行分析报告的格拉姆·佩克，见到了回到重庆的冈瑟·斯坦一行。他写道：“我和这批记者中的几个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以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 　　冈瑟·斯坦以《红色中国的挑战》为书名，恰当不过地反映出了几位外国记者的真切感受。书中的照片安排，也颇能说明其敏感性。一页为国共两党领导人照片，毛泽东在上，蒋介石在下;一页为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领导人照片，朱德在上，何应钦在下。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选用了不少作者搜集到的解放区木刻。精装本封面中央，选用一幅农民游击队队员的木刻，他左手持红缨枪，右手紧握手榴弹。另外还有反映大生产的妇女纺线、八路军收割麦子、汉奸游斗等木刻多幅。一幅《乡村选举》木刻，主席台两侧标语，一是“新民主主义万岁”，一是“实行民主”。对这些在国统区反对国民党新闻封锁和专制气氛的外国记者来说，他们看到的这种新的政治气象，可能正是“红色中国”足以挑战国民党的基础与底气所在。
　　中译本《红色中国的挑战》出版时，勒口说明特地写道：“本书在西方出版后，增进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同情，也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散布的种种谣言和污蔑。”这里所提到的“谣言”，主要是关于作家吴伯箫和王实味。在第三十章《真相大白》中，冈瑟·斯坦写道，他们参加一个作家、艺术家等文化界人士的招待茶会，吴伯箫站起来讲话。
　　“我是吴伯箫。”他说：“我对重庆和西安的报纸提出抗议，这些报纸声称说我被共产党杀害了：我对国民党当局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为我和其他二十三人举行的所谓‘追悼会’提出抗议，他们都被说成是‘同情国民党文化领袖’。”“国民党用种种手段诽谤我们边区。关于我和我的二十三位同事中有许多人被共产党杀害的说法，是他们的种种诽谤之一。”（《红色中国的挑战》）
　　冈瑟·斯坦还写到他对王实味的采访：
　　几天后，我们碰到了另一个后来我们称之为“活死尸”的人，即以前的托派王实味。他是应我们的要求来到宾馆的。下面是王实味的谈话。
　　“我在一九三六年加入共产党，我没有承认我以前同托派有关系，第二年我就到了延安。在一九四一年困难时期，我对延安的情况表示不满，当时国民党的封锁愈来愈严，我们的情况很糟。那年年初，我在延安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指责共产党退化。经过多次辩论会后，我相信我自己再次受了托派思想的影响。”

　　“但是我的问题都已解决了。我从来没有被拘留或受审讯。过了那个困难时期，边区的发展比以前在理论上的辩论更明显地证明我是错了，在我们处于最危急的时期，我是个失败主义者。然而，党以它的宽大政策对待我，我辞职后不久又复职了。”
　　“你看我活得很好，尽管西安有人为我和那些同样活着的人们开过追悼会。我曾同你们当中认识我的国民党同事谈过话。”
　　这个人的幽灵后来在美国又遇到我了。一份读者极为广泛的美国杂志相信他真的死了，发表了一篇十分曲解的关于王的故事，把他过去在政治上的对立与现在联系起来，并说他神秘地消失了。（《红色中国的挑战》）
　　冈瑟·斯坦所说的这本美国杂志，是《时代》杂志。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出版的《时代》上，一篇报道专门提到延安整风期间，因发表杂文《野百合花》而受到严厉批判的王实味，并配发了一张毛泽东的照片。在我所看到的史料中，这是外电报道中最早提到王实味。《时代》写道：
　　但是，在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系列文章中，延安新的一瞥被呈现出来。由王实味撰写的这些文章，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作者是奥尼尔作品的中译者，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教员，他有十六年的中共党龄。《野百合花》最近被人从共产党中国偷偷带出来，它是为一场共产党整风运动而写，该运动由中共政权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在发表《野百合花》后不久，王实味被文抗协会开除，说他是托派，指控他反共。随后他消失了。（《时代》，1944年11月13日）
　　冈瑟·斯坦刚从延安归来，见过王实味，当然对《时代》所说“消失了”颇为不满。所以他在撰写《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时，详细叙述他对王实味的直接采访，以此来反驳王实味等作家已被处决的传闻。
　　的确，外界所谓王实味一九四四年被“处决”“消失”的传闻，显然是谣言。王实味之死是在国共内战爆发后的一九四七年。四十四年后的一九九一年，王实味得到平反。
　　《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九四五年出版之际，抗战硝烟消散，毛泽东飞离延安，与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如何避免国共内战爆发，成为新的、严峻的现实选择。历史新的一页，即将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