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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到瑞金的东华山休养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他名为“休养”，却把休养地变成了革命大课堂、人民来访接待处、思谋军国大计的运筹所，体现了他在逆境中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忠贞品格。
身心俱疲 方寸不乱
毛泽东是1932年1月中旬，在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后不久，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的。他这回是真病了，而且身心俱疲。自从率军秋收起义，尤其是走出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来，连年的夜以继日地征战劳顿，又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毛泽东的身体日见消瘦，脸色苍白，随时都有垮下来的可能。更使他伤心的是，敌人对他无奈其何，而自己的同志（特别是来自上海的中央代表）却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是在1931年11月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的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被斥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他和战友们从中央苏区实际出发，制订的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上的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统统成了错误。这其实就是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判。转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认为由于后者，势必引发全国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这番见解又遭到中央代表团某成员的指责，说他看不出“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提“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势头之猛，竟令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以至于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心力交瘁，遂萌生病休之意。
1932年1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几个战士，来到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处给找好的休养地东华山。东华山地处叶坪东边，距离叶坪只有三四里。山虽不高大，却林木葱郁，景色怡人。据传昔有仙人游此，留下足迹在山石上。山上有座小庙，无人住持，正好做了他们的住处。毛泽东放眼四望，只见朔风中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落的落，该长的长，这便成了隆冬气象，心中顿觉平和许多。
当晚，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召集警卫战士开会，要大家讨论一下，怎样度过这些天。警卫战士正好头晚议过这事，便众口一词地说：“保卫主席安全，让主席休养好！”毛泽东望着大家笑问道：“还做些什么事呢？”见警卫战士们一时语塞，毛泽东就说：“我提个意见大家考虑考虑……”原来，毛泽东想到这些穷苦人出身的警卫战士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将来难以担当更重大的责任，便有心利用这段日子，教大家学文化、学时事。他给大家制订了一个简单的学习计划：每天上午学习两个小时的文化，下午学习两个小时的时事，晚上自习一个小时。针对警卫战士怕因此影响自己休养，毛泽东坦然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休养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你们都认真学习，成绩好，我的心情就愉快。心情一愉快，不就休养好了嘛。”
从第三天起，大家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学习。每天上午八时，大家坐在庙后的大片红沙石上听讲。毛泽东选一块竖立的石块当黑板，用木炭作粉笔，教战士们识字。战士们则用木棍在泥地上学写。毛泽东风趣地把这种情景叫做“天当屋，地作纸，坐石上，学道理。”他规定战士们每人每天要学会五个字，做到会念、会写、会解、会用。为此，他教得十分细致，战士们也学得十分用功。下午的时事学习，毛泽东给战士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红军的组织纪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东北三省的情况等。每讲一个问题，他都举生动具体的实例予以说明，使大家听得懂、记得牢。
学习期间，毛泽东还对大家进行不定期测验，对进步慢的战士“开小灶”，进行个别辅导。吴吉清因为以前从没念过书，一度成绩不怎么好。毛泽东耐心开导他：没念过书不要紧，要紧的是明确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这样才会自觉、才会有动力。一遍学不会，学两遍、三遍，总可以学好。毛泽东每天为吴吉清补习半小时，终于使他跟上了队。
看到警卫战士一天天在进步，毛泽东好不欣慰，多日疲惫的身心日渐舒展开来了，气色也就好些了。
置身群众 乐从中来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乡间过小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处的同志来东华山慰问毛泽东主席，顺便给他送来了一个月的津贴费和几条香烟。毛泽东让警卫班管生活的收下津贴费，将香烟退回总务处的同志，让他们送给在前方的战士。总务处的同志见状就劝道：“主席，你以前不肯收下香烟情有可原，那是缺货。可这回反‘围剿’胜利，我们缴获敌人很多香烟，战士们不缺它啊。再说，你现在是休养啊！”毛泽东微微一笑答道：“那好啊。只是听医生说，少抽点烟对身体有好处。你们看呢？”总务处的同志听了，联想到主席上山前不肯领取傅处长亲自送去的新棉衣，也说是要给前方战士，知道再劝也白劝，只好告别下山。毛泽东让吴吉清送他们一程。
吴吉清几个刚走下一个山坡，就见迎面上来两个怀抱东西的“老?”（这是外乡人对本地人，以及本地人对本地陌生人见面时表示亲热的一种称呼）。再近前，就看清两人怀里抱的是鸡。吴吉清便开玩笑地向总务处的同志说：“恐怕他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来慰问主席的吧。”总务处同志让吴吉清好好接待，他们就分手走了。
