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出版“走出去”经历了探索、发展和深化的阶段,从服务外宣需求逐渐接轨国际版权规则,并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不断深入发展.文章通过梳理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历程,总结目前出版“走出去”尚未解决的政策、选题、形制、渠道和效果评估方面的问题,并紧密结合当下的国际局势和疫情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机 构】
：
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出版“走出去”经历了探索、发展和深化的阶段,从服务外宣需求逐渐接轨国际版权规则,并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不断深入发展.文章通过梳理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历程,总结目前出版“走出去”尚未解决的政策、选题、形制、渠道和效果评估方面的问题,并紧密结合当下的国际局势和疫情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其他文献
漫画从20世纪初在报纸上刊载就开始转变为探索其叙事潜能的媒介,经常突破品位的界限挑战传统.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条漫在突破媒介空间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叙事结构,这种先在的漫画审美经验与条漫新作品间的审美距离,造就了条漫独特的艺术特性.文章从条漫的再媒介化、数字出版的再生产、数字出版空间的新叙事语法以及全球数字出版接受四方面探讨条漫作为媒介的叙事空间与数字出版.
“刷剧”是受众常见的极端观剧行为,网络时代媒体与受众在博弈中达成的共谋,演化出不同以往的中国式“刷剧”模式.文章基于自决理论构建受众行为动机的内在需要模型与外在刺激模型,发现媒体的诱惑升级使得受众的“沉沦”成为必然.因此,这是媒体激发和引导受众追求幸福感,从而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方式.基于此,可以研究网络时代受众心理与传播效果间的关系,从而立足受众的行为动机反向评估剧集传播力的提升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在新闻舆论引导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宝贵的历史经验.具体包括:将党性原则融入舆论引导的政治观念、方向观念和服务观念之中,凸显党性原则的导向作用;发挥组织传播优势,将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紧密结合,提升舆论引导的动员力、传播力和影响力;通过先进典型反映社会现实,传播社会形象,弘扬时代精神,强化社会认同;注重舆论引导工作方法的时代创新,在“时、度、效”上做到有机统一;重视舆论引导工作队伍专业能力、媒介素养和综合素养的培育,提升舆论引导的能力.由此所塑造的舆论环境极大地推进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
社群的社会控制本质形塑了知识服务的从众心理和趋同行为,在“知识螺旋”的作用下,图书社群内部“知识+关系”动态场域的形成及空间转移建构了完整的知识转移体系.“知识场”成为图书社群知识选择、连接与转移的中间变量,关系网则借助知识交互与势差形成知识流动和社群稳定化.原始场、对话场、系统场、练习场四个场阶段的变迁诠释了知识与关系流动、转移、重组和升华的迭代逻辑,建构价值共同体、搭建多元信任体系、打造社群循环生态成为创造图书社群流量增长点的核心路径.
赋予出版物版式设计以邻接权是我国独特的立法安排,对出版业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立法从未对版式设计给出任何法律上的界定,在实践中引发了版式设计的作品与制品竞争,阻碍了创作者与传播者的协调与互助.为解决此问题,根据版权实践经验,版权管理机关对版式设计的界定提出了两种建议方案,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事实上,出版物版式设计是一种无独创性的劳动成果而非创造成果,立法赋予其对世权是为了帮助出版者控制其出版物的有序流通.基于此,文章建议将出版物版式设计在立法上界定为对图书、
以色列实体书店的发展与全民阅读习性、政府大力扶持有着重要关联.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阅读载体由固定的公共图书馆转向流动的图书馆,实体书店在阅读内容、阅读介质和阅读空间方面的巨大变化助推全民阅读的发展.以色列实体书店与全民阅读习性紧密结合,相互促成,走出一条新颖有效的转型之路,值得中国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挑战,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与建构中的一次考验.抗击疫情过程中,我国时政类期刊对整个疫情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报道.其封面设计在主题选择上擅长使用多样深入的全景画面,从不同角度多层次报道,注重挖掘平凡个体的抗疫实践,展现了纵览全局的国际视角与大国担当.在封面设计视觉符号的表征与建构上,采用多种不同的图像表现方式建构不同视觉时空,对图形符号进行想象与再结构处理,在图文耦合中共同建构国家形象.这些给中国国家形象设计以启示,即从微观出发,形成植根于日常的视觉叙事方式;从本土出
“十三五”以来,以网络文学和移动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出版“走出去”成为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梳理了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突出难题,就“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出版如何发挥“海量的信息、快速的传播、低廉的成本”等明显优势,开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局面,提出了加快数字出版“走出去”平台建设、拓展数字出版“走出去”选题范围、提升数字出版“走出去”产品翻译水平、加大数字出版“走出去”推广力度、加强数字出版“走出去”人才培养和资金保障五项发展对策,以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实体书业要想化解危机、突破困局,走一条长效发展的“疫”外变革之路,就必须从自身处境出发,扫清障碍,并积极获取外界援助寻求政府资助.文章以全球疫情背景下的瑞典实体书业为研究对象,从销量下滑、跌幅特征、延期出版和培训停滞四个方面出发,介绍瑞典实体书业面临的危机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调整常态化运营制度、发动粉丝型顾客援助、打造IP直播签售图书和推行沉浸式数字书展等面向后疫情时代的创新提振策略,以及补助工时薪资、补偿固定租金和补贴文化活动三种可供实体书业申请的扶持政策.这种逆境中“自救”与“他救”相结合的卓有
文章从法律专业知识服务盈利模式入手,首先分析了“基于B2G的垂直机构用户服务”“基于B2C的大众用户服务”“基于B2B2C的数字版权第三方平台服务”“基于B2B的自主平台服务”四种典型的盈利模式;然后论述了“法制图书数字营销”“在线法制教育”“在线执法培训”“知识服务平台”“法制知识服务解决方案”等法制出版知识服务盈利模式;最后就法制知识服务盈利模式问题及创新,提出了“宗旨”“战略”“主体”“核心”“保障”五个方面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