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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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奚,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资深教授,首批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首批北京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支持计划杰出人才,首批北京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仁者,爱人”:孔子的道德
  修养学说
  “仁”的本义是“亲爱”,“仁,亲也,从人二”。“从人二”说的是“仁”字的构形,表示两个人在一起而发生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首先是两个人之间的亲爱之情,推而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仁”是一个人处事所应有的态度,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故孔子又说:“仁者人也。”“仁”与“人”互相定义,“仁”就是人的本质。这表明,古人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给人下定义的。孔子认为,万物之中唯独人有道德属性,因而凡是人就都有道德心,反过来说,没有道德心就不是人,就够不上人的标准。孟子重申并强调了孔子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是否具有道德心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以“仁”为核心概念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由于“仁”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孔子的学说就是仁学,甚至可以说,儒家学说就是仁学,儒学就是仁学。
  那么,如何做一个“仁者”呢?有两点我希望能和大家共勉: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所以不要把自己不愿接受的东西和方式用在别人身上。这是人际交往中的一条“黄金原则”,是维持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以“己所不欲”加之于人,必然会让他人遭受痛苦。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用现代的语言和观念来看,便是独立人格的确立。“达”, 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发展。孔子的人生哲学,不但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高,还要帮助天下之人共同完善和提高,这表明孔子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得到了国际公认,被称为“全球伦理的最低限度共识”。“仁者”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境界是一个理想中的境界,是理论上的最高峰、道德修养的极致,永远也不可能登顶。因而,孔子从来不说某人达到了“仁者”的标准,即使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孔子也只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认为自己也达不到“仁”的标准:“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这不是自谦,因为根据“仁”的学说,在道德修养的道路上,永远有攀登不完的高峰,道德修养是一辈子的事情,永远也不应该停止。
  但“仁”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切实可行的。孔子认为,“为仁”并不难,求仁之路就在脚下,要不要做一个“仁者”,是自己就可以决定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每一个普通的人,只要树立了求仁的目标和信心,就可以成为一个“仁者”。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实践“仁”,就看你有没有自觉性,肯不肯下功夫了。当然,要做一个“仁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点一滴地去做,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仁”的原则,平常时候贵在持之以恒,危难之际更要经得住考验。
  二、“养浩然之气”: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
  关于道德完善的问题,在孔子那里就是如何做一个仁者的问题,孔子为此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道理。但具体如何去做,孔子所言并不多,而孟子则对此做了重要的推进,他认为,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一步一步踏实地去做,完成道德修养所必需的具体步骤,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么,普通人要想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究竟要经过哪些道德修养的步骤呢?针对这个问题,孟子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学说,为普通人实现道德完善的宏大目标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循序渐进的具体方法。
  在孟子看来,人的基本道德观念有四种,即“四德”:仁、义、礼、智,人生来就有四种“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四德”的萌芽。“善端”虽然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善人,因为他拥有的仅仅是善的“端”。由于有了这个“端”,就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可能,否则道德修养就没有前提,人在道德上就是不可救药的。又由于拥有的只是个“端”,还不是完备的善,这就使得道德修养成为必要。
  虽然每个人都有先天的善性——本心、良心、赤子之心,但并不很牢固,在某些环境的影响下,甚至还会丧失。孟子称之为“失其本心”或“放其良心”,简称为“放心”。“放心”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他认为应该像把走失的鸡犬再找回来一样,要把失去的良心再找回来,恢复心中的善性,孟子把这称为“求放心”。“求放心”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失误的补救方法,是一种犯了错误再改正过来的方法。显然,一个人如果只是停留在“放心”与“求放心”的循环阶段,那他在道德上就不会有进步。与其出现道德失误再来改正,不如当初不失误或少失误。为此,孟子提出了“存心”的理论,他把能否“存心”看成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并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丧耳。”
  如何才能“存心”而使之“勿丧”呢?孟子提出的方法是“寡欲”:欲望越多,善性丢失的就越多;欲望越少,善性存留的就越多。运用理智的力量克服外物的诱惑,把欲望节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这是存心养心最有效的方法。
  不过,要想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还需要在“存心”的基础上进行更重要也是更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尽心”。所谓“尽心”,就是扩充善性的功夫,即培养心中的“善端”,使之充分发育成长。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善端”好比种子,具有成长成熟的一切潜能,只要坚持扩而充之,终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保住“善端”并坚持扩而充之,就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最终达到尧舜那样的境界。