果然不出吴吉清所料，来人正是来看望毛主席的。他们就住在山脚下。吴吉清是会昌人，跟瑞金人同属客家人，彼此音相通、习相近，双方很自然亲热起来。来人向吴吉清说了许多红军来了以后，打倒土豪，分了田地的好处；说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好，这回来就是想当面感谢毛主席。吴吉清听明白后连忙打住：“这可不行，毛主席身体不好，他需要静养。”两位老?通情达理说，那就不打搅毛主席了，但一定要吴吉清把两只鸡带去给毛主席补补身子。吴吉清以纪律为由不肯收鸡。最后终于以老?收了鸡钱，吴吉清才收鸡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充满领袖与群众鱼水情深的争执。
回到山上，吴吉清把收鸡的经过详细跟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点头笑笑，却又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哎呀，你怎么不请老?来坐坐？”这以后，毛泽东就常常在饭余到山路上去散步，好像专门等那些来看望他的老?。山下老?见状，也就接二连三上去。有的只为看看穷人的贴心人，有的带点时鲜小吃给毛主席和警卫战士尝尝，有的尽情向自己的领袖倾诉心中的快意。来的人少，毛泽东就请他们到屋里坐；来的人多，就和大家一同坐在庙前的山坡上。毛泽东与老?亲如一家人，无话不谈。他向老?了解群众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红军家属及其公田的情况。问他们村里的干部有没有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行为。还给他们讲解当前形势，红军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等。老?也口无遮拦地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一股脑儿地告诉毛主席彼此往往谈得忘了吃饭和休息。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毛泽东应邀带着警卫战士来到山前黄家山村，和群众一道过节。只见村中祠堂里早已摆好一溜儿连台桌，桌上元宵、米果、花生、豆子、芋线、番薯干、糯米酒等，满满当当，应有尽有。这些都是各家各户自动拿出来与众人共享的。见到毛主席和警卫战士，大家争相招呼、道喜，请他们吃东西。毛泽东眼看群众兴高采烈，心中十分快活，也不断和大家说笑，不时尝尝东家的花生西家的酒。村中一位钟姓长者代表村人恭请毛主席入座上首，好行待客礼。毛泽东推让不过，才与长者分列上首左右席。长者致欢迎词，盛赞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给穷人带来的好处，感谢毛主席对百姓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听了热泪盈眶，接着说了一番发自肺腑之言。他反复说的，就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红军战士要时时记着人民群众，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念叨人民群众。在场的人无不为两人的讲话动情动容，宾主频频举杯，共祝红军多打胜仗，苏维埃日益强大，穷苦人日子越过越好。
身居一隅 心忧天下
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暂时离开了临时中央政府和纷繁复杂的军政要务。然而，置身于大自然和人民群众的舒畅惬意，并不能释解他对两件大事的牵挂。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侵略，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山没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当年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上海民众和驻沪第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战的消息。眼看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毛泽东不顾病体难支，奋笔疾书，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庄严昭告天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遗憾的是，这一及时表达了中华苏维埃和中国人民正义心声的《宣言》，却因为仍然没有如“左”倾冒险主义所希望的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直拖到当年4月15日才得以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
更让毛泽东牵挂的，是三百里外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上山之前，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攻打抚州、吉安，还是攻打赣州。此前，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依据敌我条件，说明红军不可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也同意这个意见，无奈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执意要红军占领一座中心城市，将来作为中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然而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打赣州。大势已去，毛泽东喟然长叹。但他素以革命利益为重，临上山前还不忘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说：“前方有事，随时叫我。”
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消息终于不期而至。元宵节后十来天，亦即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临时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项英冒着蒙蒙细雨，骑马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战事不妙，红军腹背受敌，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但胸有成竹，与项英交谈了摆脱困境的办法。他送走项英后，依然不敢丝毫懈怠，立即让警卫班火速整理好所有的东西，准备下山。吴吉清他们忙而不乱，把借来的东西还给老，损坏了照价赔偿。炊事员抓紧做饭、开饭。
吃过早饭，天色更加阴沉，雨点也更大了。毛泽东见大家整理就绪，一声令下便带头顶风冒雨，踏着泥泞山路，离开了东华山。
