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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姥姥年轻守寡，带着四女一儿和瞎公公艰难度日。为栽培独子，遂遣4个女儿去纱厂做工，家中余一瞎公公、一稚子，雇了个长工，帮种4亩薄田。后来境況渐渐好转，随三嫚儿四嫚儿进京，遇“文革”。雇长工旧事被揭，太姥姥因“剥削劳动人民”挨批斗、遭遣返回乡。
　　“谁告的？”“那年月还用打听谁告的！幼稚！”
　　“后来怎么样了？”
　　“能怎么地，一小脚老太太，‘文革’结束又回北京了呗。跟三闺女也打，跟四闺女也打，最后自己过，每顿一小盅米饭，一口菜。大闺女二闺女三闺女都被她熬死了，最疼的小儿也熬死了。她自己活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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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姥爷年少来到青岛，在日本人开的大康纱厂工作，月薪两块银洋。就从这两块钱里头，再省吃俭用，牙缝儿里抠，攒钱在老家置了3亩田。想能种点地瓜种点菜吃吃，更要紧的是，姥爷当时还是打算将来告老还乡养老的。有地，心里踏实。
　　那时的土地还可以买卖，市价是25块银洋一亩。
　　没多久赶上了“划成分”，姥爷因这3亩地被定为“富裕中农”，成分不好了不说，3亩地也充公了。
　　老老实实在纱厂干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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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零年青岛实在没东西吃，你姥爷打发我回高密老家，看看有没有地瓜什么的，弄点儿回来给你两个舅舅吃——半大小子克罗猪，都太能吃了，肚子里边没有油水，格外消耗粮食。到了乡下一看，还地瓜呢，都在吃晒干了的地瓜皮……”
　　“地瓜瓤去哪了？”
　　“不知道。过清明，邻居老太太拿扫帚扫了面缸扫面板，扫出一小把面来，擀了张薄单饼，卷了根葱。怎么吃？左手握着单饼卷儿，右手往下拉那根葱，拉一下咬一口，一张单饼吃完了，葱还是完整的！她说，用根葱逗引着爱吃饭就行，葱就不用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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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老家，我妈去亲戚家走动，发现窗台上一片白花花的树根树叶子。说有次生病，抓了3副药，病好了舍不得扔，放窗台上晾干了收着，下次病了再拿出来煎着喝。我妈凑上去闻了闻，一点味儿都没有了。问，这是啥时候抓的药？
　　1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