  “尽心”就是把人的道德修养提升到最完美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标志,就是养成了“浩然之气”。有弟子与孟子交流,“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答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境界,是因为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而获得的一种无所畏惧的、充满自信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或道德力量。养成了“浩然之气”,就成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是十分完备的,他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必要性问题,讨论了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指出了道德修养的目标和最高境界。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提出了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的学说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了动力和信心——“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观念成为了儒家学派一个标志性的思想。荀子提出“涂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提出“满街都是圣人”,都是受到孟子这一思想的影响。
  那么,孟子道德修养学说有什么实践意义呢?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培养、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情操与精神世界,有利于历代王朝的长治久安。特别是他提出的“养浩然之气”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对于培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两千多年来,浩然之气早已被历代志士仁人演绎、升华为“正气”“气节”,匯入优秀民族文化的长河之中,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精神支柱。
  三、孔孟学说与君子人格
  儒家建立了丰富而完整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诚、敬、恭、宽、敏、惠、温、良、俭、让、慈、廉、中庸等,这些道德条目在孔子那里都已经提出,孔子于其中最重视“仁”。孟子在众多的道德条目中最重视仁、义、礼、智四德,汉代董仲舒在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定格为“五常”,成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人伦关系也定格为孟子讲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汉代以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其中“修身”讲的是对内的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对外的建功立业,合起来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讲的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讲如何做人的文化。儒家式的人生道路,最高的目标是做圣贤。圣贤的标准很高,普通人难以做到,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在道德上成就君子人格,做一个君子。君子人格虽然比起圣贤人格低了一个层次,但却不像圣贤那样难以企及,而是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够达到的、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两千多年来,君子人格深入人心,不仅塑造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而且对中华民族基本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子人格把个体的人格和国家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既强调对内的道德人格培养,又强调对外的奉献精神和使命感,这种人格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代代相传,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君子人格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前面涉及的仁爱、孝亲、仁义礼智等,主要还有如下内容:
  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指的是一种积极奋发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指的是一种宽厚博大的包容精神。
  2.正直坦荡。君子人格要求做人要为人正派,直道而行,讲究气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原则做交易,违背良知。君子要心胸宽广、胸怀坦荡。
  3.反躬内省。“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人格强调道德自律,凡事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问心无愧。遇到挫折和失败时,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苛求他人。孟子说,君子做事好比射箭,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身体,如果没有射中,不能怪靶子,也不能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而应该反躬自问,看自己是否站得端正,找出差距,这样才能有所提高。
  4.乐天知命。孔子认为,有些事情是个人无法选择、无法改变的,比如个人的出身、机遇,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君子应该乐观地对待、泰然处之,不怨天、不尤人。《周易》也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消极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事,只要尽心尽力了,就问心无愧。后人也把这种态度称之为“尽人事,听天命”。
  5.重义轻利。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也包括名;义指的是道义、正当性。义利关系问题亦称为“义利之辨”,是儒家道德学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儒家所有的道德观念最终都要落实在义利问题上,都要接受义利关系的考验。朱熹曰:“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程颢曰:“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在名利面前如何取舍,是检验一个人道德水平的试金石。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认为道义具有至上的价值,奠定了儒家在义利关系上的基本态度。不过孔子并没有完全排斥利,他只是主张“以义制利”,把利置于义的监督控制之下,在名利面前首先要考虑是否正当,是否符合道义的原则,在此前提下的“义然后取”,并非完全不要利。
  儒家的义利观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至今也不过时,值得我们在处理义利问题时认真借鉴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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