回到叶坪，毛泽东顾不得洗一把脸，连忙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两个月前才起义、原先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赴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等他到达目的地时，前线已实施他的提议，红三军团顺利地摆脱了险境。
身心俱疲 方寸不乱
毛泽东是1932年1月中旬，在叶坪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后不久，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的。他这回是真病了，而且身心俱疲。自从率军秋收起义，尤其是走出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来，连年的夜以继日地征战劳顿，又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毛泽东的身体日见消瘦，脸色苍白，随时都有垮下来的可能。更使他伤心的是，敌人对他无奈其何，而自己的同志（特别是来自上海的中央代表）却对他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那是在1931年11月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的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被斥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他和战友们从中央苏区实际出发，制订的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上的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统统成了错误。这其实就是对毛泽东的不点名批判。转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认为由于后者，势必引发全国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这番见解又遭到中央代表团某成员的指责，说他看不出“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提“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势头之猛，竟令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以至于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心力交瘁，遂萌生病休之意。
1932年1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几个战士，来到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处给找好的休养地东华山。东华山地处叶坪东边，距离叶坪只有三四里。山虽不高大，却林木葱郁，景色怡人。据传昔有仙人游此，留下足迹在山石上。山上有座小庙，无人住持，正好做了他们的住处。毛泽东放眼四望，只见朔风中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落的落，该长的长，这便成了隆冬气象，心中顿觉平和许多。
当晚，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召集警卫战士开会，要大家讨论一下，怎样度过这些天。警卫战士正好头晚议过这事，便众口一词地说：“保卫主席安全，让主席休养好！”毛泽东望着大家笑问道：“还做些什么事呢？”见警卫战士们一时语塞，毛泽东就说：“我提个意见大家考虑考虑……”原来，毛泽东想到这些穷苦人出身的警卫战士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将来难以担当更重大的责任，便有心利用这段日子，教大家学文化、学时事。他给大家制订了一个简单的学习计划：每天上午学习两个小时的文化，下午学习两个小时的时事，晚上自习一个小时。针对警卫战士怕因此影响自己休养，毛泽东坦然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休养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你们都认真学习，成绩好，我的心情就愉快。心情一愉快，不就休养好了嘛。”
从第三天起，大家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学习。每天上午八时，大家坐在庙后的大片红沙石上听讲。毛泽东选一块竖立的石块当黑板，用木炭作粉笔，教战士们识字。战士们则用木棍在泥地上学写。毛泽东风趣地把这种情景叫做“天当屋，地作纸，坐石上，学道理。”他规定战士们每人每天要学会五个字，做到会念、会写、会解、会用。为此，他教得十分细致，战士们也学得十分用功。下午的时事学习，毛泽东给战士们讲解党的方针政策，红军的组织纪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东北三省的情况等。每讲一个问题，他都举生动具体的实例予以说明，使大家听得懂、记得牢。
学习期间，毛泽东还对大家进行不定期测验，对进步慢的战士“开小灶”，进行个别辅导。吴吉清因为以前从没念过书，一度成绩不怎么好。毛泽东耐心开导他：没念过书不要紧，要紧的是明确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干革命，这样才会自觉、才会有动力。一遍学不会，学两遍、三遍，总可以学好。毛泽东每天为吴吉清补习半小时，终于使他跟上了队。
看到警卫战士一天天在进步，毛泽东好不欣慰，多日疲惫的身心日渐舒展开来了，气色也就好些了。
置身群众 乐从中来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乡间过小年的日子。这一天上午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处的同志来东华山慰问毛泽东主席，顺便给他送来了一个月的津贴费和几条香烟。毛泽东让警卫班管生活的收下津贴费，将香烟退回总务处的同志，让他们送给在前方的战士。总务处的同志见状就劝道：“主席，你以前不肯收下香烟情有可原，那是缺货。可这回反‘围剿’胜利，我们缴获敌人很多香烟，战士们不缺它啊。再说，你现在是休养啊！”毛泽东微微一笑答道：“那好啊。只是听医生说，少抽点烟对身体有好处。你们看呢？”总务处的同志听了，联想到主席上山前不肯领取傅处长亲自送去的新棉衣，也说是要给前方战士，知道再劝也白劝，只好告别下山。毛泽东让吴吉清送他们一程。
吴吉清几个刚走下一个山坡，就见迎面上来两个怀抱东西的“老?”（这是外乡人对本地人，以及本地人对本地陌生人见面时表示亲热的一种称呼）。再近前，就看清两人怀里抱的是鸡。吴吉清便开玩笑地向总务处的同志说：“恐怕他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来慰问主席的吧。”总务处同志让吴吉清好好接待，他们就分手走了。
果然不出吴吉清所料，来人正是来看望毛主席的。他们就住在山脚下。吴吉清是会昌人，跟瑞金人同属客家人，彼此音相通、习相近，双方很自然亲热起来。来人向吴吉清说了许多红军来了以后，打倒土豪，分了田地的好处；说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好，这回来就是想当面感谢毛主席。吴吉清听明白后连忙打住：“这可不行，毛主席身体不好，他需要静养。”两位老?通情达理说，那就不打搅毛主席了，但一定要吴吉清把两只鸡带去给毛主席补补身子。吴吉清以纪律为由不肯收鸡。最后终于以老?收了鸡钱，吴吉清才收鸡的方式，解决了这场充满领袖与群众鱼水情深的争执。
回到山上，吴吉清把收鸡的经过详细跟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点头笑笑，却又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哎呀，你怎么不请老?来坐坐？”这以后，毛泽东就常常在饭余到山路上去散步，好像专门等那些来看望他的老?。山下老?见状，也就接二连三上去。有的只为看看穷人的贴心人，有的带点时鲜小吃给毛主席和警卫战士尝尝，有的尽情向自己的领袖倾诉心中的快意。来的人少，毛泽东就请他们到屋里坐；来的人多，就和大家一同坐在庙前的山坡上。毛泽东与老?亲如一家人，无话不谈。他向老?了解群众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红军家属及其公田的情况。问他们村里的干部有没有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行为。还给他们讲解当前形势，红军的任务，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等。老?也口无遮拦地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想，一股脑儿地告诉毛主席彼此往往谈得忘了吃饭和休息。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毛泽东应邀带着警卫战士来到山前黄家山村，和群众一道过节。只见村中祠堂里早已摆好一溜儿连台桌，桌上元宵、米果、花生、豆子、芋线、番薯干、糯米酒等，满满当当，应有尽有。这些都是各家各户自动拿出来与众人共享的。见到毛主席和警卫战士，大家争相招呼、道喜，请他们吃东西。毛泽东眼看群众兴高采烈，心中十分快活，也不断和大家说笑，不时尝尝东家的花生西家的酒。村中一位钟姓长者代表村人恭请毛主席入座上首，好行待客礼。毛泽东推让不过，才与长者分列上首左右席。长者致欢迎词，盛赞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给穷人带来的好处，感谢毛主席对百姓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听了热泪盈眶，接着说了一番发自肺腑之言。他反复说的，就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红军战士要时时记着人民群众，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念叨人民群众。在场的人无不为两人的讲话动情动容，宾主频频举杯，共祝红军多打胜仗，苏维埃日益强大，穷苦人日子越过越好。
身居一隅 心忧天下
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暂时离开了临时中央政府和纷繁复杂的军政要务。然而，置身于大自然和人民群众的舒畅惬意，并不能释解他对两件大事的牵挂。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侵略，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山没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当年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上海民众和驻沪第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战的消息。眼看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毛泽东不顾病体难支，奋笔疾书，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庄严昭告天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遗憾的是，这一及时表达了中华苏维埃和中国人民正义心声的《宣言》，却因为仍然没有如“左”倾冒险主义所希望的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直拖到当年4月15日才得以在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
更让毛泽东牵挂的，是三百里外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上山之前，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攻打抚州、吉安，还是攻打赣州。此前，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依据敌我条件，说明红军不可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也同意这个意见，无奈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执意要红军占领一座中心城市，将来作为中共中央总部的所在地。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然而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打赣州。大势已去，毛泽东喟然长叹。但他素以革命利益为重，临上山前还不忘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说：“前方有事，随时叫我。”
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的消息终于不期而至。元宵节后十来天，亦即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临时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副主席项英冒着蒙蒙细雨，骑马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战事不妙，红军腹背受敌，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但胸有成竹，与项英交谈了摆脱困境的办法。他送走项英后，依然不敢丝毫懈怠，立即让警卫班火速整理好所有的东西，准备下山。吴吉清他们忙而不乱，把借来的东西还给老，损坏了照价赔偿。炊事员抓紧做饭、开饭。
吃过早饭，天色更加阴沉，雨点也更大了。毛泽东见大家整理就绪，一声令下便带头顶风冒雨，踏着泥泞山路，离开了东华山。
回到叶坪，毛泽东顾不得洗一把脸，连忙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两个月前才起义、原先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赴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等他到达目的地时，前线已实施他的提议，红三军团顺利地摆脱了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